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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故居盗窃案:容忍被告人的放肆是法治进步的体现

2011年05月15日17:56 东方法眼 王学堂
   
 

核心提示:法警一打开其手铐,王如立即脱掉橙色号服,顺手甩到门边,“我没犯罪,为什么要穿这个进去?随即她昂首挺胸,双手捏兰花指,扭着模特步迈入法庭。

  这是一个注定被媒体关注的刑事案件,尽管只是最常见的普通盗窃案件(与故宫盗窃案中的盗窃珍贵文物不同)。

  因为被盗人是刚刚离世不久的国学大师季羡林。而被盗的物品也与季老的身份很相称,孔夫子搬家——净是书。公诉机关指控,季老生前秘书李玉洁的干女儿王如和前管家方咸如,他们盗窃的近6000册古书和塑像等物品,经鉴定价值共计333万余元。

  季老尸骨未寒,就发生如此恶性事件,让国人心寒;但所谓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利益,季老由于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家庭关系,身后留下点官司似乎也自然难免。

  相对说来,盗窃犯罪是一种常见犯罪,人们也见多不怪了。

  盗窃犯罪是我国第一大犯罪,也是历朝历代的惩治重点。根据公安部提供的数据来看,盗窃犯罪的立案数量一般占所有刑事犯罪立案总数的70%,有时甚至高达80%,占全国各级法院审判的刑事案件总数的20%—30%。

  因此,这个案件的关键就在于为什么被告人王如破窗而入盗窃了季老的藏书。相信这是大多数人的疑团之所在。

  就我,作为法律人,更关心的是庭审中身为被告人的王如的表现。

  2011年5月11日,自王如捏兰花指、扭着模特步迈入法庭的那一刻起,在全天长达6个半小时的庭审中,这位自称女“教授”的被告王如开始了其在法庭上的表演艺术。她接连爆出雷人之语,让公诉人、法官、旁听人大跌眼镜。

  法警一打开其手铐,王如立即脱掉橙色号服,顺手甩到门边,“我没犯罪,为什么要穿这个进去!”随即她昂首挺胸,双手捏兰花指,扭着模特步迈入法庭。

  近年来我们的司法改革推行了一系列“人性化”改革举措:废除“囚笼席”折射无罪推定,“检察官走下公诉席”勾画控辩平等式,“圆桌审判”彰显人文关怀,“未成年人避开”让执法带上温情。还有“诉讼风险告知”、“判后说理”、司法“上门服务”……诸如此类细节性的改变,无不让人体验到司法“温柔”的另一面。

  但关于囚服,似乎仍未取消。

  这无外乎是:你穿上了锦绣,便是王侯;戴起了枷镣,便是罪囚。

  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有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很难消除,那就是,一个人一旦被认为是罪犯,他就不再是“人”,也就没有什么权利可言了,人身可以随便被糟踏,财产更可以随便被占有。这一点,无论是对曾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还是对更多的芸芸众生,概莫如外。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指出:“犯人也是人。”在“文革”当中,他老人家还愤慨地痛斥过“法西斯审查方式”。当然,在推行法治的今天,那种无法无天的极端做法,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这并不表明在人的内心深处也没有了这种思想。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王如,曾用名王茹,无业……”

  王如抗议,“我的自然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身份不身份乃身外之物,不说也罢,但我的身份关乎我的人格尊严”。

  庭审中,王如总是探头面向公诉人,并经常用手指着公诉人,大声反驳。

  公诉人忍无可忍,打断了她的发言,向法官请求“法官请您提示被告人王如,她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但不要总对我指指点点”。

  法官当即对王如的言行提出否定意见,但王如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

  因发现公诉人宣读的扣押清单中含有自己的私人物品,王如当即指着公诉人的鼻子嚷嚷起来,“这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怎么能与季老的物品混为一谈?”

  法官随即敲击法槌严厉地制止王如哄闹法庭的行为,称公诉人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让她注意自己的行为方式。

  但王如仍然没有丝毫收敛。“现在休庭!”

  法官大怒,让法警给王如戴上手铐,带出法庭。

  见过被告人嚣张的,但没有见到过如此嚣张的!

  如此惹怒检察官和法官的王如,得到的是什么报复呢?

  公诉人提请法院考虑对两人减轻处罚。

  公诉人称,“奇怪的盗窃有奇怪的原因”,本案之所以存在争议被媒体广泛关注,是因存在原因上的特殊性。因而,公诉人提醒法院在量刑时不要完全机械地按照刑法规定,将两人按照“数额特别巨大”的程度,进行10年以上的量刑,而应考虑对两人减轻处罚,在10年以下量刑。

  这真是法治文明的体现。

  我们中国人向来有看杀人的心理(于是有了官府的斩首示众之举),鲁迅先生的《药》中就曾作过细致描写;就是今天,这种心理也未见减少(笔者在法院工作,每次开宣判会都会见到许多围观的群众,说大一点,还会组织群众旁听,新闻媒体都要报道),是不是这种心理?在一次行刑时,或许因为有亲人在场的缘故,犯人羞愧的低着头(其实或许他更想多看一眼亲人,这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就听不止一人说,“这种人还知道害臊”。

  不止一地的公安机关和法院联合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公捕,就是把犯罪嫌疑人(或许已经批准逮捕)成群结队地拉到会场上,去宣布逮捕、公布“罪状”;公判,是把已经宣判过的犯罪分子或准备宣判的被告人排成队列拉到会场上,去宣告判决、公布罪状。为了造声势,场所是刻意选择的,围观的人更是越多越好,规模也是越大效果越“佳”;被公捕公判的人也得凑到一定数目,少了不成,单个的绝对没有。于是为了“震慑犯罪分子,教育群众。”于是,他们的尊严(如果还有一点的话)再一次遭到侵犯。其实,在外国也曾有过断头台,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了其弊病,于是就聪明地发明了枪决、电刑、麻醉注射等办法以至今天相当部分国家取消了死刑,对死刑犯尚且如此,遑论一般犯罪嫌疑人乎。

  1986年,时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张晋藩应邀在中南海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为《谈谈法制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讲演中提到了这样一个典故:唐太宗禁止伪造履历,命令刚下,就又出现了一个伪造履历的官员。太宗一气之下要把此人处死,司法官戴胄却坚持处以“流刑”。太宗质问他为何抗旨,戴胄的回答是:“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

  这段史料成了那节课的热点。课间时,陈丕显、习仲勋等老干部都不约而同地问了一个问题:“后来太宗是怎么处理的?”答案是,“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2010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

  可惜,我们的执法者已经缺少这种在权势面前的据“法”力争之能力。

  从案犯到犯罪嫌疑人,从囚笼式被告人席到开放式座椅,不只是称谓或形式上的转变,其无处不彰显着法治文明的进步,更洋溢着尊重人、关心人、把人当人的气息。

  应当承认,我们的司法机关及工作人员已逐步树立尊重包括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的合法权利的观念,并在实际工作中探索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方式方法,但“习惯的影响是可怕的”,那种不把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当人看待的认识和变相做法,彻底绝迹还有待时日。

  凡人都有自尊心,犯人也不例外。

  或许,这个案件的审判能告诉我们老百姓一些案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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