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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药家鑫案说起:法官如何留人一命

2011年04月13日08:45 东方法眼 王学堂
   
 

核心提示:当前常见的死刑案件是故意杀人。 故意杀人案件发生后,被害人家属往往是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杀人偿命;而被告人一方则强烈要求保命,毕竟好死

  当前常见的死刑案件是故意杀人。

  故意杀人案件发生后,被害人家属往往是义愤填膺,强烈要求杀人偿命;而被告人一方则强烈要求保命,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于是,就在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开展了一条生命争夺战。

  最近网上正在热炒的药家鑫案件亦是如此。甚至一些专家也自主或不自主地裹挟在内,开展了一场关于杀人者是否必须偿命的全民大讨论。

  我不想从理论上讲这个,因为太空洞;我们从司法实践看法官是如何留其一命的。

  因为这种留命大战中最关键的是法官的态度,他说了算!

  2005年12月16日下午,江西宜春人袁君新酒后坐朋友的车去接人。当车行至一座立交桥边时,被与其同向行驶的一辆摩托车碰飞的小石头砸中车后门。袁君新即叫停摩托车,双方人员下车协商赔偿事宜。商量过程中,摩托车乘客曾某打电话叫来朋友任杰等人。任杰到现场后,与袁君新等人争吵。袁一气之下,抽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伤任杰,随后逃离现场。任杰在被送往医院抢救途中死亡。悲剧还在扩大。听到任杰死讯,十分疼爱他的一位长辈突发心脏病去世,雪上加霜。任杰的大家族群情激愤。

  不久,袁君新故意杀人案起诉到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审人便是该院刑一庭女法官刘茶花。“当时,任家向法庭只字不提民事赔偿,只要求判袁君新死刑。”刘茶花回忆起当时情景后感叹:“案情虽然简单,双方矛盾却异常尖锐,处理难度可想而知。”

  被告人这边也开展了保命行动。

  袁君新的母亲和妻子小杨多次找刘茶花,或通过别人说情,哀求别判袁君新死刑。刘茶花了解到,袁母年老体弱,加上忧虑过度,病倒在床。她很担心,如果袁君新被判死刑,袁母的未来不可想象。“我不能决定袁君新的生死,决定他生死的是他真诚悔过的态度和行为。”每次耐心听完袁君新家人的请求后,刘茶花总是轻声而慎重地答复:“你们自己或找人说情都无济于事,但是你们可以帮助袁君新,尽量用实际行动取得被害人家人的谅解。”

  袁君新的家人四处托人,一再向任杰的家人表示歉意和愿意赔偿的真诚。但是,连续丧亲的任家根本不接受。

  尽管任杰的家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一直注意着案件进展,任杰的父亲任国槐多次打电话给她,她每次都是耐心倾听,适时在电话交流中向他说明了袁君新的悔过之意及家庭现状。

  其后,任国槐了解到袁母因此事重病在身,还与儿媳一起四处筹集资金,想用赔偿的方式表达真诚的忏悔。任国槐不再坚持要袁君新偿命了。但是任家其他人仍然坚持要求判袁君新死刑,矛盾中的任国槐,多次打电话给刘法官,刘茶花告诉他,不管是否谅解袁某,都能理解他和他家人的心情,刘茶花进一步取得了任家其他亲属的信任。

袁君新(右)和被害人的父亲任国槐(左)拥抱在一起

  袁君新(右)和被害人的父亲任国槐(左)拥抱在一起

  案件开庭审理时,任家提交了原谅袁君新的谅解书。最后,法院综合考虑全案各方面情节,依法判处袁君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1年4月8日《人民法院报》)

  相信群众的眼光,可以看出这起保命案件中法官的作用。

  不只下级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很重要。

  2008年1月11日晚8点,刘兵(化名)到任某经营和居住的小卖部,要求延期支付自己租住和生产米糕房屋的房租,遭到任某拒绝。双方由口头争执发展为撕扯打斗,慌乱中,刘兵拿起任某用于修脚指甲的折叠刀,连续捅刺任某左颈部两刀,致使任某失血性休克死亡。想到自己没钱逃跑,刘兵从任某内衣包内偷得现金5600元逃离现场。

  “杀人者偿命。”任某的女儿坚决要求法院判处刘兵死刑,任某的老伴更是老泪纵横,嗓子哭到沙哑。

  2008年8月18日,重庆市一中院判决刘兵犯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宣判后,刘兵提出上诉。2008年12月8日,重庆市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刘兵杀人案于2009年2月11日分至最高法院刑五庭第三合议庭审判长李睿懿和法官助理曾琳手里。看了厚厚的几叠案卷,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到,刘兵尽管杀了人,也没有法定或者酌定从轻的情节,但刘兵是因琐事一时冲动,没有事先杀人的预谋,归案后表现出强烈的认罪悔罪态度,并非“罪大恶极”之列,尚属“可杀可不杀”的情形。

  在法官反复劝说下,被害人家属终于松口,“我们现在生活非常困难,如果被告人能够给一些赔偿,可以考虑给他一个机会。”

  当曾琳辗转接通刘兵姐姐的电话,希望她能够代刘兵赔偿时,刘兵的姐姐回答:“我没钱赔,我这么穷,谁也不愿意借给我钱!” 刘兵的哥哥更是用责备的口吻说:“我连自己都管不了,怎么能管他?就算现在大家凑钱赔了,过了一二十年,他放出来对我们也是负担,你们愿意怎么判就怎么判吧!”

  当被害人家属知晓被告人家属不愿代为赔偿时,态度再次出现了反复,“连他的亲属都不愿帮他,要我们怎么帮啊!”

  “刘兵走上犯罪道路,与他从小失去父亲,兄弟姐妹感情冷漠分不开。希望你们能充分考虑他的实际情况,体现你们的宽容,让他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你们的忏悔。”曾琳不懈地向被害人家属做着劝说工作,“你们能不能给他一个改造的机会?”看到法官亲自上门,言辞恳切,被害人亲属最终被感动了。任某的老伴邹晓芬表示,即使得不到赔偿,也愿意给刘兵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考虑到被害人亲属生活困难,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为被害人亲属争取一定的救助基金,以补偿他们的经济损失,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李睿懿说。(2010年9月30日《法制日报》)

  就我看来,这两起案件基本上说明了当前故意杀人案件中法官刀下留人的基本操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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