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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

2016年06月25日09:04 东方法眼fazhi1234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需要找对问题、选对措施,集中改革资源。在问题、措施和资源的分配上都可以产生主观主义。正确的改革首先要能够识别和抓住正确的“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必须与问题的解决有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在改革资源的分配上必须始终抓住事物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不能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必须充分尊重客观实际,具体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审慎对待改革的问题、改革的措施和改革资源的分配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以确保改革取得预期效果。

  无论是改革者还是被改革者而或改革的利害关系者,我们对改革都有一些期待,它们构成了整个社会关于司法改革的主观愿望部份。

  从哲学分析,人预期的实现主观目的,必须充分尊重客观实际。如果主观想法和愿望不符合客观实际,实践的结果会证明先前的想法错误,目的要落空。此文重在强调,改革的美好愿望必须切合司法的客观实际,我们对改革的任何期待或愿望都必须立足于客观实际,具体把握事务之间的客观联系。

  一、司法改革措施概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可以视为这一轮司法改革的总体规划。

  《意见》的第一部份,即“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总体思路”规定了此轮司法改革的总体目标,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司法自身应当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二、司法在全局中应当: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简单的说,此轮司法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司法自身”应当公平正义;司法对其它国家目标和社会进步事业的建设应当起到促进和保障作用。其中,“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也属于司改目标,因为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主要是确保司法公正,以及司法公信力也主要围绕和服务于司法的公平正义,所以这两个目标应归属于第一个层次。

  从《意见》规定的两个目标层次分析,可以认为此轮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司法公正,或者说要着力解决司法不公问题。实际上,司法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形成中国特色的审判权力运行体系,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必须能够公正。简单的说司法不只是标榜公正,也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做到公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正。所以,公正是此轮司法改革的基本追求,是要实现的最基本的主观愿望。

  一般认为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超出法定期限的案件即使实体公正,也可以认为当事人在程序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我们惯常提到的司法效率可以包括在《意见》的公正目标里边,属于司法公正的程序公正范畴。

  其中“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可以视为基本手段或者手段的基本方面,也可以认为是此轮司法改革所有改革措施的中心。我们就是要通过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措施来实现司法公正,其中司法能力的提升还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因此,此轮司法改革的所有措施整体指向是“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

  至于这些措施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则始终是我们的关注,不时构成我们的担忧。此文重点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又特别侧重于在作者看来只是看上去好像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无效和将不符合预期的改革措施存在的问题。措施和目标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员额制,它既是近期的司改目标,也是实现其它司改目标的措施。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总是力求在具体相对的联系中分析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不能宽泛的抽象的给出结论,以免造成逻辑上的混乱。

  二、司法改革中的三种主观主义

  (一)问题主观主义

  改革必由问题产生,所以“问题”其实是改革的基本动力和原因。没有问题,就没有合适的改革。如果某个司法问题不存在,我们却把它当作司法问题来解决,这就是“问题主观主义”。问题主观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将不需要解决或不存在的问题当作问题去解决。之所以会“当作问题”去解决就是因为错误认识了事物或现象之间的联系。

  换言之,我们不能相当然的认为某一问题影响司法公正,从而将这一问题列为改革对象。我们确定和分析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时,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凭主观想像。因此,改革走偏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改革的“问题”上产生主观主义。

  比如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我们对当事人主客场的认识。通常我们认为司法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认为当事人的主客场地位影响司法公正。那么,这里有没有“问题”错误呢?——一旦“问题”错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进行的改革,比如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等就都将成为不正点的改革。所以,正确的改革首先要能够识别和抓住正确的“问题”。

  那么,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或当事人主客场地位与司法公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我们对这种联系的把握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这直接决定了后续改革措施的正当性。

  鉴于作者所能掌握或了解信息上的局限,无法用“大数据”等手段做直观分析,仅就几个推论提出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意见:

  第一、是不是所有一方当事人是“外地”的案件,司法处理都是不公正的?而且都是偏袒了“本地”当事人?如果不是,我们能否断定这种主客场因素与司法不公存在“必然”联系?

  如果不存在“必然”联系,那么,我们将当事人变成同一主场或同一客场,也不必然能带来司法公正。从而,改变当事人主客场关系方面的改革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也将微不足道。

  第二、对于不存在主客场因素的案件,司法处理是不是都是公正的?如果也不是,那么,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在存在主客场因素的司法不公正案件里是如何表现的?

  我们要解决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主客场因素案件的司法不公问题,必须分析这些因素是不是此类案件司法不公的全部原因以及这些原因是如何产生司法不公的。如果这些客观因素只是影响此类案件司法公正的次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尚不是此类案件司法不公的直接原因,与司法不公不存在必然联系,那么解决此类案件的司法公正我们一定需要更为辩证和整体的考虑,而不是像单纯的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这么简单。

  第三、因地方保护主义或当事人主客场因素所产生的司法不公正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公正?显然我们不能将外地当事人败诉的案件都视为司法不公,在外地当事人应该败诉的案件里,其败诉正是司法公正。所以,此类案件是否公正不能从败诉的当事人是哪一方的角度来考察。

  一个案件是否公正,一般来讲应从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的角度深入分析。因此,此类案件的司法不公与其它司法不公,在内涵上并无二致。

  既然地方保护主义所产生的司法不公也是一般的司法不公正,那么,为什么不能通过上诉来解决呢?

  如果我们的上诉制度不能解决原审司法不公正的问题,那么岂止是这类案件,我们遇到的和需要解决的一定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上诉制度没有根本问题,可以有效的一般的解决一审的司法问题,我们的地方保护主义或主客场因素产生的司法不公,也完全可以通过上诉制度得以遏止。

  案件上诉、再审制度都是用来解决各种司法不公的,是通过一定的程序设计将进入司法程序却又因种种原因尚未实现公正的少数案件让其公正起来。

  那么,地方保护主义或当事人主客场因素所造成的司法不公能否通过上诉、再审等既有制度得以克服?

  如果可以,我们因此而新增的改革措施,新设的司法制度都是折腾。

  如果不可以,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一定不是主客场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么简单。我们改变当事人的主客场,设立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等都不可能简单的解决此类案件存在司法不公。

  那么,地方保护主义或主客场因素与存在这些因素案件的司法不公究竟是一种什么联系?我们应当如何识别存在这些因素的案件之司法不公正的司法现象?能否将这种现象简单解释为就是因为地方保护主义或当事人主客场因素的存在?

  在笔者看来,这些因素与司法公正与否并没有必然联系。比如主客场,其实在有的司法不公案件里,法院也可以偏袒外地当事人。那么偏袒与否并不由当事人的这种属地决定,应当将这种因素归结为像关系案这样的普通概念。换言之,无论是外地当事人还是本地当事人,如果没有“关系”这样的概念,直接造成司法不公并不现实。

  地方保护主义应当归属于审判不独立的范畴。这种不独立通常因为地方党政机关干预而产生。这只需要解决审判独立的问题,就能根本解决地方保护主义。所以,也不需要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这样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将所有法院均变成跨行政区划那样的法院,这种改革进步意义必定受限;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所有法院改革成跨行政区划的法院,其实我们真正改变的仍然是法院的管理体制而不是是否跨行政区划。所以,地方保护主义直接根源在于审判不独立。而审判能否独立,在人民法院外部主要归属于管理体制,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是否跨行政区划。综上,地方保护主义不能理解为地理意义上的因素造成司法不公,也不能理解为打破管辖的地理意义就一定能实现审判独立。

  这就是我们在司法改革中首先面对的“问题”,即一个司法问题或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就有可能产生“问题”主观主义,将不正确的原因或问题认识为可以或能够改变某个司法状况的原因或问题,从而针对错误的原因或问题进行改革。这种改革自然是“疗效”很差。

  包括最高院巡回法庭、改造后的铁路运输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等,它们都具备了“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或者是跨行政区划的基本特征,但笔者认为公正与否,很难由此期待。这种判断根据就是对现存司法不公的“问题”分析。

  再比如人民陪审员制度。《意见》33条“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部份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观愿望表述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中也提到“进一步推进司法民主”、“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等。

  那么,为什么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什么叫司法民主?

  在我看来,司法民主的实质是司法事务向人民推诿。人民信任你才任命你为人民法官,法官的职责就是审理案件,公断纠纷。一个案件如何审理,如何裁判,法官应该做出决定。如果法官再要求民主,那么,法官定然职责旁落。因此,法官受人民之托,必然具备一定事务的决策权。而人民正是基于你的决策表现来决定是否选任或罢免你的法官职务。所以,司法民主不应该存在于个案审理之中。但是,我们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恰恰是要求“人民”参与个案审理,在个案决策中再次引入司法民主。这样的制度,在笔者看来,它仿佛忘记了决策者本身已经是民主的产物这样的基本事实。因而追求对决策事务再次民主,逻辑起点就很荒谬。

  如果如上分析成立,那么我们再围绕“司法民主”、让人民群众参与司法进行改革,首先就是“问题”错误。我们主观认为这个目标是正确的美好的,其实很难在实践中取得同样的效果。

  所以,问题主观主义是我们在司法改革中必须首先厘清和根本否定的基本问题。一旦“问题”搞错了,接下来的改革都不可能正确。其实质是为错误的目标或方向而折腾改革资源,是拿不对症的“医疗手段”,是贻害改革的基本问题,我们必须警惕。

  (二)措施主观主义

  在找到正确问题后,其解决通常需要铺陈一定的改革措施。在围绕某一问题的解决而选择或限定改革措施时,我们也容易产生主观主义。换言之,措施必须与要改革的问题有确定的联系。如果两者之间缺少这种必然联系,我们却主观的认为这一措施可以解决那一问题,这就是改革措施上的主观主义。

  以《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为例,笔者选择几个措施进行分析:

  1、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条件。该意见规定: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或者全日制普通高等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或获得其他相应学位且从事法律工作三年以上。

  目前的报名条件:高等学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相对于目前的报名条件,该意见的规定显然提高了规格,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日制;

  第二、非法本必须有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

  第三、如果是其他相应学位则应从事法律工作三年以上。

  相对于非全日制,全日制是否意味着更高的专业素养或某种所谓的综合素养?而且,如果全日制的考生不能通过司法考试,和已经通过司法考试的非全日制考生相比,我们是否还能得出前者一定优于后者的结论?这种结论在多大程度上靠谱?

  非法学本科如果能够通过司法考试,相对于不能通过司法考试但是获取法律或法学硕士学位的人员相比,在实务层面上,两者的专业素养哪一个更靠谱?

  很显然,法律职业人员的素养与其是否全日制,是否法学本科等并没有绝对确定的必然联系。因此,在这些方面的高规格要求有可能只是基于某种主观想像中的“素养”而来的盲目追求。

  2、改革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内容。该意见规定:着重考查宪法法律知识、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以案例分析、法律方法检验考生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等方面的法治实践水平。

  这里的关键词:宪法法律知识、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法治实践水平。

  笔者认为,尽管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母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是其仍然不能替代其它部门法。特别是在实务层面,宪法只能与其它部门法具有同等乃至低于其它部门法的价值。凡是法律,无论是宪法还是其它法律,皆应适用、执行或被遵守。在实务层面,如果某个问题识别为其它部门法,则必须依据其它部门法的规定进行处理。此时,法律职业从业人员对该部门法的具体规定不知,不依是不能被允许的。因此,宪法不能替代其它法律,也不能成为法律职业人员的重点法律。在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将宪法法律知识作为重点去考察,缺少科学性。以宪法法律知识为重点的知识构成不见得能够成为优秀的法律职业人士。所以,这种措施也只能是盲目的主观追求,与法律职业人员的正确素养缺少内在联系,可以认为是措施上的主观主义。

  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以及法治的实践水平,特别是法治的实践水平,笔者认为是考不出来的。在考试中,我们无论如何也考不到“实践水平”,我们只能考到理论水平或知识水平。这种措施上的追求,在笔者看来,也是盲目追求,是渴求更高目标而产生的措施上的主观主义。

  实质上,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是很抽象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列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考察内容。而且,何谓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这种思维或能力并非法律职业人士所独有。为什么?比如医生对医疗规则的严格遵守和运用医疗规则处理病症的能力,单讲“思维”和“能力”,它无异于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可以说也是一种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但是医生显然不是符合我们要求的的法律职业人员。

  因此,国家授予还是不授予公民法律职业资格,应当把握的标准不应该是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特别是,如果拔高的是不正点的标准要求,有可能将正确的人才不合理的拒之门外,彻底的事与愿违。

  而且,法律职业资格毕竟不同于法律职业。我们不能认为法律职业资格代表了法律职业的全部素养。比如,法官在审理某个商事案件时,可能需要对企业会计有所了解才能很好的理解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但是,会计学知识显然未规定在该意见的法律职业资格授予条件里。但是,你不能认为法律职业人员在任何时候都不需要这种素养。因此,也不能认为国家所授予的法律职业资格代表了法律职业的全部素养。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意见对法律职业资格所做的措施规定很不科学。这样的措施并不能保证产生优秀的法律职业人员。在措施和改革愿望上缺少内在联系,可以视为措施上的主观主义。

  实际上,我们应当只在知识构成上把握法律职业资格,即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条件只能是现行法成为其知识构成的必要部份,并且是一个符合标准的“应有”状态。这个标准就是对现行法知和了解达到一定程度。简单的说,通晓现行法,能正确的理解和掌握相当数量的现行法,是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唯一正确条件。这个数量标准就是我们以现行法内容为考察对象的考试所代表的分值。达到一定的分值,就可以认为其对现行法的量和质的掌握达到一定状态,且现行法成为其有效的符合我们要求的知识构成部份,因而就可以授予其法律职业资格。

  因为国家不能保证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均从事法律职业。比如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后,国家不能保证其可以从事法官、检察官等职业。既然有法律资格还未必能从事法律职业,以及在从事法律职业时我们还可以再考察其他方面的职业要求,我们不应当将两者混为一团而应该作一些区分。应当视法律职业资格是从事法律职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不能将其它条件同时视为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条件。换言之,我们不能将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全部条件或素养全部用来决定是否授予资格。如果我们一定要这样,那么在实际事务中就是不分职业和职业资格,从而将职业资格等同于职业。这种混同容易模糊和降低资格管理的正确性,最终反而无法在根本上保证职业人员的较高素养。

  因此,知识构成中的现行法因素应当是是否授法律职业资格的正确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如果我们偏离这一标准,或者再增加其它标准,那么这些措施都有可能事与愿违,成为措施上的主观主义。所以,我们在圈定和选择改革措施时,必须准确把握措施与目标或改革问题之间的联系,不能相当然的认为某些措施有什么效果或能解决什么问题。

  (三)“全面”主观主义。

  看问题要全面不要片面,为什么“全面”会成为一种主观主义?

  哲学矛盾论观点告诉我们,矛盾是绝对的,矛盾就是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联系。其方法论要求我们必须抓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反对“眉毛胡子一把抓”。毛主席在谈战略战术时有一个很通俗的讲法是不能“两个拳头打人”。然而,在我们的司法改革中,一些人总是喜欢“一把抓”,喜欢在文字表述上看起来很“全面”,这些改革往往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其问题就出在对“全面”的主观追求上。实际上,我们应当有全面的观点,但必须抓住重点。如果抓不住重点,盲目追求全面,结果就会事与愿违,成为“全面”上的主观主义。

  比如,良法之治。在理论上,法治自然应该是良法之治。应该是先有良法,后有法治。这些观点均非常全面。但是良法之治和有法不治相比显然后者应该成为我们依法治国的重点。我们在法治建设中应当抓住有法不治这个重点,而不是着力解决法律是良还是恶的问题。因为,观察和分析全国人大通过的诸多法律案,可以说基本没有恶法。因此,在我们国家良法之治几近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我们缺少甚至没有恶法,所以强调良法之治尽管非常全面,但是缺少实际意义,也就脱离客观实际,无益于法治建设,成为追求“全面”的主观主义。

  在这些矛盾的辩证的事物中,什么是重点,必须取决于客观实际,而不是理论分析。比如我们要吃上好饭,同时又不能营养过剩,在理论上没有重点。首先要吃上好饭,同时,好饭又不能多吃。否则,也要影响健康。你说什么是重点?在某贫困地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然后,你向这里的老百姓宣讲大鱼大肉不能多吃,否则容易产生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有意义吗?对于尚未解决温饱的“实际”,吃上好饭就是重点。先别谈防止摄入过多的脂肪,尽管在理论上它没有错。这就是具体把握实际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将防止摄入过多脂肪作为重点,有可能就会影响他们吃上好饭这一问题的解决,从而影响他们生活质量的改善。生活不改善,防止摄入过多脂肪也没有实际意义,因此这样的“全面”思维其实是脱离客观实际。所以,理论上或看上去很“全面”的东西落实在纸上会非常完美,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可能就是主观主义。

  这就是我说的“全面”主观主义。其基本特征是表面非常正确,理论没有“漏洞”,实际上却不正确。

  所以,我们要有效的建成法治国家必须重点解决有法不治的问题,必须突出法治的重点地位,而不能扯淡什么良法之治或德治。一旦我们追求“全面”,从而抓不住重点,我们就有可能在实际工作中分散改革资源,分散解决正确问题、重点问题的资源、精力和力量,降低改革成效,甚至导致改革失败。

  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具体实际,确定应当抓好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能奢求全面。没有重点的“全面”看上去很完美,实际上大多不会有成效,都会事与愿违,在我看来是一种主观义。

  三、主观主义产生的原因分析

  之所以产生主观主义最根本的仍然是缺少调查研究,凭主观想像进行改革。或者虽然调查研究,但是没有调查全面也没有研究透彻,就相当然的得出结论或认识。此外,有几种功利因素也是产生主观主义的重要原因。

  (一)为改革而改革。即改革的设计者或改革的组织者,因为要改革本身,因为将改革视为一件要做的工作,为了应付改革而改革,从而闭门造车,根据自己的想像或喜好或对司法实际的粗浅认识而改革。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滋生主观主义,让改革脱离客观实际。

  (二)因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利益需求而改革。因为不能超脱于自身的立场或利益,因而便从这里出发设定改革方案或影响改革方案,结果虽然满足了自身的利益需求,但是脱离了真正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从而产生主观主义。比如有些改革能明显反映出专家学者的立场和利益需求,我们很容易能看到他们在改革决策中的影子。这样的改革从全局看可能并不合适,脱离更大的实际,因而也属于主观主义。

  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主观主义的基本特征终究是缺少调查研究,缺少对客观实际的深入分析和充分认识,通病依然是脱离实际。后果都是不达目的,不能实现预期,都是让改革最终沦为折腾。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警惕司法改革中的主观主义。

  四、如何处理司法改革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

  很多情况下,改革的初衷都不错,但是最终结果却差强人意。我们必须认识到想法终归属于主观范畴。司法改革不能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必须尊重司法的客观实际,研究司法的实际需求,这是必须厘清的基本司改问题。

  重大改革在认识上必须具体厘清:第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这一问题是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一问题是不是某一司法现象的正确原因。第二、采取的措施是什么,这一措施与要解决的问题有没有真正的联系。第三、除了解决既定的问题,这一措施还能对客观实际造成哪些影响。

  比如员额制,我们能否就中国司法的客观实际,清楚的回答上述问题。如果能够回答,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什么是我们的主观愿望以及什么是司法的客观实际。

  综上,主观主义是改革的大敌,是重大改革绝对不能容忍的基本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主观主义的危害,力求做到改革的决策布署充分根据客观实际。从要改革的具体问题开始,到改革的措施,到改革资源的配置,均必须充分尊重客观实际,以确保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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