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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禅城的乡土司法

2011年01月10日14:55 东方法眼 王学堂
   
 

  1、佛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城市,毗邻港澳,又因地缘的接壤受华南中心城市——广州的辐射和影响特别大。乡土人情呈现出鲜明的“二线城市”特色。她既不像一线大城市那样有发达的市民社会阶层和现代公民意识的存在,也不像传统乡土社会那样存在着人缘、地缘、血缘之间的密切联系。这里既有原居民的熟人社会传统,又有因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而带来的陌生人社会因素,总体而言,目前的佛山正处于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未来的陌生人社会转变的历史转折期。

  因为社会的成分变动以及现代因素的介入,导致一些在熟人社会中的许多既有的、行之有效地调整人际关系的方式(如组织深入家庭调解纠纷、以家长制为主的议事机制、各种民间纠纷协调机构等)在佛山已经成为是明日黄花,已经不再起作用或者说主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生活节奏加快,特别是公民自我意识、权利意识的膨胀,人口的大量流动更使人和人之间的实际交际范围事实上在减小,许多矛盾纠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利而产生并因缺少合理、畅通、快捷的化解渠道而诉诸法院甚至寻求其它不合理的解决路径。

  反映在基层的矛盾纠纷上,佛山新类型争议多,争议总体数量大,民转刑等恶性、不良事件时有发生。和谐社会并不是不发生矛盾,而是要在矛盾产生后有合理的处理机制,例如有人给我们调解,调解不成去法院。而不能动辄以杀人为代价,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民主法治的意义所在。

  2、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的传统司法方式之间的现实矛盾,特别是大量纠纷涌入法院、司法局限功能所带来的“案结事难了”的困境,基层法院作为最基层的司法单元、第一道防线,面临着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能力的挑战。

  当前最重要的是在司法的人民性和能动性是找出路。原有的收案增长率、结案增长率、审理期限缩短率、上诉率、发判率、服判息诉率等考核指标,尽管对审判管理有一定量化作用,但整体讲效果并不好。如果我们看一看从北京到地方各级政府信访机构门前的信访大军,我们就知道答案。这也会让人感觉困惑,为什么司法界、法院内部的较高满意率与民众的认同度有较大差距?庞大的信访队伍又是哪来的?在其他法治国家为何没有这种“中国特有”的“信访不信法”现象?

  就我个人看来,目下的中国解决上述问题最根本在于原来乡绅阶层的缺失。这些人往往是有点钱有点闲有点名望的仕人。村(族)里人有矛盾找到他们,他们一说和,矛盾就消失了。你能想像他们这些人会收双方当事人的礼物吗?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名声很重要,而且本身他们也不缺少经济基础,甚至于他们为了调解或者调解结案后,可能出资请双方吃个“说和饭”。可惜,我们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士绅这个阶层。如何在司法中引入乡绅的因素,或者说发挥这部分人的作用,是目前解决司法公信力不高、民众信任度不强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3、佛山禅城区法院实现了三个方便的突破:比如:在事前介入,在交警队建立交通巡回法庭、在劳动所建立劳动巡回法庭,在事前将大量的矛盾解决;事中不盲目追求结案率,采取一个时间内结案数除于受案数的结收比考核办法,追求均衡结案,同时建立专业化的法庭,将民一、三等传统法庭合并成大民商审判庭,同时成立劳动庭和交通庭;事后,实现信访和诉讼的分离,解决老百姓的信访难。

  对这些措施,我想民众是认可的。

  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历来有“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之争。就我看来,基层法院作为试验田所贡献出的改革智慧是弥足珍贵的。

  我国古代名医扁鹊就有治未病、初发病、重病的三期区分法,这说明我国古代人对事物的认识是到位的。联系到司法,亦是如此。

  因此,禅城法院针对审判的一般理念,在诉前预防、诉中审理和诉后平息上做工作,可谓抓住了“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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