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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警方包机票请网友跨国作证为何引关注?

2012年11月07日15:07 东方法眼 王学堂
   
 

核心提示:一名新浪微博网友“Sissi希茜”在微博上贴出电邮,称英国警方为证一名盗窃嫌疑人有罪,发电邮邀请其回英国出庭作证,并支付往返的机票食宿。

英国作证  

  2012年10月30日晨一名新浪微博网友“Sissi希茜”在微博上贴出电邮,称英国警方为证一名盗窃嫌疑人有罪,发电邮邀请其回英国出庭作证,并支付往返的机票食宿。

  该微博当然如料引起网友热议和关注。

  之所以如此,或许有几个原因可供选择:

  一是手机被盗窃竟然能够立案找回。正如“Sisi希茜”微博中说:“昨晚check邮箱,发现英国警方发来了一封邮件。继四个月前我的i-Phone4在英国被偷后,英国警方先是帮我找到了手机,后又抓住了盗窃的英国男子,昨晚,英国警方竟告知我如果愿意在明年1月16日回到英国出庭作证,他们将支付我的机票、食宿及交通费,我给英警方跪了。”

  只要是中国人,相信你都被偷盗过,至于能否找回,那真的只有天知道。

  日本环球旅行者河源启一郎骑着自行车环游世界,到武汉后,自行车被偷了。2012年2月17日晚,武昌东亭派出所接到河源启一郎报警后,连夜组织开展侦查工作。2月20日晚11时警方将被盗自行车追回并连夜发还河源启一郎。于是,河源感动地发现,“整个城市都在为我寻找自行车”。

  一辆自行车的被盗,因为他的主人是外国人,竟然引起了全体国民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发评论说,“一个城市和国家是否体面,不在它拥有多少高楼大厦、创造了多少经济奇迹,也不在于其精英人群生活得多么风光,而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势、最无助的普通劳动者。”

  此言对矣!

  天下民众苦小偷久矣,相信大陆同胞大都有自行车丢失的经历,但报警后能被找回的有几人欤?也就难怪日本人在大陆丢失自行车被警方高度重视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了,我们的公权力机关对待国人和洋人双重待遇标准已经成为民众不满的导火索。你丢失了物品,报案基本上没用,因为破案率太低;另一方面,警方往往以数额小(甚至于人为压低物值)以将刑事案件降格治安案件以求其“发案少秩序好”。这怎么能让民众满意?

  警方的这种态度无疑是对偷盗者的纵容。

  差不多与武汉丢车事件同时的2012年2月18日,市民何先生到三水西南市场买菜,买菜遇上贼,不想被警觉的何先生发现(可见我们老百姓的防盗意识有多强!)。于是钱包没偷成。何先生气愤之下骂了几句国骂,不意竟然得罪了小偷大人于是倒了大霉。随后被小偷及两名同伙围殴何先生十几分钟。(2012年2月21日《佛山日报》)

  这是什么世道?!小偷都反了天了,百姓反倒成了小心翼翼的贼人!

  二是为了一起盗窃手机小案件竟然立案审理。尽管中国大多数盗窃案起刑点只有1000元,尽管盗窃犯罪是盗窃犯罪是我国第一大犯罪,也是历朝历代的惩治重点。根据公安部提供的数据来看,盗窃犯罪的立案数量一般占所有刑事犯罪立案总数的70%,有时甚至高达80%,占全国各级法院审判的刑事案件总数的20%—30%。刑乱世用重典。秦律规定“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赀徭三旬。”即盗采他人桑叶,重量不到一钱的都要罚作劳役三十天。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曾记载:“张乖崖为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旁巾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钱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乖崖援笔判曰:‘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就为小吏偷了一文钱(当时没有贪污之说)丢了性命,不可谓不严厉。但就如此严厉的刑罚,盗窃犯罪为何仍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尽管我国历朝历代对盗窃的惩治都极为严厉,可是盗窃犯罪依旧难以根治。

  但警方打击不力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出庭作证竟然会支付来回机票。尽管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义务,但出庭的费用原则上是由当事人(原告被告)负担,对于刑事案件来说,这种费用请求权往往是一纸空文。

  不过,即便是在国家支付的外国,这种费用往往也引发争议。

  让一名身在中国的证人长途跋涉赴英作证,英警是否小题大做了?对此,负责检控英格兰及威尔士警方所调查的犯罪案件的英国皇家检控署新闻发言人Tim McAtackney认为,在英国,把外国人视为犯罪目标的犯罪分子不能逃过法律制裁,受害者和目击者会被召唤出庭或通过录像出庭,不管受害者和目击者是否住在英国,其费用将获得报销。

  但民众有时不是这样相怕

  现年20岁的帕特里克.贝克尔是德国梅佩恩市的大学生。去年春天他在柏林旅游时衣兜里的iPhone手机被小偷偷走。贝克尔报案后就回家了,警方也一直没联系他。2010年9月,贝克尔在澳大利亚悉尼学习英语期间突然接到柏林地方法院的通知,说小偷抓到了,但需要他立即出庭提供“关键性”证词。10月1日,贝克尔抵达柏林法院,他的全部证词只用30多秒就说完了,然后他带着法院支付的6900英镑(返悉尼和柏林之间的头等舱机票费)返回悉尼。那个小偷最终被判处3天监禁。英国《每日电讯报》批评法院这种行为是教条主义和滥用公款。(2010年10月9日《羊城晚报》)

  你可曾知,这种争议在我国也发生过。

  2008年6月,杨某在安徽省巢湖市一家企业盗窃铝合金门窗和少量电焊线后潜逃,居巢警方将其列为追捕对象。两年来,民警南下羊城,北上兰州,追逃足迹遍布6省12市。2010年7月9日,终于在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农贸市场内将杨某抓获。杨某盗窃所得财物折合成现金,价值不足4000元,然而警方历时两年,横跨6省,仅差旅费就花费了一万多元,这样破案到底值不值?当地居民众说不一。然而,被盗企业的负责人说:“案子破了,挽回的不仅仅是经济损失,更是我们的安全感,是企业对一个地方的投资信心。”巢湖市公安局副局长、居巢分局局长戴尉华表示:“算经济账,这实属一笔亏本买卖。但算一笔平安大账,却是警方赢得了口碑,企业赢得了信心,群众多了安全感。” (2010年7月11日《市场星报》)

  四是在公正与效益之间司法选择公正。无独有偶,《杂文选刊》上有一篇郭莹的《在伦敦失窃钱包》,也反映了这个问题。

  伦敦市图书馆有几份中文报刊,每星期我总要去浏览几次。这天下午,当喜爱清静的我一如既往独自在大厅一隅的“孤岛”上坐下后,我不爱扎堆的毛病几分钟后就得到了报应。那天我持着几篇散文,从钱夹里掏了几枚硬币准备去复印处,然后将钱夹放回包内留在桌上,万没料到我的这番动作早已被两个十几岁的英国小窃贼看得一清二楚。约五分钟后我转身回来时,钱夹不翼而飞了。图书馆的保安闻讯后当即分成两路去追寻小偷,一无所获。我的遭窃“惨况”引来周围英国人的围观。围观人群里,一位男士不顾肮脏自动跑到男厕所里翻了个底朝天,试图找到小偷丢弃的空钱包。另一位中年妇女则塞给我五英镑,要我乘出租车回家。这些与我素昧平生的异国人给予我的热情友好令我深受感动。五分钟后,一位年轻女警察火速赶到现场。女警察带领我与那位目击者小姐一起上警察局。我头一回坐上大英帝国的警车,备感新鲜,不过下车时我怎么也拉不开车后门。警察小姐说,警车的后门都是封死的,以防罪犯逃脱,门只能从外面打开。一到警察局,警察就拿出所有银行的电话簿:钱夹失窃后必须做的首要之事,是立即给发放信用卡的银行挂电话,以防歹徒盗用信用卡。第二天,我如约再到警察局录口供,发现他们已从伦敦内政部调来了我的所有档案资料。没想到对失窃的报案人也要进行兜底调查,英国司法制度之严谨可见一斑。顺便说一句,为何有些中国人出了事不敢惊动警察,原因就是害怕自己非法移民的身份被曝光。女警察笔录完我叙述的失窃经过后,将记录给我过目,结尾一句话是:“我没允许任何人,不经许可擅自动用我的钱包。”这种提法使我感觉滑稽可笑。她说,如果我同意此份报告,就在最后一句结束处签名。特别要求在此处签名,是为了杜绝其他人可能钻空子在后面任意添写。女警察告诉我,图书馆的安全系统已录下了小偷的尊容,今天就会将罪犯的照片从录像带上剪下来,张贴在警察局会议大厅里,以便全市警察辨认。如仍找不到线索,会把录像送交本地电视台播放,悬赏捉拿。我急忙追问破案率如何?女警察微笑着宣称相当成功。她又强调,他们要令罪犯明白,技艺如此拙劣竟敢与法律较量,不如就此洗手不干。我怀疑地询问:“钱包内只有三十英镑现金,你们兴师动众捉拿小贼,显然为抓贼所耗费的人力、财力将大大超出三十英镑。”女警察严肃地表示:“法律的尊严无法以金钱的价值来衡量。他触犯了法律,就必须绳之以法。”英国警察的执法态度及办案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出来时在警察局门口看到一张宣传画,上书:“偷一个钱夹的全部过程只需四秒钟,阁下是否生活在安全之中?”两天后,当我再到图书馆时,发现每张桌子正中增添了一则启事:“当你离开座位时,务必做到包与人同在。”(《杂文选刊》2007年1月下半月)

  可惜,我们的司法现在常讲宽严相济,但现实中要么就过宽,如现在的刑事审判基本上是以被告人的保护为重心,而被害人则成了被遗忘和被冷落的旁观者。要么就重刑主义当道。

  其实“法律的尊严无法以金钱的价值来衡量。他触犯了法律,就必须绳之以法。”因为:在公正和效益之间,首选公正是法律的不二法门。

  或许,这正是这条微博引发热议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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