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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真的当过被告么?

2012年07月18日21:34 东方法眼 王学堂
   
 

核心提示:上世纪80年代,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为了解决法官的住房问题,跑财政要钱,跑城建要地,终于被准许在西交民巷建一幢六层的宿舍楼。

  身为法律人,很早就在微博上注意到了这一条博文。

  @赵建国律师:80年代中期,最高院在西交民巷建一栋六层宿舍楼。建到三层多时,百姓为采光权,向北京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起诉状赫然书列“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定代表人:郑天翔。西城区法院受理并最终判决最高院败诉,最高院只好将第三层拆除,留下一栋两层宿舍楼。

  当时就会心一笑,因为这则博文内容太熟悉了!

  即便如此,也没有矫情到上述内容一定与自己有多大关系,毕竟这是一个法律事件。

  后来,看到这则博文后面有赞的,有质疑作者@赵建国律师是编造谎言的,也有老法官出来证实的。

  按作者@赵建国律师 所解释,该内容摘自湖南教育报刊社主办、特别关注杂志社合办的《爱你》杂志,2012年第7期第94页。

  已经向他求证这篇文章的题目、内容及署名,称是个小故事摘录,无作者和题目。

  刚刚注意微博上@刑诉_毛利新 说:真实与否,问问@法律学堂 即可!

  呵呵,毛兄将球踢到我跟前,我不接就实在不好意思了!

  看来,有人还真的看过我的博文或者我的书!

  我差不多可以确认:我才是上述博文内容的最早创作/记录者或者说传播者!

  这不是俺个人的自夸!

  请参见《无法不谈:一个法律人的行与思》(王学堂著,海洋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中《为什么法律界惊讶省政府成被告》一文:

  2007年11月,从云南到深圳打工的杨增朝因为千元工资纠纷而自焚,造成全身90%面积烧伤。深圳山厦医院“先救人后交钱”,在伤者身上花费73万余元,却因资金周转不灵,400余员工发不出工资。医院迫于无奈,将云南省政府及省长秦光荣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判令云南省政府和平湖街道办兑现其公开对医院及人民的承诺,为医院解决和落实杨增朝的医疗费”,深圳龙岗法院已立案。此举令一些法律界人士颇为惊讶,称“一家民营医院在民事诉讼中状告省级行政单位的省政府,并获得受理,这在中国审判史上是很少见的”(2008年1月3日《南方都市报》)。更有评论文章认为,一些专业的法律界人士对省府成被告(连宣判败诉都没有)竟然也大呼“颇为惊讶”,这实在才是真正让人惊讶之处。(佛山日报1月4日A5版)

  忝为法律界人士,我实在想不到这个案件因涉省政府本身有什么惊讶之处。如果说仅仅是因为云南省政府当被告就值得惊诧,这实在是小窥我们法律人了。因为1979年曾经发生过美国公民在美国法院状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侵权赔偿案例。起因是湖南省生产的鞭炮远销美国,一小孩在玩耍时被鞭炮炸伤了眼睛,其父母便在美国一个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产品质量损害赔偿责任诉讼,受案法院把出庭传票寄送给当时的外交部长黄华,引起了一场外交纠纷。此事后经外交途径解决。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当被告是外国法院受理的,那我们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当被告的先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最高人民法院郑天翔院长为了解决法官的住房问题,跑财政、找城建,终于被准许在西交民巷建一幢六层的宿舍楼。当这幢楼房建到三层多的时候,相邻的老百姓为采光权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西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上赫然书列“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定代表人:郑天翔。”最终,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败诉,最高人民法院只好将第三层楼拆掉,只留了一幢两层的宿舍楼。

  最高人民法院当被告的法律意义比云南省人民政府要大的多吧?这让人不由想起德国的红磨坊案。

  .....

  请有心人自己比较我的文字与微博文字的异同。

  其实成文时间还要往前提,请有心人搜索《省政府成被告不必大惊小怪》一文,刊登于2008年1月5日《羊城晚报》评论版,是评论编辑部主任冯树盛兄的约稿之作!

  而此前我已经于1月4日已经发表在个人博客上了,后因书籍出版需要尊责任编辑之命删除,但题目保留!

  上网搜索了一下,关于本文的转载不少,恕不一一引用。

  我说明了上述事实,诸位可能仍然有疑问,你,一个小小的基层法律人,怎么会知道这事?

  说起来,我也是在2000年前后道听途说地偶然听最高院一位法官说起过此事。

  那次,我偶然谈及德国的红磨坊案件(相信2000年左右听过贺卫方先生讲座的人都耳熟能详这个经典案例,那是让法律人何等扬眉吐气的案件呵!是否真实现在看是存伪),他脱口而出“中国也有红磨坊案”!

  我当然不能对此怀疑,毕竟是最高法院法官说的,但为什么这样的案例没有大旗地宣传呢?

  歌颂前任往往会得罪后任,所以一般人不太喜欢在前任离任后再歌功颂德,因为这是傻子才干的事!

  出于严谨,特别是要形成文字,在我写作时专门请教过最高法院多名老法官,他们证实了上述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个美丽的传说属实。

  印象中杨立新教授在2006年在佛山中院的一次演讲中曾提过。

  于是我将上述事例收入书中。

  上世纪80年代,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郑天翔为了解决法官的住房问题,跑财政要钱,跑城建要地,终于被准许在西交民巷建一幢六层的宿舍楼。当这幢楼建到三层多的时候,相邻的老百姓因为采光权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西城区法院受理了此案,起诉状副本上,赫然书列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法定代表人:郑天翔”。诉讼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基层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败诉。没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只好将已经盖到三层的楼房拆掉了一层,直到今天,那一幢两层楼的宿舍楼还留在西交民巷。

  这是法律杂文集《无法不谈——一个法律人的行与思》中谈到的一个段子。在此之前,笔者也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学习过近一年时间,听老掌故讲过许多最高法院的往事和琐事,但这件事绝对是闻所未闻的。

  但这是事实。在阅读《无法不谈——一个法律人的行与思》这本法律人(作者王学堂曾供职于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和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现在政府法制局工作)所写的法律随笔或者说是杂文集时,这种意外时时出现,一向以杂家和博览自居的笔者,也不得不佩服作者传统文化方面的功力、阅读量以及对社会新闻的透视能力。

  这是作者甘劲草先生发表在2009年7月25日人民法院报《无处不在的法律》中的内容,算是对我的书评。

  人民法院报作为最高法院的机关报,刊登过后无辟谣者。

  综合上述事实,可基本认定中国红磨坊案属实!

  当然,若有误,责任在我,与传播者无关!

  我相信许多人不相信当年的法院有如此之法律思维,但不管你信不信,他就发生了;我也相信许多法律人因为对今天的司法有这种那种的不认同所以更怀念那个时代,但你不管你怀念与否,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快30年前的事了,我的书也出版了3年了,偶然被提及,所以有上述文字。

  再次感谢微博作者赵建国律师,也感谢率先想起我的毛立新律师,是你们让我想起了这段往事!

  感谢最高法院的那几位老法官,尽管他们已经与我们永别了,但我仍然常常想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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