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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的警察咋就成了强奸犯?

2010年11月01日18:43 东方法眼 王学堂
   
 

  2010年10月15日下午,浙江省台州温岭市公安局新河派出所查获一起涉嫌卖淫嫖娼案件,值班民警陈昌涛将女嫌疑人冯某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当晚7时许,陈昌涛在调查谈话期间,趁无人之际,采取言语威胁手段,强行与冯某发生性关系。并于当晚9时将冯某予以释放。

  据报道,陈昌涛比较擅长文艺,歌唱得不错,个头1米82,身体壮实,认识他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是“很帅”。 同事说,印象中陈昌涛是个有点腼腆,看起来挺老实的一个人,陈昌涛去年结婚,目前孩子刚刚满月。(2010年10月30日南方都市报)

  这就让人怎么着怎么不明白,一个好端端的警察怎么就蜕化变质成了一个强奸犯罪嫌疑人?

  不禁想起了一则笑谈。

  某法院一位法官因嫖娼被警察抓获,后来法院作出了对其清出法官队伍的处分决定。这样的法官自然不能留在司法队伍里。

  为了善后,通知其家属到法院,进行例行公事的思想政治工作。

  没想到,家属不高兴了,“我老公在进法院之前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进了你们法院就变成了嫖客?”其意指是法院让一个好人变成了坏人。

  相信法院领导听了都很有感触。是呀,为什么一个进入法院之前好好的人,怎么进了法院成了法官反倒蜕变成了嫖客?你这队伍是怎么带的啊?

  你可别用法官、检察官甚至法学专家不懂法来解释。但懂法的他们为何不干依法该办的事呢?

  2010年9月29日某市人民检察院门口发生了人民警察与检察院工作人员互殴。究竟是什么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作为专门司法的两个群体都“依法斗殴”,无论理由如何只能让人心生悲凉,因为法律成了摆设。

  2010年8月26日,南京一法学教授酒后驾车,在等红灯时睡着了,将车停在路中央,妨碍了来往车辆安全,后被人拨打110报警。他被罚款1000元,被扣12分,3个月内禁驾。法学教授,自然是法学专家,自然对法律比普通老百姓应该更了解甚至熟知,为何他仍然知法犯法?相信这是公众最不能理解的地方。

  故意杀人的浙江省高院潘华山法官作为一个省法院的高级法官,一个法学研究生(是否博士学位不知),竟然犯下了不是贪赃枉法之类的经济犯罪而是真枪真刀的侵害人身犯罪,可以说,这位法官的所作所为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因为你毕竟是法官,毕竟是法律人,你毕竟在西北政法学习过法律,还是研究生。所有这些,都不允许你从事这么没有技术的犯罪,因为你对这个工作不专业。这种作法自然让人眼镜大跌。

  这样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太多了。

  那为何他们胆敢知法犯法、执法犯法?那是因为他们有特权思想,总认为法律是自己用来治理别人的,不成想,执法者最终也可能被“法办”。

  我们看到,南方都市报新闻中说,10月18日,温岭市公安局在调查卖淫案件过程中,获知这一线索。

  而中新浙江网发布的消息说,

  冯某从派出所出来后与一个同患难的未成年姐妹打的想离开温岭,在车上两人的言谈引起了出租车驾驶员的关注。当得知两人被骗强迫卖淫时,驾驶员把车驶到台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叫她们报案。冯某在派出所被强奸的事遂败露。

  相信读者能判断哪能一个更可靠一些。

  那么,我们猜测一下,警察在派出所强奸卖淫小姐事发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相信你我也都能概算。

  这里,还有个问题,怎么样看待警察执法中的“一对一”证据的效力。闯红灯、压黄线、鸣喇叭、超速驾驶等等违反交通信号、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指示等数量众多的行为。这类行为的特点是,违法行为瞬间发生,不留痕迹,通常是警察当场发现当场处理。所有这些案件――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都面对着同一个尖锐的问题:警察对是否违反交通规则的现场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应被尊重?

  理论上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同意交警的现场判断应当“有绝对发言权”,但必须注意法院否定交警判断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在所有这类案件中,如果单个警察看到了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不“作算”,那么,单个警察即使发现有违法行为,也不能进行处理――因为“证据不足”,一旦当事人起诉,处理决定就可能被推翻。可以预料,警察可能束手无策,或者干脆撒手不管,结果将造成大量的交通违法行为逃逸法网。这对于交通秩序将带来重大损害。两相权衡,为了公共交通秩序似乎应当牺牲个人的利益。

  必须要承认,这在一定可能下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其它替代办法以求两全其美。其一是增加警力,每次执勤都由两个以上交警执行。但由于交通违规的瞬间性,很难做到两个以上交警同时看到(或听到)违法行为,结果仍有大量“漏网之鱼”。即使有些收效,与警力的大量增加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和其它负面效应相比,还是得不偿失。替代措施之二是在路口安装交通监控设备。已经有城市在一些主要路口安置了隐蔽的录像设备,据说效果不错。借助现代技术和设施解决查证的难题,这种前景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这种可能性值得认真对待。假如原告“闯红灯”的路口已经安装了摄像设备,而且要求交警部门在原告对罚款有异议的情况下保存录象资料是合理的,那么法院完全可以把举证责任转给被告;只是本案中不存在这种情况。退一步说,假如普遍应用监控设备的方案在技术、经济和伦理上都是可行的,交警部门获得当事人交通违法的确凿证据就变得容易,那么,由交警部门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则也是值得考虑的:即使交警部门没有安装,法院也可以通过提高被告证明标准,从而促使交警部门安装监控设备。但是,有几个因素使这一设想不可行。首先,普遍地、大规模地应用录象设备显然是政府财力所不逮的,巨额的公共支出与所换取的个别公正明显不相称。还有,即使技术和经济条件允许,即使仅仅在街道等公共场所,假如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无处不被监控的世界里,那是我们理想的社会吗?所以,安装交通监控设备不能普遍推行,更不应是交警部门的义务,不能因为被告在本案发生场所中没有安装监控设备,而令其承担不利结果。

  于是,交警在执勤现场耳闻目睹的证据应当被推定正确。被告到此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责任转移到原告身上。除非原告能够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推翻刚才的初步认定,他将承担败诉后果。从理论上讲,原告至少有两个“路子”可以推翻被告的证据。一是,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或者即使存在“交通违法” 的可能,执勤交警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看到。二是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执勤交警有滥用职权的故意,例如,交警部门把罚款当成“创收”渠道,或者执勤交警与原告有仇隙,借故报复。事实上,能证明存在这两种情形的概率几乎为0。

  (具体可参见:《执法交警就“闯红灯”等瞬时交通违法行为所作陈述之证明力的认定——郁祝军诉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交通行政处罚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审判指导参考(第1卷),27—32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我们当然要相信警察、检察官、法官、法家专家等公权力的化身,但他们是人不是神,自然也有人的弱点,如自私、贪婪、好色、欲望、报复等。一旦自我约束力不够,他们也容易犯法,而他们被法办的几率却远远小于我们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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