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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不洗内裤,这是个问题

2016年12月27日10:32 东方法眼庞克道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发展已呈现出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并进的趋势。自治意味着一种自我思考与自定的能力,通过深思熟虑,判断、选择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模式。

  工作间隙,刷屏,看到这样一条法治新闻,记者获悉,江苏省工商局最近制定了《江苏省家政服务合同(中介)》及《江苏省家政服务合同(派遣制)》合同示范文本,并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

  该示范文本有诸多看点,其中拟增加一条“特别约定”——保姆可拒绝洗内裤照顾宠物,最是引网民关注和热议。这两份合同,分类对家政服务机构、家政服务人员和消费者的权利进行了规定。虽说示范合同并非法律文本,当事人双方有选择取舍的自由,而无必须遵守的义务,但实践中双方对缔约成本消减控制的现实考虑,多半会照搬照用这个合同示范文本,依据法理,民有私约如律令,这意味着,一旦它通过了,双方都会拿它来说事,甚至这类条款会成为双方利益权衡时的新砝码。

  为此,我们不妨来审视一下它的具体内容。《江苏省家政服务合同(中介)》中“特别约定”,列出了家政服务人员的六个免责任条款:乙方不负责洗涤内裤,产妇、新生儿、婴幼儿、失去自理能力的服务对象或另有书面约定的除外;不负责清洁养护古董、文房、字画、珠宝、玉器、首饰等贵重、易碎物品;不负责清洗、熨汤、保养高档衣物、服装饰品等;不负责照料价格昂贵的花卉果木或宠物等。

  相关专家指出,洗不洗应该交由雇主与保姆协商解决。官方之所以要把它列出来主要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对特殊人群的内衣裤可以洗,既合理合情,又兼顾了各自需求。

  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学理研究微言大义的妙用。为什么洗不洗内裤会惊动官府,让法律专业人士捉刀,对之明文正典,以期城南立木之效?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笔者斗胆,大声断言:透过法律看生活,看似文本措词之争,实乃反映了中国变化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们用自己的生活作为实验场所,在剧变中调适自己的身心,调适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调适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中国社会未来的生活法则, 也将在这些平常百姓柴米油盐的生活中诞生,而不是在任何别的地方。

  这里,不妨给大家讲一个洋人在中国的故事,以辅助说明。清华大学的美籍外教贝淡宁在香港工作时,他的一个好友来香港拜访。这个朋友是伦理学教授,现在美国一知名高校任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得知他家雇佣了一个住在家里帮忙照看小孩、做家务的保姆后,这个朋友感到很吃惊。他刚刚从另外一个城市转到香港,因为要在他们家呆几天,贝淡宁就告诉他把脏衣服放到洗衣房框子里,让保姆帮他洗。但朋友拒绝了,说他要自己洗。问题来了,他为什么要吃惊,又为什么要反对呢?

  这个洋外教的视角很有趣。在贝淡宁看来,专业人士家里雇佣外国保姆干活,似乎触动了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敏感神经。或许家庭里请保姆破坏了家庭作为慈爱和温馨场所的形象。或者它让人想起贵族时代的主仆关系。而主仆关系不正是现代社会、民主国家试图要打破的不平等吗?

  西方社会契约不进“家”的家庭现代化观念认为,婚姻契约和社会契约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国家是因为人的弱点而不得不建立的必要之恶,但婚姻和家庭并不是必要之恶,而是以人类的幸福和教育为目的的社会共同体。所以,将用以建立国家的社会契约原则引进家庭,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没必要的。不同于西方国家,我们国家现代性的独特问题是家庭革命才有自由中国。

  无容置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传统上由家庭照料老人的非正式照料模式,以及夫妻内外有别、分工相异的模式日益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家庭采取雇佣劳动力或者是夫妻共担的方式来替代家庭照料或者分配家政劳务。

  所以,任何一个切实可行的政策都可能建立在很大程度上的共同利益之上,它不仅仅是弄清适当的法律和政策问题。雇主和保姆在家庭内部出现的很多互动是远离国家窥探的眼睛的,家庭内部的非正式规范对于保姆的福利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学者吴飞深刻地指出,既要平等,又要幸福:既要自由,又要秩序,这是可能的吗?越来越小的家庭中的矛盾反而越来越复杂。中国的家庭革命并没有为自己甩掉一个沉重的礼教包袱,反而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所以,谁洗内裤的难题,只不过是这个巨大难题中一个元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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