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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法律的公平与不公平

2011年04月07日21:34 东方法眼 王学堂
   
 

核心提示:1999年6月至2002年6月,佛山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伙同其他股东代理进口及自营销售韩国×太(星)口香糖。后经海关查证,案值约1.4亿元人民币,涉

  1999年6月至2002年6月,佛山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伙同其他股东代理进口及自营销售韩国×太(星)口香糖。后经海关查证,案值约1.4亿元人民币,涉嫌逃税2400多万元。该案因此成为当年佛山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的十大刑事案件之一。然而,该案主要嫌疑人彭某一直潜逃。在彭母的劝导下,今年3月16日,彭某主动到公案机关投案自首。(2011年4月7日《佛山日报》)

  谈及彭某投案自首的原因,有缉私部门的周密工作,也有亲人劝说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律的修改。今年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取消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可判处死刑的规定。一直自认必判死刑的彭某获知这一信息,才产生投案意图并主动与家人联系。

  因为法律的修改,导致刑罚的变化特别是生命刑的变化,这在我国法律史上并不鲜见。最为突出的就是盗窃罪的死刑, 1997年修正的《刑法》,除对“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或是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的仍保留了死刑外,对普通盗窃罪则一概废除了死刑。

  但在1997年以前,普通盗窃是存在死刑的。1992年12月11日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一般可以20000-30000元为起点;少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40000元为起点。也就是说,在1997年以前,盗窃3、4万元,从法理上讲是完全可以处以极刑的。事实上,那时的死刑犯罪中也是以盗窃犯为多。因为盗窃犯罪是我国第一大犯罪,也是历朝历代的惩治重点。根据公安部提供的数据来看,盗窃犯罪的立案数量一般占所有刑事犯罪立案总数的70%,有时甚至高达80%,占全国各级法院审判的刑事案件总数的20%—30%。

  问题由此产生,我们假设一种情况,两人合伙盗窃(数额、情节相当),个人犯罪数额超过了上述死刑点,一人认罪被逮捕,一人逃脱(甚至可能是越狱),结果前面被抓的人乖乖上了刑场,但在1997年后,逃跑的那人大摇大摆回来投案自首,不考虑其他情节,单单就盗窃罪,法律可以对之适用的最高刑罚就是无期徒刑。此之谓刑法上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

  但这样讲来,法律的公平性何在?

  我们从个案上,发现了法律的相对公平与绝对公平(亦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差异。

  物理学上有一个公理: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公平亦是如此。从“法不溯及既往”理论讲,审判中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是不公平的,用事后法进行惩罚是不公正的。

  但法律是国家对一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工具。任何一种评价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评判标准做出的,而社会关系总在不断的变化,评价也随之而变。法律评价也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其评价标准也在不断改变,原来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后来认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者原来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后来认为它的危害性不大了,反之矣然。在法律上表现就是国家对法律的修改,而这种修改正是对行为之社会危害性既定判断的确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旧兼从轻”又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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