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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新篇》中的刑法改革思想

2017年05月26日13:25 东方法眼黄凌志 字号:T|T

核心提示:《资政新篇》在后世的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上,被拔高为后期的指导纲领。它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具有时代的远见和先进。其中往往被忽视刑法改革思想,值得我们关注。

  《资政新篇》一书,是太平天国乙未九年(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三四月间[1],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王干] (系统原因不能显示该字)到达天京后,提出的他将在香港多年接触西方思想和文明过程中所学到的治国理念,运用到太平天国政权中的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方案。所谓资政,是指帮助治理国政之意[2]。《资政新篇》的指导思想,便是颁行喧谕中说的“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全书分用人察失类(针对分散主义倾向强调统一领导)、风风类(针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恶习力求移风易俗)、法法类(关于政治经济改革的各项立法和政策)、刑刑类(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革刑法)四部分。这四类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制思想占有突出的位置,如同他在《立法制喧谕》讲的那样,“国家以法制为先,法制以遵行为要,能动性遵行而后有法制,有法制而后有国家”。

  太平天国的刑法,目前散见于《十款天条》、《太平条规》、《太平刑律》之中。其刑罚,分为枷杖(枷刑分枷一个礼拜、枷三个礼拜、枷七个礼拜等;杖责自五板至两千板)、死刑(分斩首示众、五马分尸和点天灯(“将人自顶至踵,裹以纸张麻皮,入油缸内浸片刻,倒植之以松脂白蜡堆足心,用火燃之,呼号之声,惨不可闻”),天京失守前增加樁沙、剥皮以惩治叛变)[3],以及不多见的“黜为奴”、“革职为奴”(如曾被封为燕王的秦日纲就因为屡吃败仗丢失城池被革职并带着“奴三载”的帽子继续办公。以坚守九江闻名中外的林启荣也曾被黜为奴)。太平天国的刑法规定过于严苛[4],死刑执行方式尤其残酷,与近代文明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

  洪仁[王干]在“刑刑类”中主张:一、“善待轻犯,宜给以饮食号衣,使修街渠道路…期满释回…改过自新”(对轻刑犯劳动改造),洪秀全批示“钦定此策是也”;二、“议第六天条(不好杀人害人)曰勿杀”(原则上废除死刑),洪秀全批示“爷(天父爷火华(耶和华))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三、“大罪宜死者…吊死”,即应当少杀,以绞刑来替代斩首、五马分尸、点天灯等死刑执行方式,洪秀全批示“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这两句批示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洪秀全是战争时期(今)奉天命(爷圣旨)伐暴救民(斩邪留正),杀敌人(杀妖),为保护人民杀犯法者(杀有罪),是奉天法,与第六天条所规定的是不同的。值得一提的是,在《资政新篇》颁布五十多年后,1911年1月25日公布的由沈家本主持制定的《钦定大清刑律》,才将绞刑规定为死刑的唯一执行方式,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尸等原有的执行方式。

  后世对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上,一度把《资政新篇》拔高为后期的指导纲领。然而从一个法律人的观点来看,在崇尚重刑主义的太平天国政权中,甚至在重刑主义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当时中国的整体环境中,洪仁[王干]在“刑刑类”中要求“善待轻犯”,改良死刑,对所有犯人都要求必须严格按照“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至妄生别议”,这些先进的思想无疑是值得称赞的。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就是平定太平天国后与曾国藩私下聊天并预言清朝不出五十年就要玩完的那位大神)在清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年)看到过《资政新篇》的庚申十年刻本,认为该书“其中所言,颇有见识…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能静居日记》)。

  太平天国政权以武力立国,终其世一直处在紧张的战事之中,因此武将的地位远高于文臣。洪仁[王干]虽然是“最开明的中国人,极熟悉地理,又略识机器工程,又承认西洋文明之优越”,然而因为他是前期无尺寸军功而凭天王族弟得以火箭式封王,且在负责指挥救援安庆的战役中一败涂地,所以“各王…不尊重其威权”(富礼赐《天京游记》)。《资政新篇》与洪仁[王干]的《立法制喧谕》、《钦定军次实录》、《钦定英杰归真》、《干王洪宝制》、《乙未九年会试题》等其他著作一样,并不在太平天国官方的二十九部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之中,而是他凭借着天王族弟的特殊身份,经洪秀全“旨准”后由官方刊刻发行的“个人文集”,所以其权威性更加有限。他作为“洪姓”总理朝纲,却要位居洪秀全的直系血亲之下,与“外姓”重臣的关系又处理得非常糟糕,并且他认为“除了他本人之外,天朝其他各王都是无知之辈”。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写下现存三万六千多字的供词里面,提到洪仁[王干]的仅有一处,面对曾国藩幕僚李鸿裔的讯问,表示“伪干王所编各书,李酋(李秀成)皆不屑看也”(《忠王答辞手卷》)。而英王陈玉成、遵王赖文光、辅王杨辅清被俘后各自留下的几百上千字的供词里面更是只字未提这位爵号一度多达五十二字的“执掌朝纲”的“一等王”。洪仁[王干]得不到这些执掌朝内外军政大权的武将的支持,其改革的意图自然就更加难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天国后期已经由具有农民民主性质的政权蜕化为封建神权的君主独裁政权,洪秀全醉心的是“家天下”和“洪氏江山”,对《资政新篇》这种带有资本主义民主法制思想的改革纲领,自然只能是在实际上将其束之高阁。就在《资政新篇》颁布后的第二年,洪秀全下令重新刊刻《天朝田亩制度》,而《资政新篇》参照西方治国之策,正是意在否定《天朝田亩制度》冀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消灭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别的空想,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转移到支持和依靠私人资本主义上来。随着太平天国的封建化进程的加剧,洪仁[王干]也由一名最初的“改革者”转变为洪秀全“既得利益集团”中最忠实的“鼓吹手”。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随着洪秀全的病逝、天京的陷落和洪仁[王干]被凌迟处死于南昌,《资政新篇》中描绘的宏伟改革蓝图,便成为了洪仁[王干]这些当时“先进中国人”的终天之恨。而他曾经试图在中国刑法历史上留下的那些点滴,也随着太平天国政权的覆灭,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让后来者鲜有所闻。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

  注释:

  [1]据洪仁[王干]被俘后的供词记载,洪仁[王干]于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三月十三日到天京后即封干天福(王爵以下的六爵的第三等爵),二十九日封干天义护京主将(六爵的第一等爵;执掌朝政和军务的五军主将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蒙得恩、前军主将陈玉成、后军主将李秀成、左军主将李世贤、后军主将韦志俊)。四月初一日,封九门御林开朝精忠军师干王,赐福千岁同八千岁(即便当时唯一的王爵、远征不归的翼王石达开回朝,也只能是洪仁[王干]的下级)。洪仁[王干]到京后未及一月便封得王爵,引发了朝中重臣的不满。封王后,洪仁[王干]“作有履历及天文理势、资政新篇,各皆心服。”旋即,洪仁[王干]“见众将中唯陈玉成忠勇超群,乃保奏王爵,旨准封为英王,诏明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内外不决问天王……”考虑到洪仁[王干]来天京之前是“弃行李一空”,且陈玉成也是在己未九年四月封王。因此,《资政新篇》七千多字的腹稿,必然是洪仁[王干]在香港所呆的七年时间里所形成的。

  [2] 唐·释道宣 《叙元魏太武废佛法事》:“帝讳焘,以明元帝泰常八年即位,时年八岁,尚在幼冲,资政所由,唯恃台辅。”

  [3]据记载下限到清咸丰六年(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公元1856年)《贼情汇纂》一书,太平天国中“绞与军流无闻焉”,即没有绞刑和流放的徒刑。

  [4]太平天国的刑律中,如“三个礼拜不能熟记十款天条”、“下级官兵见上级官爵出行未回避或未跪于道旁,而是冒冲仪仗、对面行走”、“聚集饮酒”、“从事挑濠沟,筑土城等军务时口出怨言”、“辱骂官长”、“念诵教习妖书(太平天国印书以外的出版物)”、“聚人演戏”、“赌博”等行为,其结果都是“斩首不留”。“口角争斗,持强斗架,不问曲直(俱斩)”、“反草通妖之人…通馆通营皆斩首”更是带有连坐性质。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刑法的严苛和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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