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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佛山发生的司法个案

2010年11月08日15:25 东方法眼 王学堂
   
 

  ——在佛山市南风讲坛上的演讲

  (2010年11月7日星期日 佛山图书馆)

  谢谢诸位牺牲您宝贵的休息时间,来听一个普通法律工作者的讲座。

  这几天,佛山两级法院正在庆祝建院60周年。60年来,法院审理了大量案件,现在是每年6—8万件左右。加上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的,初步算来发生在佛山历史上的案件有近50万件之多,但你如果不是这些案件的当事人,你能记得几件?即便是曾经轰动一时的那些案件,黄文义案、冯宝华案、何丽琼案、张海案、成瑞龙案、甘锦华案,你现在还有印象吗?

  今天,我将用90分钟时间,从近百万宗案件中选择那么几起典型案件,来和大家共同探讨,相信大家会在回顾中感慨自己的青春不再,会在法律中体味人生百态。

  我是5年前的2005年,来到佛山工作的。但我关注佛山,却是在很久以前。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因为陈志盛入户抢劫案。

  (播放视频)

  陈志盛(绰号“大唛成”),男,1969年2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三水人。2003年7月11日因涉嫌犯抢劫罪被抓获。 2003年4月16日晚,陈志盛的弟弟陈志滔到三水六和镇买鸭,装满一车鸭途经六和镇濠江山庄时,因为那里是大斜坡,陈志滔在拐弯倒车时,将濠江山庄门前的车棚撞烂了,有几个人过来拦着叫下车,山庄老板先说要陈志滔给1000元,后又说最少也要1800元,少一分也不行;还说不修好车棚不让走,陈志滔怕耽搁久了车上的鸭子会闷死,便凑够1800元给山庄老板。上车时,陈志滔便用电话将此事告知上诉人陈志盛,说刚刚在濠江山庄给老板“屈”了1800元。第二天晚上21时许,上诉人陈志盛伙同汤志荣、“湛仔”、“唐哥”(三人均另案处理)开摩托车去到佛山市三水区六和镇濠江山庄,由汤志荣和“唐哥”负责看守值班服务员符勇芳及李素颜,上诉人陈志盛拿一条长约1米多的木棍和“湛仔”冲到该山庄山顶曾华忠的宿舍,拍开门后便强行冲入曾的宿舍,上诉人陈志盛则索要曾华忠“屈”其弟弟陈志滔1800元,并用木棍殴打正在浴室洗澡的被害人曾华忠,将曾的头部打伤,梁丽文则马上从抽屉里拿出人民币1000元交给陈,上诉人陈志盛收钱后,与同案人一起离开现场。经法医学鉴定,被害人曾华忠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 另查明,修车棚实际费用300多元,还有部分未修。

  三水法院以入户抢劫罪判处陈志盛10年徒刑。佛山中院认为当初陈志盛完全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解决问题,而不能强行进入别人家中明抢,因此维持了原判。

  请让我向大家介绍一个法条。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入户抢劫的……。

  大家在今天看到这起案件,会有什么样的心情?

  惋惜陈志盛遇到事情不依法解决?认为法律规定的太苛刻?怀疑法院的法官太教条,质疑司法不公正?

  我们看出,依照《刑法》的“明文规定”判决,是严格遵守了“罪刑法定原则”。但为什么大家感觉不公平?

  我在这里要向大家特别介绍一下陈志盛辩护律师的意见。

  辩护人郑兰运律师提出:

  (一)上诉人陈志盛的行为是一般的民事纠纷,根本不构成犯罪。

  理由如下:

  (1)被害人曾华忠勒索被告人弟弟陈志滔现金1000元人民币与被告人向曾华忠要回现金1000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2)曾华忠、曾华兴勒索陈志滔1000元,直接导致陈志盛找曾华忠要回被勒索的1000元人民币;

  (3)结合本案看,被告人的行为纯粹是为了帮弟弟出头,挽回弟弟被人敲诈的损失,根本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并且没有产生严重的危害性,所以,被告人向曾华忠要回1000元是事出有因的。

  (二)被告人的行为不具备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理由如下:

  (1)被告人不具有抢劫罪的主观要件,即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2)被告人的行为也不具有抢劫罪的客观要件,不能由此就认定陈志盛构成抢劫罪。

  就我看来,这个辩护还是比较到位的。可惜,没有被法院采纳。

  今天想起陈志盛这个案件,就让我不由想起许霆案。如果陈志盛案件发生在今天,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不能想像。

  但我要告诉大家,许霆案判无期本身是没有错的。发回后适用的“法定刑以下量刑”制度也不是新鲜东西。但由于程序上的限制非常严格,实践中报至最高法院复核的减轻处罚案件少之又少,几近于无。激活“法定刑以下量刑”这项制度还很难,我们期待着所有的“许霆”们都能享受这种法律制度的恩泽。

  我们从陈志盛案可以看出,认定抢劫“入户”否量刑相差很大,认定入户与否是判处十年以上或以下的分水岭。其实不只是刑期不同,罪犯“待遇”更有差异。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那么,什么叫“户”呢?2000年11月17日《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户”的法律含义。但司法实践中理解上仍有争议。

  学生宿舍和旅馆是否属于该司法解释上规定的“户”?旅馆和学生宿舍不属于这一范畴,特别是旅馆,对于旅客来说,仅只是休息的场所,同时旅馆也不应当认为是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学校也不应当认为是单独封闭的场所,而且从司法解释的内容看,强调的是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户,在这一点上,学校和旅馆都难以划入其列。在刑法修改过程中,曾有学者提出过以“入室抢劫”来代替“入户抢劫”的观点,最终没有被立法机关采纳。查字典可知,“室”是指“屋子”,而“户”则一指“门”二指“人家”,考查法律根源,更知学校与旅馆难能认定为“户”。

  我再举个例子。2001年10月10日晚,被告人陈清泉携带掺有安眠药三唑仑的饮料等物品,在南京市建邺区南湖沿河村路边搭识被害人危某某,以进行卖淫嫖娼为由,进入危居住的南京建邺区某小区二零一室。在进行卖淫嫖娼后,被告人陈清泉让危某某喝下掺有安眠药三唑仑的饮料,待危昏迷后,劫取其人民币一百余元、戒指等物。当被告人陈清泉离开房间时,被危某某的同居男友冯某某发现,冯追赶下楼将被告人陈清泉抓住并追回被抢物品。2008年1月3日,被告人陈清泉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针对这样一个案例,3月26日的《江苏法制报》刊发了张松涛的文章《从立法本意分析“入户抢劫”的构成》。文章认为危某从事卖淫活动,抢劫发生时,危某的住处相当于经营场所,不具有“户”的功能和特征,不是入户抢劫。4月1日检察日报6版刊发了李勇的文章《卖淫女的住处,就不是“户”吗?》。文章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并不以某公民是卖淫女就不再保护其居住安全。卖淫确应受到道德谴责甚至法律惩处,但当卖淫者的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害时,也应受法律的平等保护,这是法治国家的宪法原则。

  仔细读取,感觉两文章各有可取之处,但又均有可非之点。个人认为:江苏法制报文章认为不构成入户抢劫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法律理由不对;检察日报的说理是正确的,但结论不对。

  因为:入户的非法性是构成入户抢劫的前提。

  合法入户,是指行为人经户内居住者同意而进入的情形;非法入户,是指行为人未经居住者同意而擅自闯入或虽经同意进入但尔后在被居住者要求退出而拒不退出的情形。行为人抢劫故意形成后,入户是否得到户内居住者明示与默示同意,对入户抢劫的构成有何影响?尽管理论上有分歧,但一般认为对“入户抢劫”的构成是有影响的。关于入户目的非法性的表述,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采用了“为了实施抢劫等犯罪”的字样,一方面限制了非法性目的的范围,只能是为了抢劫罪等犯罪目的,对于行为人为实施其他犯罪如杀人、伤害等犯罪目的侵入他人住所的,或为了实施违法行为侵人他人住所的,如卖淫、赌博等活动的,均不符合“入户目的非法性”的要件;另一方面入户目的又不能只限于为了实施抢劫犯罪,还应包括为了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而入户,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情形;第三个方面是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必须发生在户内。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是指抢劫的实行行为。有的情况下行为人是在户外实施暴力,比如扔石头或施加语言威胁,逼迫受害人交出财物,虽然也对户内的受害人直接产生了遭受暴力侵害的现实危险,但还不属于发生在户内的狭小空间中的、难以躲避的侵害,毕竟行为人尚未侵人户内,不宜认定为暴力发生于户内;反之,对于行为人非法侵入他人户内实施抢劫,受害人逃出户外,其暴力行为延伸至户外的,仍应认定暴力行为发生于户内。

  这些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案例证实。

  2009年7月16日凌晨,卖淫女胡金连(另行处理)将河南在上海打工人员宋家荣带至其暂住地卖淫嫖娼,宋家荣支付了嫖资250元。当日早晨7时许,宋家荣欲从胡金连手中抢回嫖资,持刀将胡刺伤。

  法院认为,被告人宋家荣采用暴力手段劫取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依法应予惩处。那么,是怎么惩处的呢?

  闸北法院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

  再说一下最近一个改判的案件,但愿对陈志盛案有所借鉴。

  据法制日报2008年12月2日报道:

  2004年3月25日晚上,王立峰伙同杨龙、徐东钧、祝桦均、王华君、夏其军等人,持刀抢劫了设在上虞崧厦浙海村何某家里的赌场,共抢得2000余元现金和8只手机(合计人民币6000余元)。同年12月,上虞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抢劫罪(入户)判处王立峰有期徒刑11年,杨龙、王华君、祝桦均、夏其军、徐东均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至6年不等的刑期。2008年10月,绍兴市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11月28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采纳了检察机关提出的“原审判决将该案认定为‘入户抢劫’不当”的理由,以(2008)绍中刑再字第4号判决书,撤销了一审法院对王立峰等人抢劫的量刑部分,以抢劫罪判处王立峰有期徒刑6年,杨龙、王华君、祝桦均、夏其军、徐东均等人的刑期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判。

  综上,进入卖淫女的住处抢劫还是不能构成“入户抢劫”。

  从抢劫罪开始,我开始综合讲一下今年9、10这2个月内佛山发生的法治事件。

  大家看电视,应该发现不少法治类节目,中央电视台有今日说法,还有个以法治为主的12频道。

  就我们佛山电视台,有个《法治佛山》节目是检察院办的,还有个《佛山110》,由公安局办的,我只要有时间就看一看。佛山市人大正在创办一个综合法治节目。大家可能都疑惑,为什么老百姓这么喜欢法治节目?

  特别是最近市委提出了文化建设,这里面当然的应该包括法治文化。你会常听那些法治节目中、还有法学专家都在讲法治文化这个词。那么,什么是法治文化?估计没有一个人能给出明确答案。法治文化,就我看来,是一种将法治思想贯穿于文化传统的传播进程。

  最近,我连续参加了几个法治文化研讨会,我得出了个结论。“弘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是法治文化的内核。

  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法治文化。自古至今,窦娥冤、胭脂、十五贯、杨乃武与小白菜等涉法故事在大众中有广泛传播。至于《包公案》、《施公案》、《狄公案》、《海公案》等公案小说更是脍炙人口。甚至于四大名著里面《三国演义》(夏侯惇被劫持作人质,韩浩救他,曹操说“不顾质”)、《红楼梦》(葫芦僧判葫芦案)、《水浒传》(潘金莲婚姻不自主下嫁武大郎)中涉及官司的描写比比皆是。就是神话小说《西游记》中也有真假美猴王的断案,以及民女与女妖精的法律区分。可以说,翻阅中国小说的历史,可谓“无法(律)不成书”。至于今天的生活中,更是“无法不谈”,因为法治社会中法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样的小说有故事,有情节,有断案,有正义,自然也会引起广大百姓的喜爱,于是经年而不衰落。当然,上述公案小说很大程度上在宣扬因果报应的佛法思维,还难能与今天的法治文化相提并论。但毕竟通过其传播我们老百姓从中看到了一些法治的因素。

  我先说“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法律也是这样,总是追求真诚的东西。

  网名为“天涯蓝药师”的顺德北滘中学高三语文教师因为一部描写东莞桑拿行业的网络小说《在东莞》而在网上迅速成名,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部给他带来网络浮名的小说也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他于2010年9月26日被东莞警方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刑拘。(2010年9月28日南方都市报)

  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无论他是普通网民还是网络知名作家,如果涉嫌犯罪,不管是渭南书案中谢朝平的非法经营还是该案中的传播淫秽物品,自然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史界有句名言,“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所以,我们要为普通网民“天涯蓝药师”说话。

  因为对“天涯蓝药师”的刑事处分,却让网民感到隐约的不安。因为网民的网络发言,是一种言论表达权(宪法第三十五条)。当下的中国,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事实上已经成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首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2010年7月1日起,芬兰把“宽带接入权”确认为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芬兰也是首个立法确认“宽带权”的国家。

  事关公民宪法基本权利,要求我们对网络言论予以追究时不能不慎之又慎。在我国,因言生罪、陷作家于绝境的事并不少见。

  我们当然承认,网上的言论往往带着网民个人和一时的感情色彩,容易呈现两极化,极端地赞成或者极端地反对。但只要我们同时承认,网络已经成为社情民意的重要表达渠道,就要求我们确实对之不宜动辄得咎。

  “天涯蓝药师”的作品尽管如其太太所言虚拟,但桑拿、东莞厚街等一些真实事件和场所的描述,难免给当地形象造成一定影响,特别是在今年全国大规模扫黄的背景下。政府或有不满亦是正常,但言论之争还是置于“你说我辩,你论我驳”的平等层面更好一些。政府部门要早说多说主动说,以权威、客观、主动的信息驱逐不良言论,防止以讹传讹,以正视听,而不能效仿穷图匕现的“准院士”肖传国之流以拳头对付方舟子,最终成为天下人笑柄。

  在网络言论违法犯罪事实清楚的前提下,依法处理并不难!但在公民正常行使言论表达等私权与公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界线不清的前提下,动用司法强制措施就尤需谨慎,特别是作为公权力,要容忍因公民行使舆论监督、行使知情给自己带来的不便,而不能拔刀相向!辽宁“西丰事件”等大量的“抓记者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前事不远,后事可鉴。

  我们还注意到本案所涉网络监管中还有一个言论自由表达权与他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两者之间的博弈。监管过严,网民表达权将不复存在;监管过松,易造成他人损害。两者之间如何协调,可惜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路径。或许,这也正是东莞警方的委屈所在。

  因为关系到公民的宪法权利,所以我们期待东莞警方能给网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但作为法律人,我们一定要用真心真意真情来对待人和事,永远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因为我们接触的都是弱者,很容易产生此种思维。我们要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始终投向远方,而不是指责别人,即便有时是善意的。这是我们法律人在传播法治文化中必须要牢记的。

  震惊全城的三水杀婴(未遂)案尘埃落定。杀婴母亲周某犯故意杀人罪被三水法院一审获刑2年。该案的判处结果在“新三水”论坛发布后,引发网友热烈争论,逐渐形成了判决太轻派和适当两派。(2010年10月27日佛山日报)

  那么,“割喉案”该重判还是轻处?其法理依据何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溺婴”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比较,无论是犯罪的起因、动机的卑劣程度,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对社会治安的危害程度来看都有较大的区别,量刑上一般采取从宽处理的原则。

  另一方面,我们的法律虽然讲求惩罚功能,但更强调矫治和养成功能(亦称教育功能)。刑罚不仅是对犯罪人的一定权利和利益的剥夺,而且还表明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行为的否定的评价,道义上谴责犯罪分子,这对于犯罪人以及其他人都寓有教育的意蕴,如果没有教育这一因素,刑罚同样不成其为刑罚。

  这让我们想起了当年司法界和民间都有较大争议的一个案件。2007年1月5日晚上6点左右,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五棵树镇五棵树村农民杨立喝了半斤白酒,被父亲杨柏青责怪,二人厮打起来,杨柏青被打倒后当场死亡。事后,他将父亲的尸体抱到驴圈旁,编造了父亲被驴踢死谎言。2007年6月,白城市中级法院以杨立因犯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其死刑。判决后,检察机关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抗诉。11月,吉林省高级法院再次审理此案,判处杨立犯故意杀人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因不服父亲教育而杀死父亲并伪造现场、嫁祸于驴,这样的孽子真是罪大恶极!但是本案特殊性在于被害人与被告人是父子关系,案件的社会危害和刑罚的影响更多地集中在被告(害)人家庭上。法官在走访被告人家属时,被告人的母亲和哥哥有“还是希望杨立能多活几年”的想法。因此,要综合权衡案件对被告(害)人家庭的影响。

  其实,杨立杀死父亲,如果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父亲杨柏青也不能起死回生,杨家就因为一起案件失去两人,他的亲人自然不希望这样,因此,法律考虑了人性和亲情因素,对这个不孝不义之子亦法外施恩。

  这再次说明,法律绝不是无情物,法官也绝对不是“吞进法律条文和法律事实,吐出正确判决”的自动售货机。事实上,法律的温情后面隐藏着对人性的尊重。

  在这个意义上,对割喉案从轻处罚是有法理依据和群众基础的,因为即便是不处罚,也没有人愿意效仿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毕竟血浓于水。

  两支健身舞蹈队因为争用高明荷城广场的一块宝地而产生纠纷,先是用音响音量”一比高下”,后是板凳区分“楚河汉界”,直到惊动了区文体旅游局从中斡旋。(2010年9月1日佛山日报)

  本来健身是好事,但因为地盘之争进而演化到“江湖地位”的高度,就必须要给个说道。

  广场是公共空间,你在上面可以跳舞,那我在上面进行健身也不违法。但广场就那么块巴掌大的地儿,至于可以健身跳舞的风水宝地就更小了,地小人多资源有限,不能都满足双方需求,自然就有了利益纠葛。

  当然,荷城广场的名分不可能是两支健身舞蹈队,因为如果给了这2支,再来第三支怎么办?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员给出的轮流坐庄式方案也不现实。

  那怎么办?总不能来个“全武行”吧?

  中国传统的“先来后到”是个解决方案。

  谁先来,谁先拉起队伍就由谁来先使用场地。

  其实,现实生活中先来后到并不少见。我们到银行,取号排队,按顺序业务;一群老太太看到广告有个超市对前50名顾客有优惠,鸡蛋每斤便宜了5角钱。于是争先恐后购买,一大早就带着板凳在超市门前自觉排除。有人不自觉插队,老太太们群起而攻之,“快滚后边排队去”。

  这就是一种规则。路边小摊贩卖东西的也差不多,大家都急着买,卖东西的不乐意了,“我只有两只手,你们得一个个来”。于是大家自觉按先来后到购买。

  2010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著名小品演员郭冬临和著名影星牛莉联袂演出了小品《一句话的事儿》。小品中有个情节,女主角的姐夫敲门,郭冬临和牛莉因为刚刚在电话中说了谎话而都不愿意去开门,于是通过“剪子包袱锤”的表决方式来决定开门人选。双方一比划,结果郭冬临赢了,郭按常规让牛去开门。牛莉一扭头说,“赢的去(开门)”。于是郭冬临只好不情愿地乖乖去为大姐夫开门。

  相信大多数人看这个情节只能会心一笑,谁让你事先不讲明规则的?或许也有人看作是丈夫对妻子的一种疼爱。其实这就说明了规则的重要性。规则不明确,自然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而如果事先约定,那无论是输还是赢的去开门,相信都会愿赌服输,即使是你不心甘情愿,也只能埋怨手气臭,别无此法。因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法治社会就是一种规则社会,要求人人生活在同一规则之下,不因人的性别、年龄、长相等等外在、非人力可控因素而适用歧视性待遇,适用不同的衡量标准。我们古代人都知道“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因为人家用公斤称你用八两称肯定行不通。这些,无不说明规则统一的重要性。

  法律,就是规则统一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仅此而已。

  2008年11月,周钊泳趁市民陈小姐申办信用卡之机,用手机偷拍陈的身份证、行驶证等资料,后找人伪造上述证件并到中国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以陈的名义申办信用卡,套现共计人民币3.9万余元。同年12月,周钊泳帮市民彭小姐办理银行信用卡时,私自留下彭的身份资料复印件,以彭的名义申办信用卡,套现共计人民币7.1万余元。近日,其被一审因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刑5年半。(2010年10月26日南方都市报)

  这一案例再次加重了市民对自己身份证使用安全的焦虑,诸如“身份证复印件一定要记得标上记”提醒大行其道。其实,这样的提醒是个伪命题。

  今年3月份,公安部负责人在答网友时指出,“公民丢失身份证后,无需办理挂失和登报声明。如果居民身份证丢失被他人冒用,冒用者及审查部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丢失证件者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问题由此而产生:身份证丢失都不用承担责任,那么身份证复印件有多大法律效力呢?所以,大不必对身份证复印件的防被冒用技巧抱以信心。

  为何“如果居民身份证丢失被他人冒用,丢失证件者不用承担民事责任”?

  因为身份证只是身份证明。而居民与对方进行的消费、服务等合同中,除了出示身份证明以表明自己是某某人外,更重要的是要用双方签字,合同才能成立,这里强调的是人和证的合一。单纯持有他人身份证甚至复印件(除非有合法的授权委托),对身份证件上的人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可以说,签字/盖章才是合同的成立要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冒用身份证并不产生实际作用,当然“冒用者及审查部门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不是丢失人。

  当务之急,一是要消除有关部门在身份证的“迷信”,坚决制止动辄要求市民出具身份证的不良现象;二是从市民方面,对自己的身份证及相关信息确实要适当保护,一者防止被人冒用,更重要的是防止自己的民族、住址、年龄、身份证号码等个人隐私被泄露,给自己的生活安宁权带来侵犯;三是公安机关要加大对冒用、泄露他人身份信息等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以确保公民的身份信息隐私。

  要之,许多人认为市民一旦丢失了身份证,被冒用后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后果,这是对法律的误读。

  说起当百姓,大家都有一肚子委屈。

  佛山市民陈小姐最近有点烦。她在祖庙路一家宾馆开了个空调房,因为退房晚了24分钟被加收10元。(南方都市报2010年9月14日)

  住得起空调房,相信陈小姐自然也付得起这区区10块钱。但陈小姐就是有口气出不来,她不想当这个冤大头,如果你宾馆早提醒我注意退房时间,我还会迟延退房?

  陈小姐的问题现实生活中并非少见,你到百度搜索一下关键词“14时退房”,就知道。对这个问题,真是公说公有理。消费者的理由是住宿一天应该是24个小时,宾馆搞“14时退房”是服务缩水;而店家给的理由是“14时退房乃行业惯例”。

  对这事,有行业协会在说话,也有专家在论证,估计许多人仍然会蒙馇馇,“14时退房”大概是这么回事吧?要不人家都这么说?再说“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惯例;你跟他讲惯例,他跟你讲国情”,总之他有理。

  有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词叫“潜规则”,说是潜规则其实就是明规则,难道说14时退房也是潜规则?我们知道,所谓行业惯例,是指特定行业中经过长期业务活动而形成的一些通用习惯规则。再说,惯例也可能违法。举个例子吧,当年因为你缴纳电费不及时立马就会被拉闸限电,哪怕你家里有病人急用也不行。你去找供电公司,人家说,谁让你不预先缴费的?你再急下跪也没辙,因为这事都怨你自己啊。人家电力企业做的是买卖,一手交钱一手送电。但这个惯例今天被打破了,“经催告用电人在合理期限内仍不交付电费和违约金的,供电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中止供电”(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看清了吧,今天这种惯例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了。

  从法律上分析消费者和店家的关系,专家们的文章浩如烟海。我就不想再说了。我倒更同意陈小姐的那句话,您“14时退房”,我没意见,但您得提前告诉我一声。我愿意,咱们就签合同,我住您这儿;如果我想找个消费完24小时的,此处不留爷,自我留爷处,处处不留爷,我回家里住。我另找地方还不行?

  就我看来,无论是宾馆搞14时退房还是消费满24小时退房,都应该与消费者说明白,事先提醒一下消费者,别搞“店大欺客”的行业惯例。所谓言之在先,莫谓言之不预也!这样才会你好我好大家好。

  当然,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如果您没有事先提醒,对不起,这个责任得由酒店来负。

  至于陈小姐的那10块钱,就这样算了吧,(酒店)该放就放,别让自己总是那么累。

  这就转入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善。

  摩的大佬的摩托车撞上了出租车后想逃逸,被出租车司机逼停。谈及赔偿,摩的大佬双手一摊:没钱。出租车司机逼迫他给亲友打电话,也没人来帮助。这样折腾了近5个小时,赔偿是一分没拿到,出租车司机反而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刑。(佛山日报2010年10月28日)

  通过非法拘禁的方式维权是不妥当的,法院的判决说明了这一点。债权人从昔日的受害者到今日的阶下囚,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利的行使必须依法,而不得率意而为,否则举剑伤自己。

  那面对交通事故侵权,该怎么样索赔?

  相信大多数有车族对我国现有事故处理模式下的处理程序之繁琐、保险索赔之难深有体会,事故发生后协商难、鉴定难、责任认定难、处理难、理赔难,这成为阻挡受害人权利实现的“五道关口”。因此,私下协商解决成为许多人的不得已之选。

  但面对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肇事者,相信就是法学专家也没有办法,因为张手变出钱来的只是舞台上的魔术而不是现实。如果我们把视线投放在上古时代,那时犯罪(包括今日的像欠债不还这样的民事纠纷)被视为氏族之问的冲突,也就是被害人与罪犯(债务人)之间的冲突。在没有阶级、军队、法庭、监狱,也没有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法的原始社会,当个人的正当利益遭受侵犯时,解决的手段是残酷的血族复仇和“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例如,古罗马《十二表法》规定,债权人有权拘捕、拘禁甚至处死债务人。这些手段在法治社会已经失去了作用。

  当然,我们可以告知出租车司机依法行使权利。这其实更多是托辞,因为无赔偿能力、无当地固定住所的侵权人,法院有什么办法?起诉、答辩、开庭、一审、二审,这样的判决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往往成为“一纸法律白条”。

  当然我们现行的法律可以告知债权人诉讼有风险、风险自行担的道理,但我们的债权人能否就此解释心悦诚服?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到珠海法院视察时所说,“有人说国外的法院执行率也很低,30%、50%、70%之说的都有,但是我们不能跟老百姓说这些。判决了就必须执行,中国老百姓对司法的要求有自己的特点!”

  或许,要让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受害者明白不是所有的伤口都可以用法律来弥合,明白有些事情应该自认倒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可惜,认识这一点,无论对普通者百姓还是官员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美。

  面对ATM机遗留下一张信用卡和一沓百元大钞,在高明一纺织厂工作的陈兵不为所动,将卡和现金交到了荷城派出所。(2010年9月9日佛山日报)

  见到“银行卡”和“钱”这两个词,估计国人都会想到那个叫许霆的山西娃。

  不知道这位拾金不昧的佛山陈兵先生当时是否想到许霆案,但相信大多数国人在此时此地此景下,大都会想到这个案件。毕竟每个人在白花花的钱面前都会动心,但动心可以动手不行,因为许霆案件已经告诉我们,动手就会有牢狱之灾的。

  我们已经进行了全国规模的普法长达25年之久。但就我看来,对老百姓最好的普法教材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生动活泼的案例。试想,如果这个案件判决许霆不构成犯罪(许多法学家有此观点),那会是什么样情况?估计许多人会见财起意,这不是社会所应提倡的。

  我们必须强调,法律在追求真善美的同时,也在抨击假恶丑。

  我再讲一下反面的东西。

  一是假。

  我非常不喜欢一些律师对法律问题的解答。不是说他们的解答不对,但你按他们的解释去做,你会发现他们的解释真的没有实际功用。

  1996年4月,河南农民晏庆海到佛山南海一公司打工,2008年7月突发气胸病后被公司拒之门外,2009年9月他被诊断为尘肺病(职业病),当年10月被认定为工伤。如今,失业两年的晏庆海自学法律,并历经两次劳动仲裁和5起索赔官司,但维权仍然在继续。(2010年8月30日南方都市报)

  我看到不只一位律师就此解答过,无非是晏的合法权益受法律的保护。这样的解答有用吗?

  我们要追问,晏庆海维权一定要靠自学法律吗?

  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我对晏庆海在“村文化室抄写法律条文”、去书店“购买简易的法律单行本”,“天天坐在床边背法律条文”能否打赢劳动官司确实持有怀疑态度。

  仔细分析晏庆海的劳动维权,“请律师太贵”当然是事实,但晏庆海不知的是我国有法律援助制度,他本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由国家出钱为其指定专业律师帮助他免费打官司;另一方面,我国还在劳动行政管理系统中设立了劳动保障监察制度,以通过行政手段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种行政投诉途径由专司劳动监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既专业又免费,可谓一条方便快捷的维权途径。即便是晏庆海不服上述行政决定的,仍然可以通过仲裁、诉讼等途径来维权。但由于劳动保障监察机关的介入,该机关调取的证据将会减少晏庆海的举证责任和诉讼成本开支,这些公权力的介入无疑对其是有益无害的。

  但执着于自学法律维权的晏庆海没有走捷径,当然,我们的法律宣传不够,使他不知道有捷径可走也是重要原因。这是晏庆海们的悲哀,更是法律的无奈。

  恶。

  一位女司机在佛山顺德容桂南区一十字路口等绿灯时,被敲破车窗玻璃抢走了20万元。这位英勇的女司机沉着应对,先是高速追赶迫使一名劫匪被摔下摩托车,之后再逆行撞倒第二名劫匪,当场夺回被抢的20万元现金。(2008年7月3日《广州日报》佛山新闻A35版)

  这位“网上最英勇”的女司机给我们法律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追赶歹徒,驾车相撞行不行?

  从理论上讲,当然无可非议。那当歹徒实施犯罪时,失手将歹徒撞死能否免责?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可以免责,毕竟司机也只是平常人,而且是在特殊的紧急情形下,我们不能苛求他的行为必须恰如其当。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法律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保护某种利益的同时,对该种利益也必然有所约束,甚至某种程度上会反过来损害了初衷所意图保护的那种利益。正当防卫作为国家赋予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它既不是一种报复,更不是一种惩罚。凡是权利都要有所限制,无限制的权利是特权,而特权是危险的。

  现在我国不能搞“撞了白撞”、“撞死活该”的做法。因为根据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即便是歹徒实施暴力犯罪,也不一定非得判处死刑;即便按罪应死,非经法院依法定程序判定也不得执行。反之,司机就成了拥有司法特权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群体,这是违反法治精神的。

  正当防卫的实质就是“私人执法”(与国家司法权相对应),而公民个人执法的度由于种种原因是很难掌握的(甚至国家执法事实上也存在这种可能)。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从利益平衡角度分析,还是不鼓励司机撞歹徒为好,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撞了之的做法还是少用或尽量不用,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毕竟有着太多的尴尬与无奈(无论是可怜的汽车司机,凶狠的歹徒,还是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是与否来回答面对歹徒该不该撞这个高深的话题的。

  我再讲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

  近年来,随着银行卡类业务的发达,特别是银行柜台业务的少窗口、长排队、多时间,大多数人都别无选择的成了“卡奴”。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发行银行卡20.66亿张。这个数字大约是全国总人口的1.5倍。

  如此大量的银行卡,如此数量的持有人群,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银行卡的取现安全问题也成了民众的心头之患。不法分子在ATM机上安装非法设备,窃取储户银行卡信息和密码,并利用复制的银行卡窃取储户银行卡存款,这种情况时有耳闻,身边朋友也有此惨痛经历。

  这不禁让我们忧心忡忡,“我能够幸免于难吗?”

  不要埋怨我们普通民众杞人忧天,因为在犯罪手段智能化的当下背景下,仅仅6位数字的密码确实非常容易被人破解。而一旦中招,损失就不是少数。

  更让老百姓想不通的是:作为专业金融机构,银行对服务窗口设备负有监管义务,尽管已经安装录像设备,但不能及时从录像信息中察觉犯罪分子非法安装设备的行为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银行设备也对伪卡没有识别能力,才是犯罪分子得逞的原因。

  这种情况下银行该不该赔偿?

  我们老百姓的质问得到了法院的肯定答复。

  禅城法院日前对这样一起储户告银行存款失窃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银行支付储户陈先生遭窃的13.8万元以及利息。(2010年10月15日佛山日报)

  在浩如烟海的新闻中,我们不能忽略这则并不长的短消息。

  因为这是目前看到新闻中禅城法院继2008年6月判决潘先生全额获128万元万元及相应利息,2009年11月陈女士赔偿损失15100元及利息后的第三起,事实上这三起判决说理有所区别(一起是违约之诉,两起是侵权之诉)。

  这一则说明了当前银行卡类争议的增多,另则说明禅城法院的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银行要承担责任。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老百姓还不知道,银行也不自觉,而法院似乎也没有搞明白。这一切造成了今天此类案件的乱象,银行该不该赔付,该赔付多少没有定数。

  丑。

  死刑本身是丑恶的,从来没有人认为刽子手是个光荣的职业,尽管国家杀人是合法的。

  或许与广大善良的佛山市民开了个玩笑,去年佛山公、检、法曾达成共识,将盗窃犯罪的起刑点从2000元降为1000元,还写入了当时的会议纪要,但形成书面材料报送省高院审核时未获通过。(2010年9月15日)

  这让佛山认定盗窃罪的起刑点下调为与广州统一的1000元的努力最终成为了美好愿景。

  那为何省高院无视佛山民众的心声而执意不批呢?

  一者从长远看,以降低起刑点打击盗窃犯罪的效果并不会立竿见影。我们当然承认,降低盗窃犯罪的起刑点数额,短期内可能会产生一定作用,但是不要迷信这就能长远减少盗窃犯罪。盗窃犯罪是我国第一大犯罪,也是历朝历代的惩治重点。根据公安部提供的数据来看,盗窃犯罪的立案数量一般占所有刑事犯罪立案总数的70%,有时甚至高达80%,占全国各级法院审判的刑事案件总数的20%—30%。刑乱世用重典。秦律规定“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赀徭三旬。”即盗采他人桑叶,重量不到一钱的都要罚作劳役三十天。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曾记载:“张乖崖为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旁巾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钱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乖崖援笔判曰:‘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就为小吏偷了一文钱(当时没有贪污之说)丢了性命,不可谓不严厉。但就如此严厉的刑罚,盗窃犯罪为何仍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因此,单纯靠降低起刑点打击盗窃犯罪,作用不能说没有但不会太大。

  隋文帝自以为是个好皇帝,可是社会秩序一直不稳定,即使在京城里,白天也会常常发生强盗案件。他很苦恼,召来了大臣们讨论治安问题,可没有等大臣们说话,他就自己有主意了:立即下达一个特别法令:能够揭发强盗罪犯的,将强盗的家产没收后给揭发者为奖赏。这个法令下达十天半月里,京城里果然安宁了一阵子。可不久就出现了新的犯罪形式:一些无赖专门在路上放置一些财物,等着有些家产的富家子弟经过捡拾,就冲上去抓捕,押到官府去邀赏。这类案件被隋文帝知道了,索性又改法令:规定“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盗赃超过一个铜钱就要处死。以后再加重:盗取赃值一个铜钱以上、附近“闻见”的人如果不告发的,也要连坐处死。从此4个人一起偷一根小木料,3个人一起偷一个西瓜,被发现都要被处死。这个特别法令公布没多久,有一伙人竟然绑架了政府官员,这些人也不要钱,只是要官员传话:“难道我们是为了钱财来的?我们只是为了让官府里的其他人员一起来试试连坐的滋味。你给我们去报告皇帝,自古以来,没有国家立法盗一钱就处死罪的。你如果不去报告的话,等我们下一次来,就把你们全杀了。”隋文帝得到了报告,知道这伙人实际要转达的意思是,如果坚持这个法令的话,他们就不做强盗而是去造反了,反正造反和偷盗一样是个死罪。隋文帝立即下令废除了这个“盗取一钱弃市之法”。

  二者不能有法律万能思想。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一般来说,应该是那些在社会生活中带普遍性、反复出现、用其他调整手段难以解决、最终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解决的问题。既然是最终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就不是凡事都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更不是凡事都需要自始至终依靠国家强制力,因为国家强制力也是一把双刃剑,该用不用要吃亏;运用不当、运用过分又会产生负面社会影响,因而运用国家强制力是需要十分严肃、慎重的,不可能什么问题都用法律手段去解决即最终依靠国家强制力去解决。

  盗窃犯罪是多发犯罪,佛山民众深受其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要用法去解决,法并不是万能的。盗窃犯罪的产生有经济原因,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更有个人原因。佛山经济发达,盗窃犯罪率高,但经济落后地区并不见得盗窃犯罪就少,不过是由于经济原因,盗窃的所得有多少之分而已。

  三者降低起刑点与刑罚轻缓化(轻刑化和非罪化)的司法潮流不相符。我国刑法拟定的修改案中,就有13个罪名取消死刑,这是我国目前轻刑化的最好例证。最高院副院长张军在学术会议上曾提出应提高现行贪污受贿(5000元)的起刑点,这也可以看作是最高层的一种动向,那就是不提倡降低起刑点。省高院之所以没有批准佛山降低盗窃罪起刑点,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目前司法机关还是应该将主要精力应用在重大犯罪上,对于轻微的盗窃,采取治安拘留、劳动教养等方法都可以解决;另一方面,打击盗窃,更应该依赖于“人防、物防、技防”这样的三防手段,而不能单纯的依靠降低起刑点。

  最近医学业界著名的肖传国教授认为打假英雄方舟子通过媒体、网络对其学术“打假”,从而导致其未能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是雇凶伤人,被北京警方于2010年9月21日下午5时因故意伤害罪在其参加学术交流时在上海浦东机场被警方抓获。从学术之争到刀枪相见,这是一种学术之丑,也是社会之丑。

  与方舟子受害同天的8月29日。

  凌晨四五时,卖豆腐的小曹从佛山张槎的加工厂出来准备去送货,突然被一帮陌生人拿刀乱砍,他腿和脚多处受伤。他怀疑是市场卖豆腐的竞争对手雇人所为。但报警至今,凶手依然没有抓到。小曹说,“我是个卖豆腐的,却连这小本生意也做不安宁。”

  他告诉佛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杨建华,市场里隔壁还有另一家卖豆腐的,因为抢生意,对方经常无故找岔生事。(2010年10月22日佛山日报)

  大家看到,晚于小曹案件的肖传国一审都已经宣判了,小曹的案件还没有告破呢!这一次,佛山市领导共接访群众857人次,看来反映问题的人还不少,事先预约被接访的小曹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很多人没能被接访。

  不同人的境遇差别有多大?

  据确切消息表明,肖传国的父亲是赤壁市原政法委书记,弟弟是咸宁市公安局副局长。

  肖传国也算出生在法律世家了吧?难道说他一点法律不懂?打死我也不信!

  相信高知肖传国在作案前一定会有利益比较,我是做呢还是不做呢?雇人行凶后破案的可能性是大的还是小呢?

  没成想,他真的计算错了。一是他对公安机关的破案手段没有与时俱进,仍停留在旧有思维上;二是他不知道打假英雄的名人效应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警方绝不放弃。也别怪自己傻不傻,因为正应了那句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那么,何时警察也像保护名人方舟子一样,及时、迅速、高效地保护我们的小曹、我们这些平头百姓的人身安全呢?

  我们期待有一天会这样的。

  讲一下如何证明你是企业的员工?

  在佛山务工的重庆人何易2007年8月4日入职工某公司,5日晚工作时不慎从高处坠地,造成轻伤。历经劳动仲裁和法院一、二审,均因何易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与该公司有劳动合同关系而败诉。在市检察院提起抗诉后,历经3年奔波,何易最终获一次性赔偿5万元。(2010年9月7日佛山日报)。

  28岁的江西籍女青年吴双在江门市区某酒店从事陪酒工作,2010年7月19日上班,21日凌晨,疑因醉酒从三楼坠落地面,仍在治疗中。因酒店方不承认其系单位员工,吴双撤销劳动仲裁转以消费者身份打侵权官司,蓬江区法院业已受理。(2010年9月7日南方都市报)

  大家看到,报纸记者给这位先生化名何易,真是这样,打个这样的劳动官司谈何容易呀。

  我淫浸于司法界多年,发现无数在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角力。特别是发生争执后,劳动者总是千方百计找自己是员工的身份证明,而用人单位则尽力矢口否认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这是当前用工市场乱象之一。

  劳动者要证明自己是用人单位的员工到底有多难?劳动关系也是一种类合同的协议(劳动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支付报酬),本来口头协议亦有效,但由于当前社会诚信度太差,我们的法律规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必须要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甚至于强调“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类似规定可谓中国独有,且对用人单位要求之严苛亦世界少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纸面的要求与用工的现实还存有不少的差距。但饶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在其中还是给用人单位规定了1个月的宽限期。特别是这种刚上班不几天就发生争议的情况,如何证明自己的员工身份,其困难之大是非亲身经历难以想像的。

  从理论上讲,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考勤记录;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都可以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

  何易之所以能够最终胜诉,就是因为该公司给何易开据的制服押金单上,清楚注明“今收到何易工程员制服押金200元”,如果没有这份押金单,何易的胜诉可能就悬之又悬了。

  而对吴双来说,因为所从事的行业暧昧,连这样的制服证据也没有。至于“其他劳动者的证言”,因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导致目下寻找证人是件并非容易的事,更是难以取得。

  因此,就我看来,我们当前对劳动者的普法,不能只在大而无用的层面,而应该更多在细节上告诉劳动者一些维权技巧,如洽谈用工的证据固定等等,因为只有这些小节才会最终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我们要有证据意识。读佛山历史资料,发现佛山也有一个这样的“孔老夫子”。他名叫李待问,是佛山籍第一个官至尚书的仕宦。李待问生父李畅八十岁时纳陈氏婢女为妾,待问为陈氏婢女所生。孔子对其父应该没有印象,但毕竟还是其父健在时所生,还有更可怜的,那就是遗腹子。不幸的是李待问就是遗腹子。

  学过法律的人都知道,在“家国一体,宗祧继承”的封建社会,“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你的出身问题不但关系到个人的荣辱而且事关江山社稷。

  陈氏婢女自知身份卑微,心恐被人非议。相信这也是人之常情。身为遗腹子的李待问当然会遇到这些出身问题。老爷死了,凭什么你说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是老爷的骨肉?那时候又没有DNA亲子鉴定。

  李畅(李待问之父)便将平日心爱的象牙骨雕刻的苏扇取来,在上面题诗一首:“八十岁老翁,临老入花丛,生男李待问,生女唤娇容。”

  写毕将扇赠与陈氏婢女,作为她日后正名份的物证。

  等于说,李待问之父已经声明,陈氏婢女所生之无论子女,均是我的亲生骨肉。这有点像国际私法的上的非婚生子女准正制度。不管如何,我当父亲的确认这是我的婚生子,你还有什么话说?

  想来还是古人聪明一些,一纸文书,解决了多少难题。不似今天,完全靠这种学名为“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体的DNA鉴定(据说准确率已经达到99.9999%,所以相信科学的民众对亲子关系更多的寄托于这一堆数字和那些仪器上)。

  在中国,谈法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大家总是把法律当作对别人适用的禁令,对自己来说则是以规避法律、逃避法律监管为乐事,甚至于当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某年月日,我做了一件违法的事,没有被发现,真是万幸呀!许多人不只是内心沾沾自喜,更是在别人面前夸夸其谈。

  偏偏是守法、守规则的公民则成了胆子小,没有男人气。不只是那些胆大者看不起,似乎这些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我怎么这么小心翼翼啊?

  其实,就我看为,还是大多数人对自己生命和安全的不珍惜。总怀有侥幸心理,总认为自己福大命大,不会出事。

  朱元璋当年曾教导官员,“守法度者最快乐!”

  可惜,不只他怕官员不听他的话,他的子民甚至子民的后人们也不听!

  因为我们不珍惜自己,所以别人的也不珍惜我们!这就是现实的循环报。

  因为时间关系,我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讲座后提问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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