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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皓的官司是一种“误耗”

2010年12月10日19:19 东方法眼 王学堂
   
 

  2010年12月7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针对近期出现的一些拆迁引发的悲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引来网友的争议。深圳晶报评论部主任李鸿文撰文《网友过河了,官员就别假装摸石头》以反驳伍皓的观点,这篇发表于12月9日《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文章引起了伍皓的不满,他表示要起诉《中国青年报》、《晶报》(后取消)和李鸿文,准备分别索赔10万元,伍皓接受采访时称,李的文章断章取义、故意歪曲,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文章发表以后导致很多网友骂他,给他和家人生活带来困扰,因此决定起诉。

  身居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高位的高级官员伍皓先生针对别人的“侵权”不是动用行政手段,而是选择了法律途径,这自然是值得嘉许的。

  但从法律上分析,伍皓先生有必要起诉吗?或者说,他的胜诉可能性有多大?我有点怀疑。

  余秋雨诉肖夏林案可以例证。

  在2000年第2期《书屋》杂志上,发表了肖夏林的《文化中的文化》一文。在这篇8000余字的长文中,作者批评了“余秋雨现象”,表达了对余秋雨惋惜和对“余秋雨现象”的忧虑。在作者看来,所谓“余秋雨现象”是指文人为获取知名度和经济利益而远离书斋、过分亲近媒体、过分迎合和误导公众的行为。出于对余秋雨的了解,肖夏林相信了当时文坛的传闻,因而在其文中有“他做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的陈述。

  余秋雨则以深圳并未送其别墅为由,认为上述说法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将肖夏林诉至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在若干家媒体上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十万元人民币。

  北京二中院二审认为:公民享有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肖夏林撰写的《文化中的文化》一文中所涉“深圳送别墅”内容是未经核实的传言,对此肖夏林并不否认。

  但肖夏林将“深圳送别墅”作为一个事实来采用,目的是论证“文化在这里已是具体的名利”这一论点,是为不妥,本院在此对肖夏林予以批评。

  而无论上述传言是真是假,社会公众对余秋雨“作深圳文化顾问,为深圳扬名”与“深圳奉送他一套豪华别墅”的看法和评价,会出现褒贬两种结果,即“这是文化商品化的正常表现”,和“文化行为实际是为牟取经济利益”。因此,肖夏林撰写的文章虽有不妥,并不必然导致余秋雨社会评价的降低,不构成对余秋雨名誉权的侵害。原审法院所作判决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余大师最终输了官司。

  其实,伍皓与李鸿文之间不过是笔墨官司,完全可以用笔墨来论定,而不是诉诸法律。法律能判定科学问题吗?

  当年,郭沫若同志和范文澜同志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是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有不同的看法。当时正在编写一部中国历史教材,对于采用谁的观点有争论。有的同志要中宣部决定谁对谁错。我们认为,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东西,由历史学家去讨论决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我把这件事情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如果中宣部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当部长,请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管不了。”(转引自陈清泉《陆定一复出后的五篇文章》,《纵横》2003年第9期)

  诉诸法律当然是每个人的权力,但文坛官司并不是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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