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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是如何推定案情的?

2006年01月07日22:04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古今中外裁判案件,莫不首重证据。我国古代主要是靠口供定案,今天提倡靠物证定案,但在司法实践中,定案基本上是口供与物证并重。在古代,获得口供的方法主要靠是刑讯逼供;在今天,收集物证的方法主要是靠科技。在无法收集到物证,或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待,交待以后又反复翻供时,用证据定案就会遇到困难。对此,我们可以按照无罪推定原则来处理。但在古代社会一无DNA技术可资利用,二无测谎技术可以依靠,在证据不足的案件中,又不能完全按无罪推定原则处理,这就迫使司法人员在证据之外寻找其它途径来证明案件。其中,“推定”是古代社会常用的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

  “推定”是根据一定的基础事实,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推定”另一未知结果的认定案件的方法。“推定”案情的关键是基础事实必须确实充分,推定者必须具有丰富社会经验和人生历练,善于从蛛丝马迹中发现有价值的基础事实,借助人情、事理来推定案情。在明朝佚名著的《包公案》案中有一则“箕帚还入”的故事,很能说明包公是如何利用“推定”来认定案情的。

  在宋朝,河南登州府霞照县有一对兄弟:哥哥叫黄士美,娶妻李秀姐,性妒多疑;弟弟叫黄士良娶妻张月英,性淑知耻。兄弟同居,妯娌二人轮日打扫卫生,打扫卫生的工具“箕帚”逐日交割。

  一日黄士良有事外出,李秀姐到小姨家饮酒未归,只有黄士美与弟妇张月英在家。其日,该张月英扫地,张氏将地扫完后,即将“箕帚”送入伯姆房间,意欲免得明日临时交割。此时,黄士美恰好外出。

  及晚李氏归家见“箕帚”已在自己房内,心疑其夫与弟媳有奸,逐与其夫大闹。李氏的理由是:今日婶娘扫地,“箕帚”应在她房中,现在“箕帚”在我房中,岂不是你扯她进来奸淫,以至她随手把“箕帚”带入!面对伶牙利齿的泼妇,黄士美无以为辨。

  李秀姐的推定:平时,张月英都是第二天把“箕帚”送来,李秀姐回家之后看到“箕帚”已经放在自己房间,逐对其夫与张月英的关系产生合理怀疑:二人之间一定有奸情,“箕帚”一定是其夫在扯张氏进入室内奸淫时,顺手带入自己房间。李氏的推定基础事实是:往常张月英都是第二天送来“箕帚”,自己在家没有发现二人有奸情;今天提前送“箕帚”,自己又不在家,二人一定有奸情。由于其推定的基础事实不正确:提前送“箕帚”与是否有奸情不具有关联性,所以,其推定黄士美与张氏有奸情的结论就不正确。准确地说,李秀姐不是推定其夫与张月英有奸,而是猜疑其夫与张月英有奸。

  张月英在房中闻黄士美与李秀姐终夜吵闹,潜起听之,乃是骂自己与大伯有奸。意欲辨之,又虑彼二人正在争吵,势必激其厮打。回到自己房中,却又自思道:“适我开门,李秀姐已闻,不辨而退,彼必疑我真有奸情,故不敢辨。欲再去说明,嫂子李氏平时又是个多疑妒忌之人,反触其怒,终身被其臭口。且是我错,不合提前将”箕帚“送其房间,此疑难洗,污了我名,不如以死明志。

  黄士良回家见媳妇自缢身亡,逐把兄嫂告到县上。李秀姐受刑不过,乃说出”箕帚“之故:因疑男人扯弟妇入房奸淫,两人口角厮打,夜间弟妇自缢而亡,不知何故。县令陈公认为:“若无奸情,张月英不会无故自缢。一定是黄士良欺奸弟妇。逐严刑拷讯,黄士良被迫承认自己奸淫弟媳,至其自缢而亡。

  县令的推定:若无奸情,张月英不会自缢,现在张月英自缢了,一定有奸情。县令推定的基础事实是”有奸情,则自缢“,其虚假性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人自缢的原因有许多,奸情与自缢之间的关联性太过薄弱,以此作为”推定“基础,势必会产生冤假错案。加之,县令太过武断,对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最终酿成错案。

  从县令的错误”推定“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深思:一是冤假错案是司法人员错误想象出来的。在定案之前,如果司法人员已成见在胸,势必会不择手段收集证据证明自己的成见正确。此案中,县令事先已经相信张氏自缢身亡是由黄士美奸淫造成的,所以,对黄士美百般拷打,最后锻炼成狱。二是犯罪嫌疑人往往无法自证清白。在此案中,黄士美先于其妻李秀姐回家,有作案时间;当时其家中,只有其与张氏两人在家,无法排除李秀姐对其”合理怀疑“。当时,案发环境特殊,没有第三者在场,不可能收集证人证言,也缺少提取DNA的技术来证其清白。由此看来,在不少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是无法自证清白的。

  包公的推定:其时,正值包公复审死刑案件,黄士美呼冤。包公将文卷前后反复详阅,乃审李氏道:“你以箕帚证你夫之奸,是你亲自看到?还是你自猜测?李氏回答:“自己并没有看到,是自己猜测。”包公问到:“当日张月英是否已经把地扫完?”李氏回答:“扫完了”。包公又问:“其粪箕放入你的房间,有粪草否?”李氏回答:“已倾倒干净,并无渣草。”

  通过对罪犯的直接讯问和对案情的反复斟酌,包公的结论是:地已扫完,渣草已倾,此是张氏自己将“箕帚”送入李氏房间,以免来日临时交割。并不是黄士美扯张月英奸淫,张月英顺手把箕帚带入到李氏的房间。包公的结论是建立在推定基础上的:按照常理,如果是黄士良扯张月英奸淫,他未必等到张月英扫完地而后扯,那么粪箕必有渣草。如果在张月英扫完地之后,黄士美扯张月英奸淫,二人势必发生厮打,张月英不可能再把“箕帚”带入李氏的房间。加之,黄士良反映其妻张月英平时恪守妇道,排除张月英与黄士美通奸的可能性。由此推定,黄、李二人绝无奸情。其后张月英自缢,以自己不该将箕帚送入李秀姐房间,启其疑端,辨不能明,污名难洗,张月英是畏事知耻之人,故自甘一死明志,非是有奸惭而自缢。

  经包公一番剖析,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泼妇李氏也自甘认罪:“当日丈夫不似老爷这般辩明,故我疑其有奸。若早些辩明,我亦不与他打骂。”包公逐判李氏绞刑,其夫发放回家,一起冤案至此昭雪。

  在本案中,张月英已经自缢而亡,她是否被强奸,无法取得被害人的陈述加以印证。本案发生在特定地点,缺少第三人在场,古代也不可能利用DNA技术可以利用。加之,被告人的翻供,使得此案在当时变得非常棘手。这决定了对此案案情的认定不可能依靠证据,只能在证据之外寻求认定案情的方法。包公巧妙利用推定的方法,使黄士美的沉冤得以昭雪,张月英的污名得以洗脱。由此可见,在缺少确实充分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如果善于利用推定的方法认定案情往往会出现“柳暗花明”的情境。

  科技手段在今天已经相当发达了,加之,科技是中性的,司法人员能利用科技手段来侦破案件,犯罪嫌疑人同样也可以利用科技手段来犯罪。而且侦查人员破案常常是追随犯罪嫌疑人的脚步在前进,面对犯罪日益智能化,科技为司法人员破案所能拓展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在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固定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犯罪分子主要目的是破坏、毁灭证据,为侦查人员破案制造阻力,二者之间处于不断争斗之中。为了提高打击犯罪的能力,司法人员在积极收集、固定证据证明案件的同时,还必须探究用证据之外的方法来认定案件事实。推定就是证据证明之外的一种有效的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其可拓展空间是非常宽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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