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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愿意献血?

2010年11月01日18:41 东方法眼 王学堂
   
 

  我是最低层的公务员,我无偿献过3次血;我太太是基层护理工作者,也献过2次血。

  我当然知道献血光荣,但我还是不愿意献血。

  我知道许多人对公务员不献血有意见。大学生、农民工无偿献血比例超90%,以昆明为例,公务员参与无偿献血的比率仅占0.92%,医务人员的比率则仅1.2%。政府和医疗机构总是宣传献血无害,可医务人员、公务员都不带头献血。(2010年10月291日《北京晨报》)

  首先让我们对这个调查的可信性打个问题,农民工真的有这么高的觉悟?另外,就我分析,应该是在现有献血者中大学生、农民工占90%,而不是90%的大学生、农民工献过血。另外,中国的调查数据我不说你也知道,国家统计局的都不准,第六次全国人口大普查还在一遍遍地强调确保数据真实。数据问题是有了,至于真实不真实,只能说是你我都知道。

  2010年以来,“血荒”一词频繁现身媒体,昆明、青岛、南京等地相继出现“血荒”,北京近日也出现了用血紧张的状况。全国大面积凸显的用血告急,让血荒这个长久存在的现象再次引发公众关注。针对有媒体报道的“无偿献血、有偿用血”的质疑,卫生部部长陈竺称这是一个误解。血站将血液出售给医院的费用是回收生产过程的成本,血液本身是不要钱的,但装血用的特殊袋子、血液检测、冷链储运等都需要成本(2010年10月30日《新京报》)

  卫生部长说话了,但与我们感觉并不一致。

  我们看到了血站的大楼越来越富丽堂皇,我们也看到了病人的输血费用越来越高。

  我个人没有使用过血液,据说像我这种献血者可以先自己花费购买然后再报销。我当年献血在山东,现在广东工作,不知道这种政策还有效无?另外,估计报销手续也不会简单。

  在中国,涉及到与官家打交道、特别是从他那儿获得的事向来都不容易。

  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没有爱心了。

  当年小的时候,天天学雷锋做好事,而今天,面对灾难,当然会同情,但却从不像孩子那样主动想给捐款。

  为什么我们的爱心越来越少?一定程度上,也不是爱心在减少(因为捐款是必然的),而是“被爱心”越来越多。

  这一点,相信在单位的人都有体会。

  一到重大事件(灾害),就有通知下发,要求按级别捐数量不一的款,然后汇总后上报。

  这样的捐款估计想让人喜欢都不容易,因为你并没有任何主动权可言。

  人应该有爱心,当别人有难时伸出援手,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了他人,幸福了自己。当年,我在老家工作时,有时候的爱心“献”得就很憋气,因为很多捐款和捐物都是强制性的。记得有年向灾区捐赠旧衣物。那时我还没有结婚,随身几件衣服都是常用的。不得已,只好花钱买了几件捐上应付了任务。这种强捐让我至今不喜欢。

  我从北方来到南方工作,感到最吃惊的是有一个星期一,和同事闲聊。同事说,他昨天去义务献血了。我很吃惊,怎么突然就献血了。这下,轮到同事吃惊了,看到街上的义务献血车,就想献,于是就献了呗。啊,原来这样啊。

  我在老家单位时也经历过献血。我单位近130多人,每年都会有近40个献血指标,这可是层层分解下来的。而我们这个单位,可能有几十个肝炎患者,另外老弱病残可能还有几十个。因此,这40个指标基本上每年就那些人在献。我曾经连续三年都积极参加了,没办法,这个指标分到科室里,你不去就得他去,有些人年龄大,有些人职务高,有些人没结婚(本地旧俗,说没结婚献血对以后生育有影响),有些是女孩子身体弱。当然,我们这无偿献血,一般说来单位还要给适当的补助。就这样,为完成任务,也不得不大单位(系统)分配给小单位,小单位分配到科室,最后就到了个人头上。我常想,如果在老家,没有指标,没有任务,会有几个人主动去做?因为老家是个相对封闭的小城,就我看来,没有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在一定意义上捐款还不能不靠指标来分解。否则,可能还真捐不到钱。

  其实,今天摊派式捐款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作用,那就是大家自愿意识已经快退化到茫然不知所措的地步了。

  靠行政命令捐款/献血不行,完全靠自愿可能又募不到钱/血。

  这可真是个考验组织者的智慧的难题。

  我想不愿意献血不能光骂公务员没有爱心,是我们的机体出了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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