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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东莞悲情母亲韩群凤案件答某报记者问

2011年08月04日10:46 东方法眼 王学堂
   
 

核心提示:1、对于法院作出韩群凤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您是如何评价的?您是刑法和犯罪学的专家,应该如何评价韩群凤的行为? 王学堂: 刑法第二百三

  1、对于法院作出韩群凤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您是如何评价的?您是刑法和犯罪学的专家,应该如何评价韩群凤的行为?

  王学堂: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分析法条,我们看出,对于故意杀人罪,法定刑的排序则是由重刑到轻刑排列,即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首选法定刑是适用死刑,体现刑法对故意杀人这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案件从重打击的方针。犯故意杀人罪只是在有其他从轻处罚的情节时才能考虑排除适用死刑。因此,故意杀人罪适用死刑的数量在所有犯罪中一直占第一位。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于公民生命权利的特别保护。死刑立即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刑罚适用的“格”(顺序)。但法官选择了“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确定为5年,无疑是正确的。

东莞悲情母亲

  对于法院作出韩群凤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我个人认为法院很好地考虑了量刑的法定情节和从轻情节,特别是考虑了:1、本案的犯罪对象具有特殊性,被告人韩群凤杀死的是自己的儿子;2.被害人家属(韩群凤丈夫)对被告人表示谅解且明确提出希望免予追究刑事责任;3.被告人本身系限制行为能力人,案发后有悔罪表现,且自杀未遂;4.被告人归案后认罪态度好,又系初犯。因此,我认同韩群凤案的判决结果。

  不过,我个人认为上述判决结果略微有点重,尽管是在法定的幅度内。

  因为我们的法律虽然讲求惩罚功能,但更强调矫治和养成功能(亦称教育功能)。刑罚不仅是对犯罪人的一定权利和利益的剥夺,而且还表明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行为的否定的评价,道义上谴责犯罪分子,这对于犯罪人以及其他人都寓有教育的意蕴,如果没有教育这一因素,刑罚同样不成其为刑罚。在这个意义上,对溺子案从轻处罚是有法理依据和群众基础的,因为即便是不处罚,也没有人愿意效仿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毕竟血浓于水。就我看来,法律绝对不是无情物,法官也绝对不是“吞进法律条文和法律事实,吐出正确判决”的自动售货机,而法律的温情后面隐藏着对人性的尊重。所以,在我看来,对韩群凤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没有任何法律难题。

  当然,法官作为案情的亲历者,自然较我们外人对案情及法律适用更为明了,同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是法官的法定权力,因此本案从法律结果上看并无不妥。

  我们知道,古代社会儿女是父母的私人财产,既然是财产,也就有权自由处分,因此子女的生命完全掌握在父母愿意之中。有一个宣扬孝道文化的经典“郭举埋儿”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传说郭举家贫,因儿子与母亲争食,孝敬母亲决定将儿子埋掉来省下粮食奉养老母。在埋儿时挖掘出了黄金,于是取金抱儿乃归。郭亦因此流芳百世,名列二十四孝之首。杀死自己的儿子不仅不被认为是犯罪,在郭举死后,大唐天子李世民感其孝行,诏令修寺建塔来纪念这位孝子,寺曰“感恩寺”(该寺建在郭举的家乡河北省内邱县金店镇)。

  斗转星移的今天,我们的法律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父母和子女都具有同等的人格,父母不但不能残杀子女,法律还为未成年子女专门设有许多保护性规定。因此,父母为了子女的利益(本案的悲哀之处所在)而杀死子女,自然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2、本案折射出社会管理体制上对脑瘫儿童及其家庭的救济缺位,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王学堂:

  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经济基础的薄弱,特别是对人的生命、健康价值的认识不足,我们对残疾人的治疗、保护主要依赖于家庭的个体力量。如果有一个残疾人,巨额的治疗、监护、教育、管理义务无疑会使一个家庭陷入经济困境。因此,必须要建立健全以社会扶助、家庭资助的全社会残疾人权利保障机制,切实改变当前几乎全部靠家庭负担的保障方式。

  3、本案从发生开始就受到媒体关注,一种悲情的情绪一直在被渲染,而一些求情信和某些团体还向法院递交了请求判处缓刑的公开信。在法律与人情、悲情之间,在媒体与司法之间该如何处理好关系?您是如何看待的?

  王学堂:

  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亦不是无情之物。因此,各种团体甚至公民个人通过公开信的转发、签名甚至网络征集、转发等方式表达了对本案的关注以及个人甚至一部分人的看法和请求,自然代表了某些方面人群的观点,本身无可厚非,也是司法与民意互动的有效方式。

  许多人认为这会造成舆论不当干涉、影响司法审判。其实不然。司法裁判之所以受舆论的不当影响,是因为司法自身的定力不够。法庭是人们要求社会公断的地方,是实现人们正义诉求的场所,是公平正义的发祥地。法庭是人们要求社会公断的地方,是实现人们正义诉求的场所,是公平正义的发祥地。法官承载着人们对于公平和正义的寄托,是依照法律给予人们公断、带给人们正义的人民公仆。

  因此,法治国家自然应当允许民众事前对个案裁判结果进行评论,也允许其在事后对裁判结果进行评论甚至争辩。

  当然,法治国家,首先要尊重的就是法律以及法律象征的法院和法官,对法院和法官的尊重也是对司法的尊重,对法律的尊重。我们一方面当然要加强对法官的监督,但绝对不容许对法官的怀疑与不信任。

  4、一时间,中山发生了父亲将生病小孩扔进水库案,韩群凤案发生后又发生了一位母亲在公园杀死脑瘫儿的惨剧。那么,在面对这么惨案,在社会救济又没有到位下,过分渲染悲情是否合适?媒体又在个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王学堂:

  溺亲案的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说明了对此类案件的重刑主义本身并不能产生刑罚的教育和引导效果。相信即便是韩群凤案适用缓刑、甚至免予刑事处罚,也不会对其他溺亲案产生示范效应。媒体的悲情渲染或有失于理智之处,但其责任不在媒体本身。因为媒体的使命在于发掘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当然,如此众多的溺亲案启示我们,单纯从个案的价值角度渲染悲情并不能解决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健全社会保障机制,防止某种偶然因素成为压跨有残疾儿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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