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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转军人马歇尔

2015年10月21日14:02 东方法眼陈夏红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马歇尔的父亲是弗吉尼亚的农民,曾参加过早期的独立战争。

马歇尔

  近二十年前,贺卫方教授一纸《复转军人进法院》,使国人开始直面司法界的乱象,官方也开始职业化的司法改革。其实,复转军人进法院的事儿,不光中国有,美国也有;而且,复转军人在美国进的法院,可是最高法院。

  这位复转军人,便是马歇尔大法官。

  马歇尔生于1755年,卒于1835年,今年恰逢他诞生260周年、逝世180周年。马歇尔的父亲是弗吉尼亚的农民,曾参加过早期的独立战争。正所谓出门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马歇尔二十岁那年,革命风暴席卷弗吉尼亚,他毅然投笔从戎,先是参加当地民兵,后参加大陆军,转战各地,在摧枯拉朽地击溃英军的同时,也立下赫赫战功,最后军职为上尉连长。1780年,时年25岁的马歇尔退役。我们现在很难说清这五年的军旅生涯,给他的性格乃至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后人追慕其在美国司法史上的重要地位,无疑不会忽略这段戎马倥偬的经历。

  马歇尔退役后,进入威廉·玛丽学院,师从乔治·威斯先生学习法律,和托马斯·杰弗逊也算是由同门之谊。在短短三个月的培训后,马歇尔即获得执业资格,成为弗吉尼亚执业律师,事业上大红大紫。两年后,他又被选为弗吉尼亚州议会议员,政治生涯也开始起步。

  马歇尔的联邦主义观念由来已久。早在从军期间,他对各邦民兵的混乱与低效就感触颇深,深感建立强有力联邦政府的重要性。1788年弗吉尼亚议会辩论是否接受联邦宪法,马歇尔是联邦宪法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他后来曾回忆到,“我作为一个弗吉尼亚人参加独立革命,闹完革命变成了一个美国人”。

  起先,马歇尔对担任公职兴趣不大。他先后拒绝过华盛顿、亚当斯对他的许多任命,这些职位中既包括联邦总检察长、驻法公使,也包括联邦大法官。1799年,在帕特里克? 亨利的大力支持下,马歇尔当选联邦国会议员,成为总统亚当斯在国会的铁杆同盟之一。此后未久,马歇尔接受亚当斯的任命,出任联邦国务卿。他上任伊始,美法关系不断恶化,公海上的美国商船饱受法国骚扰。尽管亚当斯总统的政策是严守中立,但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美国政坛主张对法宣战的声音甚嚣尘上。1800年9月,马歇尔派出新的外交使团赴法谈判,最终废除1778年《美法同盟条约》,重申公海自由原则,一触即发的美法战争偃旗息鼓。这是马歇尔外交生涯中最耀眼的成果之一。

  1801年初,马歇尔接受提名,出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这一任命和1800年的选举有很大关系。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选中,民主派杰弗逊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而在同时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联邦派也一败涂地。在当时的党争态势下,联邦派只有打赢司法领域的卡位战,才会维护其岌岌可危的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亚当斯总统连续在司法领域布了多枚棋子。他任命时任国务卿马歇尔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则是卡位三部曲中极为重要的一步棋。除此之外,在新总统和新国会履新前,亚当斯和他的同僚们还推动1801年《司法法》的通过,将联邦法院大法官人数从六位减少到五位,名义上是为了不出现僵持判决,实际上是减少新总统提名大法官的机会;增添三个联邦巡回法院,由此增加16个联邦巡回法官的职位,使得联邦巡回法官数量增加近一倍。在哥伦比亚特区,正式建立华盛顿特区市,亚当斯由此获得任命42名特区治安法官的机会。1801年3月2日,大量的联邦派被提名为特区治安法官;次日午夜,即将换届的参议院匆忙批准这42位“午夜法官”的任命。

  这便是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背景。马伯里是这42位特区治安法官之一,而麦迪逊则是新任国务卿。按程序,华盛顿特区的治安法官必须要由总统签署、国务院盖印后,任命方能生效。由于任命的次日即新旧总统交接,各方面都忙乱不堪,马歇尔更是忙地团团转,他一方面要向麦迪逊移交国务卿事务,另一方面要以首席大法官身份主持总统宣誓。乱中出错,其中有17份治安法官的委任状未能及时送出。

  新班子上台后,早已对此深恶痛绝的杰弗逊、麦迪逊,则立即下令扣押这批未及送出的任命状,一扔了之。除此之外,杰弗逊还促使新国会通过1802年《司法法》,废除新增设的联邦巡回法院,砸了16位新任联邦法官的饭碗,另外还重新安排最高法院开庭日期,改一年两次开庭为一年一次,迫使最高法院关门达14个月之久。

  马伯里不干了。治安法官算不上大官,但对他来说仍然是千载难逢,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此机会。于是,他和其他几位受害者一道,将麦迪逊告到最高法院。由于最高法院临时关闭,该案于1803年2月,才摆在马歇尔大法官和他的同事案头。

  有意思的是,马歇尔作为当事人,理应回避该案。但他要回避的话,由于其他两位大法官未出席,这样只有三人,便凑不成法定开庭人数。权衡再三,马歇尔还是顶着质疑,坐在了法官席上。

  1803年2月24日,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尘埃落定。马歇尔将其中的问题分成三个部分:首先,马伯里是否有权得到其委任状?其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该权利受损时,政府是否有义务提供救济?再次,如果政府有义务提供救济,是否该有最高法院下达执行令?鉴于当时联邦最高法院权威不足,马歇尔聪明地对前两个问题给出了肯定行答案,而将对第三个问题持否定性态度,——马歇尔提出,最高法院是否有权发出执行令,取决于其管辖范围;该案中的执行令,理当由哥伦比亚特区基层法院下达。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通过对1789年《司法法》第13条的审查,认定其违宪而无效,由此确立最高法院对国会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传统。通过这种论证,马歇尔不失原则地维持了最高法院的尊严,使其在激烈的政党斗争中屹立不倒,而又恰如其分地限定最高法院的范围,由此使其免遭羞辱。

  事实上,马歇尔在大法官任上,还审过其他许多案子。而在马歇尔之前,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已初具萌芽。但各种因缘际会,使得马歇尔因为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而名满天下,联邦最高法院也因此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中不可忽视、不可替代。伟大如马歇尔者,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过这一天?

  2015年6月25日于上海长宁华政园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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