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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案不同判,男法官偏重女法官偏轻?

2011年01月27日15:32 东方法眼 王学堂
   
 

核心提示:在广东省两会上,律师、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在审议两院报告建议由政法委牵头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理由是现在法官自由裁量的尺度太大,类似的刑事案

  在广东省两会上,律师、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在审议两院报告建议由政法委牵头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理由是现在法官自由裁量的尺度太大,类似的刑事案件,不同的地方往往量刑也不一样,即便在同一个庭,往往男同志判决偏重女同志偏轻,“被告最后判多少年,一定程度上要凭运气。”(2011年1月26日南方都市报)

  “被告最后判多少年”,很多时候确实说不准,除了法官自己外;“判多少年一定程度上要凭运气”,更是事实,因为在法院法官中也存有“鹰派”和“鸽派”之争,有时你碰到了仁慈派法官手里,自然可能少坐几天牢。反之亦然。

  但“往往男同志判决偏重女同志偏轻”,似乎与我所知的事实并不太相符。

  2005年8月16日法制日报四版一则新闻摄影《回访未成年犯罪》,配图文字介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发现,未成年犯更希望由年龄稍大一些的女法官主审案件”,是否果真如此,大家可以考虑。

  我们知道,一般认为,女同志具有心细、耐心、同情心强、善于倾听等特点,更适合于从事幼教、护理等行业,给人以妈妈的感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该规定自1991年2月1日起试行)第四条也规定,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少年法庭由审判员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少年法庭的审判长应当由知识面广、政治和业务素质好、熟悉少年特点、关于做失足少年思想教育工作的审判员担任,并且应当保持相对的稳定。少年法庭的人民陪审员一般由熟悉少年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工作的人员担任;也可以特别邀请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教师、干部或者离退休人员等担任。少年法庭的审判人员中应当有女审判员或者女人民陪审员

  可见,从最高法院的有关指导精神看,也是认可女法官对未成年人犯较男性法官具有更好的教育、感化作用,并通过司法解释的作用予以规定,对全国各级法院具有约束力。这项规定与该项调查结果看也是相一致的。

  但笔者作为一名供职于基层法院的法官,却一直持一个相反的论点,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女性法官并不比男性法官更为合适。一些年龄稍大的女法官,或许是更年期的原因,对未成年犯罪人不但不会产生如自己孩子的慈爱之情,反而脾气暴躁,动辄训斥。对中年女法官,因为要相夫教子,还有繁重的家务和应酬,估计脾气也好不了哪里去。这不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在孩子眼里,妈妈是“母老虎”、“河东狮”》一文介绍,2005年湖北省“楚才杯”作文比赛,3000名小学生不约而同地将妈妈刻画成“母老虎”、“变色龙”、“河东狮吼”等形象;对年轻未婚女法官,因为现在实在太少(要大学毕业,再通过司法考试,然后再经任命,估计一般要30岁左右),这个年龄一般在小城市,也就是中年女法官了。

  事实上,男性法官更具柔情。我所供职的单位少年法庭庭长就是一位中年男性法官,但其对未成年人被告人的爱心,苍天可鉴!或许一个单位不具有代表性,笔者又电话询问了几个兄弟法院的同行,不想他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他们说,现在在家里打孩子这样的差事不都是女方在行使吗?这不正是“慈父严母” 社会现象的体现吗?

  行文至此,笔者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自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第七条规定,审判第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可以由审判员或者由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组成。依照法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除外。第八条,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的审判长,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审判员担任,并且应当保持其工作的相对稳定性。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并经过必要培训的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干部、教师或者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等担任。

  由此,最高法院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已经否定了必须有女法官的要求。不知这与笔者分析原因是否适当,或许歪打正着。但代表了最高法院的一种态度。

  妇女儿童等弱者的权益需要特别维护,但它不应损害被告人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我们的司法并不单纯是保护弱者的司法,更应该是一个对任何当事人都是公平的司法。否则,在被害人为残疾人或者老年人的案件中,要求残疾人陪审员或者老年人陪审员参加,这样的逻辑是荒唐的。

  司法的根基应当是权利的公正保护而不是弱者权利的维护。它应当通过被动、中立、客观、置身事外的审判界分各方的权利义务,最终达致社会的整体正义,而不应片面地代表某一方的利益,即使是弱者的利益。法官应当是公正裁决事实、适用法律的人,而不应仅代表弱者的利益而成为对其他当事人的控诉者。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实际更多的是为了维护裁判的公正性进而维护司法的最终利益),我们设计了回避等制度,又设计了很多用来阻隔法官和当事人产生不当联系或避免法官预定结论的措施。

  网上赫赫有名的法院故事作者东方绿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女法官开庭更爱训人的故事》。东方先生是上海一基层法院的法官。他的观点我基本同意。

  曾经多次在各类文章中写到,女法官审判案件比较耐心细致,而直接经验却告诉我,情况并不如此。我看到的最耐心细致的法官是男法官,而比较凶的法官大多是女法官。从心理层面分析,也许正是由于女法官总体上相对于男法官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均处于弱势,要更为情绪化,因此希望在庭审中通过音量、气势、节奏等方面压倒当事人、律师甚至书记员,取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和优越感。训人预防上诉的故事中女法官的言行,实际上透露了在庭审中对被告人凶,多少是有些害怕被告人上诉的因素,属于外强中干。对于当事人和律师而言,司法公正不仅包括结果公正,也包括过程公正。由于总体上女法官开庭比男法官更爱训人,因此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应当对于女法官进行更多的庭审业务和心理培训。

  训人训服帖的故事。我在房产庭办案时,由于刚开始房产庭只有一名人民陪审员,一名女法官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经常让我也参加她的合议庭。这名女法官平时还不算太凶,可每到担任审判长开庭时,一认为当事人或律师有不妥之处,就会训斥人,不仅声音高亢,而且持续时间还很长,训得当事人或律师像灰孙子一样不敢吭声。我就坐在她旁边,受到的噪声污染就更加厉害。可她资格比我老,我也不便当面批评她。

  训人训不服帖的故事。房产庭还有一名女法官,据说也爱训人,我几乎没有参加过她担任审判长开庭的合议庭,因此没有什么切身感受。可是有一回,她在调解室开庭时象往常一样地训人后,由于代理律师资格比较老而不买帐,与她争吵了起来,还想到院领导那里告状。最后如何收场我也不十分清楚,反正这次开庭是不欢而散。

  训人预防上诉的故事。我在办公室和研究室期间,曾10多次参加刑事合议庭审判。我见到有的女法官在担任审判长开庭时,既不让被告人坐下,又对被告人很凶,还经常打断被告人发言。我问她:“一般情况下,我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就让被告人坐下来,而且好象也没有必要对他们那么凶。”女法官说:“开庭时对他凶一点,让他先作好不利的心理准备,在宣判时量刑稍微轻一点,他就比较能够接受判决结果,这样就不会上诉。”我想,这种说法属于先小人后君子。如果开庭时比较温和,而量刑结果却比较重,先君子后小人,被告人心理会更承受不了。后来,我听到一名女书记员说:“这名女法官有时根本没有理解被告人的意思,就打断了被告人的讲话。”

  连男书记员也要训的故事。我在研究室听一名女书记员说:“我在民一庭开庭时,有的女法官对当事人很凶的。她对我还算客气,可是听有的男书记员说,她是训完原告训被告,训完被告训书记员。”我说:“我看到和听到女法官对当事人和律师凶的情况蛮多的,而男法官对当事人凶的只听到过一个。”

  连女书记员也要训的故事。我在研究室对一名女书记员说:“听说民三庭某某某蛮凶的。”她回答:“是的。我开庭时,这名女法官不仅对当事人很凶,而且认为我的笔录不符合要求,对我也很凶。当时,我当书记员时间还不长,而且身体也不方便。”我说:“我发觉凶的基本都是女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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