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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的生硬执法来自法律的溺爱

2011年02月23日10:55 东方法眼 王学堂
   
 

核心提示:广州市人大代表刘世兴说,他本人以及其他市民都经历过,遇到交警执法基本没有任何辩解余地。他甚至接到过这样的反映:人还在车上,交警上来就把摩

  广州市人大代表刘世兴说,他本人以及其他市民都经历过,遇到交警执法基本没有任何辩解余地。他甚至接到过这样的反映:人还在车上,交警上来就把摩托停在车前堵路,接着就开罚单,不给人任何改正的机会。“执法必严是应该的,但执法不应当是生硬的”,不能一句“你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你可以去告”就把人打发了,“极少市民会为一两百元的罚款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打官司的,一般都只有认罚”。刘世兴表示,他还试过按照罚单上公布的投诉电话打过去,打了几十次,从来不是没人接就是打不通,他又查找了网上公布出来的交警部门的电话,也是同样的状况,“加起来恐怕打了有近百次”……广州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吴泽驹也认同,执法时确实应该向群众解释清楚相关法规,同时保持投诉渠道畅通。(2011年2月21日羊城晚报)

  自从汽车进入了家庭,估计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没有汽车也得有摩托车,否则你难以方便出行。当然像我这样的,两者都没有,也得有辆非机动车——自行车作代步工具。可以说,只要是人,估计得与交警打交道,除非你是真正的宅男。

  当然,交警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也不是太好。有人说交交警的权力太大,执法随意性太强,说你违法就违法,不违法也违法。有个笑话,出租车司机经常被交警罚款,他特别恨交警。一天媳妇安慰他说:老公,咱生个孩子取名叫交警吧,你要生气,回来你就打交警,如果你还不解气,你就(此处省略五字。中国的老百姓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没有任何合法的真正有效的途径可救济,也就只能过过嘴瘾,自我解嘲一把了。

  有人曾把交警当成“马路桩子”,认为交警执法相对简单,其实不然。

  交警为何不听你的辩解,为何动辄让你复议,诉讼?因为按法律,你根本不可能告赢他。

  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看待警察执法中的“一对一”证据的效力。

  闯红灯、压黄线、鸣喇叭、超速驾驶等等违反交通信号、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指示等数量众多的行为。这类行为的特点是,违法行为瞬间发生,不留痕迹,通常是警察当场发现当场处理。所有这些案件――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都面对着同一个尖锐的问题:警察对是否违反交通规则的现场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应被尊重?

  理论上认为,虽然我们不能同意交警的现场判断应当“有绝对发言权”,但必须注意法院否定交警判断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在所有这类案件中,如果单个警察看到了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不“作算”,那么,单个警察即使发现有违法行为,也不能进行处理――因为“证据不足”,一旦当事人起诉,处理决定就可能被推翻。可以预料,警察可能束手无策,或者干脆撒手不管,结果将造成大量的交通违法行为逃逸法网。这对于交通秩序将带来重大损害。两相权衡,为了公共交通秩序似乎应当牺牲个人的利益。

  必须要承认,这在一定可能下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其它替代办法以求两全其美。其一是增加警力,每次执勤都由两个以上交警执行。但由于交通违规的瞬间性,很难做到两个以上交警同时看到(或听到)违法行为,结果仍有大量“漏网之鱼”。即使有些收效,与警力的大量增加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和其它负面效应相比,还是得不偿失。替代措施之二是在路口安装交通监控设备。已经有城市在一些主要路口安置了隐蔽的录像设备,据说效果不错。借助现代技术和设施解决查证的难题,这种前景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这种可能性值得认真对待。假如原告“闯红灯”的路口已经安装了摄像设备,而且要求交警部门在原告对罚款有异议的情况下保存录象资料是合理的,那么法院完全可以把举证责任转给被告;只是本案中不存在这种情况。退一步说,假如普遍应用监控设备的方案在技术、经济和伦理上都是可行的,交警部门获得当事人交通违法的确凿证据就变得容易,那么,由交警部门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则也是值得考虑的:即使交警部门没有安装,法院也可以通过提高被告证明标准,从而促使交警部门安装监控设备。但是,有几个因素使这一设想不可行。首先,普遍地、大规模地应用录象设备显然是政府财力所不逮的,巨额的公共支出与所换取的个别公正明显不相称。还有,即使技术和经济条件允许,即使仅仅在街道等公共场所,假如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无处不被监控的世界里,那是我们理想的社会吗?所以,安装交通监控设备不能普遍推行,更不应是交警部门的义务,不能因为被告在本案发生场所中没有安装监控设备,而令其承担不利结果。

  于是,交警在执勤现场耳闻目睹的证据应当被推定正确。

  被告到此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责任转移到原告身上。除非原告能够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推翻刚才的初步认定,他将承担败诉后果。

  从理论上讲,原告至少有两个“路子”可以推翻被告的证据。一是,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或者即使存在“交通违法” 的可能,执勤交警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看到。二是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执勤交警有滥用职权的故意,例如,交警部门把罚款当成“创收”渠道,或者执勤交警与原告有仇隙,借故报复。事实上,能证明存在这两种情形的概率几乎为0。

  (具体可参见:《执法交警就“闯红灯”等瞬时交通违法行为所作陈述之证明力的认定——郁祝军诉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交通行政处罚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审判指导参考(第1卷),27—32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我们当然要相信警察、检察官、法官、法家专家等公权力的化身,但他们是人不是神,自然也有人的弱点,如自私、贪婪、好色、欲望、报复等。一旦自我约束力不够,他们也容易犯法,而他们被法办的几率却远远小于我们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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