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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狂欢”有时能防止“司法跑偏”

2011年07月21日18:49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在法制史上,"公众狂欢"式杀人是个贬义词,它起源于古希腊,当时的民众曾以狂欢形式杀死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死"一直是民众非理性审判的经典案例。

  2009年5月16日,李昌奎对19岁的同村少女,先奸后杀,又摔死其3岁弟弟。2009年5月20日,李昌奎向四川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鉴于李昌奎杀人手段极端残忍,一审法院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2011年7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其死缓。近日,在“公众狂欢”中,云南省高院启动再审程序,李昌奎生死将发生戏剧性变化。

  作为司法机关,法院的审判应被动、中立、消极,不受外界干涉,特别是不受媒体干预。但它是有前提的:法官必须独立,法院必须中立,司法没有跑偏,判决没有偏离正义的轨道。否则,公众有权狂欢。“公众狂欢”有时能够促使法院改变错误判决,让跑偏的司法重新回归正义轨道。公众该不该“狂欢”,有无权利“狂欢”、是否需要“狂欢”,主要取决于司法是否跑偏,判决是否偏离正义轨道。

  云南省高级法院改判李昌奎案件的理由,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基于慎刑理念;二是被告人有自首情节;三是被告人赔偿了被害人损失;四是为了改变“杀人者死”的理念;五是法院需要理性,不能因民众狂欢而改变判决。从表面上看,云南省高院的改判理由很堂皇,符合世界减少死刑适用的趋势,有可能为今后审判树立一个标杆、确立一种导向。但云南高院的改判,一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引发“公众狂欢”。“公众狂欢”在于不满于云南高院的改判理由,据网络调查,97%公众认为云南高院的改判完全跑偏,偏离正义的底线。那么,云南高院的改判理由是否经得住检验呢?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朝代,在其正常统治期间,都是主张慎刑的。早在我国西周期间,统治者就提出“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古代社会主张“慎刑”是为了避免冤假错案,与我们今天提倡“慎刑”理念有一定的差距。当下的“慎刑”理念,不仅为了防止冤假错案,避免错杀无辜,更是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敬畏,但防止错杀始终是“慎刑”的核心内容。具体到李昌奎案件中,案件事实清楚,不存在错杀的问题。那么,不杀李昌奎的理由就剩下对其生命是否应当尊重、敬畏了。对其生命是否应当尊重、敬畏,取决于其罪行是否严重,杀人手段是否残忍。从本案看,李昌奎杀人手段极其残忍、后果极为严重,对其不判处死刑,无法抚慰死者冤魂及其家人的心理。另外,对被告人生命的尊重不等于不能判处其死刑,对其生命的尊重、敬畏主要是给予其程序上的公正,维护其做人的尊严。所以,以“慎刑”理念为由,改判李昌奎案件是不足以说服民众的。

  自首情节是云南省高院改判李昌奎案件的重要依据,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对于有自首情节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减轻处罚,目的是鼓励犯罪嫌疑人自新,减少发生新的社会危害。法律规定的“可以减轻处罚”,不等于必须减轻处罚,是否减轻处罚,必须结合具体案情。基于目前减少死刑适用的理念,对于有自首情节犯罪嫌疑人,在审判中一般不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它适用对象通常是身上只有一条人命的犯罪嫌疑人,且犯罪手段不是特别残忍。尽管犯罪嫌疑人身上只有一条人命,如果以碎尸的方式杀人,还是应当考虑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在本案中,李昌奎先奸后杀,又摔死三岁儿童,用民众的观点看,李昌奎的罪行是强奸加两条人命,其实是三个罪行,只不过按照我国刑法理论,将两个杀人罪行作为一罪从重处理。如果李昌奎仅杀死一人,又有自首情节,可以甚至是应当考虑不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本案中,李昌奎犯了三个罪行,而且三个都是单独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行,身犯三个死罪,使得李昌奎逾越不判处死刑的边界。李昌奎虽然有自首情节,根据其犯罪情节,不可以减轻其处罚,否则,难以体现刑法的罪刑相当原则。另外,李昌奎是被动自首,与真心悔过式自首有一定区别。以自首的名义改判其死缓,在本案中则是强奸了自首的本义。

  死者已逝,生者仍须承受痛苦,死者的权利是依靠生者来主张、维护的。在死刑案件中,死者亲属的意志是影响犯罪嫌疑人生死的一个量刑因素。从司法实践看,如果被告人取得死者家属谅解,可以作为一个不判处死刑的因素考虑,但不是必须如此。多年前,南京发生一起杀死德国商人的案件,被害人家属从德国飞到南京,向法院提出的唯一要求是不判处被告人死刑。基于当时的刑事政策,法院还是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在李昌奎案件中,被告人没有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赔偿也是被动的、不到位的。所以,以赔偿作为改判的理由是缺少事实根据的。

  从刘邦时代起,“杀人者死”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杀人犯大多认为判处其死刑是正当的。“杀人者死”是中国古代死刑文化的主线,但是,在中国古代也有许多杀人者不死的案例。许多为亲报仇而杀人的人,不仅没有被判处死刑,甚至会成为时代英雄、民众偶像。清代康熙皇帝专门下过圣谕:杀人者并非都要判处死刑,要考虑案件具体情况、区别对待。所以,中国古代死刑文化并不是主张对杀人者一律判处死刑。以改变“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死刑文化为借口,不判处李昌奎死刑,至少是对中国古代死刑文化缺少全面了解。

审判苏格拉底

审判苏格拉底 

  在法制史上,“公众狂欢”式杀人是个贬义词,它起源于古希腊,当时的民众曾以狂欢形式杀死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死”一直是民众非理性审判的经典案例。当时古希腊法庭判处苏格拉底的罪名是:他洞察天上地下,他教坏了年轻一代……。但是,苏格拉底是卫道而死,他宁愿被执行死刑也不愿向当时的民主派认错,更不愿逃跑。云南高院主张不能以“公众狂欢”的理由判处李昌奎死缓,给人的错觉是抬举且高看了李昌奎,不判处李昌奎死刑,似乎等于他们抢回苏格拉底的一条命。法院似乎要以李昌奎案件为契机,通过改判,树立一个标杆。但苏格拉底案件与李昌奎案件有重大的不同,苏格拉底是政治犯,李昌奎是刑事犯。政治犯是对是错,取决于时代背景与政治派系的力量对比,具有可变性。刑事犯属于自然犯,具有跨地域、跨时代的特点,具有恒定性,如,文明国家都会将偷盗、杀人作为犯罪处理。用古希腊民众非理性狂欢来责难当今民众,难免南辕北辙。在李昌奎案件中,如果没有“公众狂欢”,案件不会出现再审。因为,云南高院是力图将李昌奎案件办成标杆式案件,似乎是想在法制史上留下汗青。后人如何评价今人,今人不得而知,但以今人的观点看,云南高院通过改判李昌奎案件来树立一个标杆,似乎在十年内很难实现。反而,案件再审有可能成为一个标杆:提醒云南高院法官,司法不能太跑偏。

  从历史上看,公众在狂欢中,确实杀错过人,但更多的时候,“公众狂欢”是对正义的渴求,“公众狂欢”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防止司法跑偏。有时过度“理性”无助于司法进步,必要的“公众狂欢”反而促使法官谨慎地审判案件,有助于司法公正。当今时代,不是民众热情过度,而是民众热情不足。如果在社会生活方面,民众能够保有李昌奎案件中的热情,必将极大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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