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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路遇法官该打招呼么?

2012年09月19日22:00 东方法眼 王学堂
   
 

核心提示:微博上有一位法院的院长发博文讲到他在路上遇到律师从来都避嫌,面对律师的打招呼也从来不回应。

  微博上有一位法院的院长发博文讲到他在路上遇到律师从来都避嫌,面对律师的打招呼也从来不回应。

  这样的博文自然会引发法律共同体的争论不休,法官路遇律师要避嫌,那么律师路遇法官该打招呼么?

  相信对大多数律师来说这是个难题。你打招呼吧,人家都不正眼瞧你,这不拿热脸贴上了冷屁股么?如果不打招呼,万一遇到了喜欢挑刺儿的法官,你这个律师见了本官连个招呼都不打,也太瞧不起人了吧?尽管我们不会矫情到认为给法官打招呼与否会影响到案件审判结果的地步,但毕竟法官手里握有审判权。县官不如县管,律师是身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个别法官因此给你律师制造点麻烦估计也不是多难的事!

  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说,这该让律师怎么样抉择?

  我们知道,在我国律师和法官一直是一种“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关系。

  官方出台了诸多准法律性文件以期实现“正确界定法官与律师相互关系,在法官与律师之间建立起良性规范、堂堂正正的关系,为维护司法公正而努力”的美好愿景,并力图在律师和法官之间建立一条物理“隔离带”;但其在民间心目中,律师和法官的关系则以既没有当过法官、也没有当过律师的慕容雪村所著《原谅我红尘颠倒》为代表,整个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法官都是坏的,有一个好的(潘志明),老婆让法院院长搞了,自己不但提拔不了甚至于审判岗位也呆不住而且最终被送进了监狱。

  当然,律师的形象也好不到哪儿。小说的男主人公魏达,一个春风得意的名律师,其与同事、法官之间,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惊心动魄尔虞我诈的好戏,他们是好帮手,然而又要互相提防;他们是同盟者,却又要算计对方以获取更多利益筹码。

  律师与法官的关系真是这样的吗?法官与律师之间又应该是怎么样的关系?这是我,相信也是诸位法律人经常思考的问题。

  当年的包公既是检察官也当法官顺带着把公安抓人的事也做了,夜审阴日审阳的包公自然不会注意程序,在铡包冕时更没有考虑程序正义。于是有甚者认为“包公是不是以此作为政治资本?”

  我们自然不能以今天之法来评价古代之人,毕竟包公时代没有关于回避的程序规定。

  但我国古代人确实是有回避意识的。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的成语不就是回避吗?还有那个经典判词,“翁壮叔大,当否改嫁”“当当当”!这正是一种回避!

  古代的官员“灭官烛燃私烛”以及“写私信不用公家信封”,这种清廉不是回避是什么!这足以让我们时下的官员汗颜!

  为了在法官与律师之间建立隔离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法发〔2000〕5号)文件第五条明确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这样的规定就将回避从法官扩大适用到其配偶、子女或者父母,其实质是指律师回避,而非审判人员回避。这自然于法无据,显然有“法官自卸义务,把律师当成法官”之嫌。我没有到过外国,但我深信,这个规定可能是全世界都算管得宽的。最高院有权力管法官、法院以外的人事吗?你又为人家提供了什么样的补助条件?这样管的效果如何?由于上述制度性硬伤,也导致落实上的虚化,基层法院和法官以其实际行动对这一制度投了反对票。

  我们应知,在中国的基层司法实践中,存有大量的司法潜规则,特别是对一些上面拍脑袋得出的规定,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定你的,我做我的”。一些看起来很好的制度并不能根本落实,所谓“国务院政策出不了中南海”,最高院的规定也差不多。

  于是2004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对法官和律师的相互关系再予细化和规范。至于各地方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之间出台的类似规定,数不胜数。这样的规定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吗?相信都心知肚明。

  当然,如果我们单纯考证有关新闻和官方文件,得出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即使是从官方的表扬性报道中,我们仍然地出了问题。2010年7月,南京中院出台《关于建立规范法官与律师相互关系监督机制的若干规定(试行)》,规定:律师的近亲属已担任法院领导、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审判、执行部门领导,要逐步通过岗位调整,调离审判、执行岗位。

  这一“逐步”就说明不知今夕何夕的事。我们看到,从2000年的回避规定,到2004年的《若干规定》,再到2010年的作为新闻刊登在最高法院机关报上的法官退出,10年时间如白驹过隙。但规定真的成了乌龟的屁股,成了摆设。

  为何如此?因为不要说律师的回避,就是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其涉及到自身的整体回避,似乎也没有做到,详情可参见西安中院法官谋杀该院院长案(基本案情是:2000年3月8日,吕西娟因房产官司找西安市中院院长朱庆林上访时,“二人发生争执”。后来吕西娟涉嫌“故意杀害”院长朱庆林被捕,“长期与院长不和”的西安中院法官杨清秀则涉嫌“挑唆吕西娟谋杀”院长也被捕,并由西安中院审理。二被告人多次申请西安中院整体回避,均被驳回。2001年,二被告人上诉至陕西省高院,高院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所规定的回避是指个人回避,并没有规定审判组织或审判机关回避”,维持原判。2000年10月20日、31日,杨清秀两次向西安中院提出申请,要求西安中院整体回避和合议庭组成人员回避,被驳回)。

  好在生活并不是总给我们失望,他有时也会给我们绝望中露出一丝希望。2010年5月27日人民法院报的一则报道给了我们曲终奏雅的欣喜。(常州市)钟楼区法院党组积极与区委、区人大有关领导汇报,进行协调,充分考虑法官的专业特长,做到人尽其材。在区委、区人大的大力支持下,院内两名中层以上干部已调离法院,分别担任区政法委副书记和区城管局副局长。

  就这样,用了10年时间,我们终于找到了正确的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的路径,那就是:从10年前律师的回避到今天法官的退出。

  当然,由于法院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调动权限在地方党委,因此推动法官退出机制并非法院一家之功可以解决。这也正是该项制度为媒体所表彰的新闻效应所在。

  常言说,万事开头难,所谓前有车后有辙,这值得我们期待。但人的一生有多少个这样的10年,我们的司法又有多少个10年可以轮回?我们还有多少这样的制度等待这样的轮回?

  当年最高院关于回避的规定不但将回避的关系范围较法官法大大扩大,而且管到了律师,近亲属在法院工作的律师不得在该亲属所在法院出庭,自然有其考虑。但就普通法官同事之间的回避,有多么大意义?

  试想,一个市委书记的儿子来干预司法与一个普通法官的律师妻子,谁的能量更大?一个市委书记,完全可以掌控法院的人、财、物,他的近亲属的回避应当比普通法官更多一些才对。可惜,我们或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许注意到了也无能为力。

  恰恰相反,我注意到的人民法院报还报道四川某中级法院辖下的基层法院院长全部当选为县市区的党委委员,一个委员比一个常委、书记权力要小多少,明眼人都能看出。这还是院长,那普通法官,就更不用说了。

  应当看到,“司法不可能回避与民众的关系”,律师与法官亦不例外。

  当然要看到,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有可能在达到“亲切”与“随和”的目的的同时失却了职业所必备的“庄重”与“严肃”。

  这样说,律师与法官打与不打招呼这个问题仔细想来还真是问题,特别是我们这个乡土社会中。

  律师路遇法官,你说是打招呼呢,还是不打呢?!


┃相关链接:

落实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规定 全力推进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

议公诉人与法官存在近亲属关系是否需要回避

最高法院对关于“法官法第十七条离退休法官子女是否担任代理人问题 ”的答复

最高法院对关于“在职法官是否可在非在职法院为近亲属代理民事案件”的答复

申请书(申请回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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