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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过路费案:助理审判员担任合议庭审判长何错之有?

2011年01月20日10:30 东方法眼 王学堂
   
 

  河南时军锋“偷逃过路费”案的离奇判决,挑战了人们的日常性判断,稀释了社会对法院裁判的认同度。我们看到,普通老百姓的情感再次战胜了专业的司法者,这是当下中国司法最大的悲哀!

  其实,审判阶段出现的问题,许多时候根源未必在审判本身。因为审判只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处于问题解决的下游。社会层面遗留的问题夹杂着法律层面上的困境,传导到了作为神经末梢的案件审判上。当社会纠纷中产生的矛盾不能得到及时疏导,累积下来的包袱有可能像“最后一根稻草”,成为司法难以承受之重。

  即使退缩到刑事诉讼领域内讨论,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案件的审查判断上仍未脱离“接力棒”模式的老毛病。除非有重大证据变化,否则后一诉讼阶段都是对前一阶段的确认和配合,纠错功能难以发挥。一旦侦查或审查起诉存在问题,错误地立案或起诉,考虑到未决羁押可能带来的国家赔偿问题,法院只能被动地作出有罪甚至罪重的认定。

  这一次,似乎河南官方“丢卒保车”、拿当事人开刀的传统处理方式难能起到“扬汤止沸”之功效。在全国网民和媒体的不断掘进下,离真相大白之日越来越近。

  但我们看到一种倾向,诸多民众质疑:判时建锋无期徒刑的审判长为河南省平顶山中院的一名叫娄彦伟的法官,其身份是助理审判员,所以娄彦伟不具备担任审判长的资格。

  2011年1月18日上午,我去某机关开庭,有公务员亦向我提出上述问题。

  这反映了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一个误区,审判长是一种“官长”。这是错误的。根据《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4条的规定,合议庭的审判活动由审判长主持,全体成员平等参与案件的审理、评议、裁判,共同对案件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负责。因此,审判长并不是“县长、市长、院长”那样的官。不过是三个人里面需要推选一个“首席代表”,于是就称“审判长”。

  但是诸位不知的是,根据最高法院的《人民法院审判长选任办法(试行)》,现在的审判长确实是个官。我们的最高院太有才了!而且,这个试行就这样10年了,还在试行。是不是一直这样试行下去?据我所知,全国大部分法院都不再执行这个制度了。这就是拍脑袋出来的结果。

  别外,根据上述规定,“审判长一般由审判员担任。优秀的助理审判员被选为审判长的,应当依法提请任命为审判员”,所以,如果我是娄彦伟,我还委屈呢!理论上讲,你们应当任命我为“审判员”,你们耽误了我的提拔(中院审判员一般为副科,而助审一般是科员)和使用呢?

  再说审判资格问题。

  在中国科协2004年学术年会特邀报告会上,杨振宁抨击当今的博导制度,他说:“为什么一个讲师就不能带研究生呢?讲师活跃在科研的第一线,这些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年轻人是带研究生最好的人。”(2004年11月22日《华西都市报》)

  于是,就有了一鼓冲动,写下了这个题目。前几年,最高法院推行了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这从制度层面上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使一批资深法官专司审判,而由水平次之者从事审判辅助工作。但在实际运作中,我们却不得不发现事实并不是如此。许多法院规定了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选任条件,于是资历成了第一要件。于是许多年青的助审员就不得不成了法官助理。而必须说明的是这些人大部分有正规法学院经历。于是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许多年青的大学生当书记员时就在基层法庭从事审判(当然是挂庭长的名字),而工作了几年后,晋升到了助审员,结果又成了送达员和书记员。这种情况在许多法院不同程度存在。这还仅仅是制度的问题,还不包括选任的内部暗箱操作等黑幕。由于这一制度的实施,以及机构改革的提前离岗再加上近几年的编制封冻,当前法院审判的断层现象已经相当明显,甚至于有日益扩大化的趋势。

  应当承认,上述问题已经有相当部分业内人士或多或少的注意到了。但至今未有公开见诸于笔端者。当然承认,审判是门经验的学问。但也必须承认学院派法官的优势所在,而仅仅凭资历的选任是不符合法官的培养规律的。这是制度的缺陷。这样一来,等一个年轻法官“熬”成审判长、独任审判员的时候,恐怕早已错过了工作的最佳时间。

  杨振宁先生的这番和博士生导师制度叫板的“叟言无忌”的言论,是有感于杨福家院士针对近几年高校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特别是诺贝尔奖百年历史是年轻人的创业史而发的。杨先生拿他自己打比方,承认自己这个年龄早已不再处于科研第一线,失去了最佳的创新机会,所以不适合带博士生了。试想,连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自言不是永远的称职博导,更何况那些难望其项背的年迈的博导们呢?

  谁来做司法界的“杨振宁”呢?我们期待从娄彦伟案中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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