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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49年才判定的一起婚内强奸案

2012年06月05日08:27 东方法眼 王学堂
   
 

核心提示:这样的新闻让我这个法律人大吃一惊,竟然一个案件用了49年?这与我们比较熟悉的从重从快(快审快判)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程序是何等不同!

  我们常说“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最近各大报刊在对周永康同志《在实施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进行注释、评论时无不例外的引用了这一点。

  想一想也对,一个官司从开始到结束来个十年八年,不用审判,把你拖累也拖死你!

  于是乎,现在的法院法官天天追求结案率,来个案子,就像杀猪一样,一刀过去,死不死是你的事,反正我是杀了!

  那么,高效率一定代表高公正么?

  谁知道呢!

  外国是不是也是高效率呢?答案我不知道,不过,我国是世界上唯一设有审限制度的国家,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有审限好呀,防止法官随意弄权!不过,是不是也有坏事呢?

  日前一名81岁高龄的澳大利亚男子因为强奸妻子被判入狱,案件发生在1963年,最后定案却用了49年时间。

  这样的新闻让我这个法律人大吃一惊,竟然一个案件用了49年?这与我们比较熟悉的从重从快(快审快判)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程序是何等不同!

  我们尚不知澳国群众的反应,如果放在我国,估计群众又要为司法的不正义而噪声一片了!

  可惜现在国内的民众都很忙,无暇顾及这起案件,让我来为大家分析这个案件。

  一是案发时间的偶然性。案发当年,男子与妻子成婚还不到一年,男子在一次酒后违背妻子的意愿将其强暴。这样说来,夫妻2人可能是在1962年结婚,这就是典型的婚内强奸。至于是否构成犯罪,现在说法不一。毕竟是新婚燕尔,吵架也在所难免。你说是强奸吧,女方确实不情愿发生性关系;你说不是强奸吧,毕竟夫妻之间是床头吵床尾好,国家怎么干预的了?但澳国竟然真的干预了!

  二是受案时间的延后性。1971年,因男子与妻子离婚,其妻遂指控他多年前犯下的这桩强奸案。

  估计可能是女子不愿意离,男子坚持离,你不是不要老娘了么,老娘告你去!看出女子的婚姻报复性了吧?你还敢离婚么?当然,只要你别到澳大利亚,只要你呆在中国你就不用怕!

  为何?

  这起案件也就是说事发8年后妻子才指控强奸,而且是在离婚后。如果上述事发生在国内,警察估计连理也不理。你这不是拿警察叔叔开玩笑么?要不就治你个妨碍公务罪就好了。当然,国内的群众也不像外国人那样一根筋,我们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人,怎么好意思给警察找这种麻烦呢?

  没想到,澳大利亚的警察真的没事干了,竟然受理了这名怨妇的报案。

  三是法律处理上的疑难性!澳大利亚警方受理归受理,司法处理也是难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的法律虽然对强奸罪有明确的定义,但对于丈夫强奸妻子并没有明确的量刑说明,此案因此搁置。

  看来,澳大利亚也不考核警察的破案率这劳什子,如果放在国内,警察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给你移送了,因为办案效率低的可不是好警察。另外,谁受理这样的案件估计会被警察局长罚禁闭了。不过,目前更多是不破不立,这样的案件连立案都没可能!

  四是法律适用的复杂性。1991年,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通过判例剔除了“婚姻关系中可以赦免强奸行为”的法律条文,此案重新审理。

  呵呵,都20年了,还真有心,竟然忘记不了这样的案件,放在国内,档案因为换办公场所而丢失也是不奇怪的事!

  另外,这是修改法律了,涉及到法的溯及力问题,因此这起案件仍然是疑难。

  五是司法上的非终局性。此后,该男子被地方法院判强奸罪成立,但因为他两次上诉,一直拖到今天才结案。

  又是一个20年!

  我们不禁感慨:澳大利亚的司法太没有效率了!

  那为何澳大利亚群众对之并不反感?因为事关人身权利不能不谨慎。

  更重要的是在外国是以非羁押为原则,以关押为例外,而在我国则是相反,你在牢底坐穿就好了。即便是放在外面,人家受害人也会上访,总之,警察是里外不是人!

  1988年2月27日,河北临漳县官村发生了一起纵火案,造成4死1伤。随后,该村村民刘俊海、刘印堂作为嫌疑人被公安机关逮捕。两人在被认定为这起特大命案的凶手,关进临漳看守所,一呆就是15年,直到2003年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宣判二人无罪释放。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人王子发,9年前身陷一宗命案。尽管他坚持说自己没有抢劫杀人,而且同是受害者,但仍分别被河池市中院、广西自治区高院判处死刑和死缓。在2007年,东兰县的另一位青年覃汉宝自首,说他才是此案“真凶”,王子发案迎来转机。但一直到2010年8月20号,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签发决定书,同意河池市人民检察院撤回对王子发涉嫌故意杀人的起诉,同一天,东兰县公安局把撤销案件决定书送到了王子发家。

  还有那臭名昭著的河南赵作海冤案,这都是把牢底坐穿的例子。

  看来,资本主义的司法真的不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

  还有一个问题:我国的婚内强奸是否成立?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构成强奸罪。而婚内强奸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从条文中看,现行立法并无将丈夫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

  但从法律解释方法上分析,丈夫不能是强奸犯罪的主体。因为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夫妻的共同生活义务(广义上的夫妻同居权)。婚姻关系作为一种基于双方合意的民事契约,其对夫妻而言都意味着一种承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妻共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合法婚姻关系基础上的婚内性生活的合法性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婚内性关系采取保护态度,把非婚姻关系作为强奸罪成立的前提条件。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对婚内强奸的判例各有不同。婚内强奸案的“始作俑者”当属王卫明案。被告人王卫明与被害人钱某于1993年结婚,后因矛盾导致感情破裂, 1997年10月8日上海市青浦县人民法院应王卫明离婚之诉请判决准予离婚,但判决书尚未送达当事人。就在这期间,被告人至钱某处拿东西,使用暴力强行与钱某性交,且致使钱某的胸部,腹部等多处地方被咬伤,抓伤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卫明主动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解除与钱某的婚姻关系,法院一审判决准予离婚后,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两人均已不具备正常的夫妻关系,在此情况下,被告人王卫明行为已构成强奸罪,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王卫明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卫明服判,未上诉。这是1997年刑法实施以来上海判决的首例婚内强奸案。

  我们看到,这起案件法院的主要理由是被告人主动提出离婚且经法院判决同意离婚。

  与该案结果差不多的另一案件发生在素有“花鼓之乡”之称的安徽凤阳。1999年1月,安徽凤阳县李某(男)与年仅19岁的吉某在未进行婚姻登记的情况下,按当地习俗进行了婚礼。但婚礼后的吉某因李某性情粗暴等原因,拒绝与李同房,李某便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吉某发生了性关系。2000年初,在吉某持续不断地控告下,李某被凤阳县公安局逮捕归案。6月6日李某被安徽凤阳县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00年的3月23日,四川省南汇县法院对一起类似上海青浦的婚内强奸案作出了被告人被指控的罪名不成立的一审判决。

  这三起典型案例,不仅社会反响强烈,媒体关注有加,而且其中蕴涵的复杂的法律问题,也让司法机关颇费脑筋。案情基本一样,但判决结果迥然有异,实际上从一个层面折射出法院在认定婚内强奸问题上的两难选择。

  同样是“婚内强奸”,相似的案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判决呢?就在于司法的考量对象不同。

  就我看来,将强行发生性关系的丈夫送入监狱并不是解决夫妻关系的惟一和最佳方法,因此动辄司法侍候并不是法律的最佳选择,因此法院出于司法的非罪化、谦抑性角度,判决婚内不存在强奸是合适的。

  为什么澳大利亚可以将婚内强奸定罪,我却坚持中国不能定罪呢?

  因为国情不同,因为司法体系不一,你假设澳大利亚这起49年的强奸案放在国内,你能想像么?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一定要将婚内强奸定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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