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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一)

2016年05月10日08:29 东方法眼高一飞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司法系统防止媒体影响的难度越来越大、媒体编辑“把关人”的作用大大降低、因发帖人采用假名而使自律性降低且查处困难、对言论自由的标准不断提高、陪审员利用网络实施不端行为。

  内容摘要:互联网时代媒体影响司法出现了新特征:司法系统防止媒体影响的难度越来越大、媒体编辑“把关人”的作用大大降低、因发帖人采用假名而使自律性降低且查处困难、对言论自由的标准不断提高、陪审员利用网络实施不端行为。互联网时代各国对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进行了修正:微博直播庭审开始兴起和发展,英国、美国联邦法院禁止电视直播的传统正在被颠覆,已经明确废止缄口令的部分内容。互联网时代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传统的司法自我约束规则仍然应当坚持、通过合理界定办案秘密限制信息释放、通过司法公开防止媒体的误导、通过媒体自律体现对司法的尊重和理解、通过网络执法过滤或删除违法的司法报道、对违法犯罪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关键词:互联网,媒体与司法,缄口令,信息控制

  本文发表于《中外法学》2016年第2期,转载或者引用时请注明出处,经作者授权在东方法眼发布。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Judiciary In the Internet Age

  Gao Yife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 New features appeared in the internet ag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the judicial system to prevent the media influence; greatly reduced of the media editor’s role as “gatekeepers”; the reduced self-discipline and the investigate difficulties because of the post using pseudonyms; constantly improving of the expression freedom standard; Jurors implemented misconducts by using network. In the internet age, countries amended the rul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judiciary: trial live on micro-blog began to rise; prohibiting live trial on TV of the British and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courts is overturned; part of gag orders had been explicitly abolish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judiciary in internet age should cover: the traditional judicial self-restraint still should be insisted on; to restrict information release by defining case handing secret reasonably; to prevent media misleading by judicial publicity; through media-discipline to embody the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to judicial; to filter or delete illegal judicial reports through network law enforcement; legal action will be taken against illegal actions.

  Keywords: Internet, the media and judiciary, judicial gag order, information control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如何处理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就曾经指出:“现在,人人都有摄像机,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可发消息,执法司法活动时刻处在公众视野里、媒体聚光灯下。……政法机关要自觉接受媒体监督,以正确方式及时告知公众执法司法工作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舆论引导。新闻媒体要加强对执法司法工作的监督,但对执法司法部门的正确行动,要予以支持,加强解疑释惑,进行理性引导……”(1)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司法机关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在网络时代,存在着媒体与司法的传统规则,有些仍然在发生作用,有些已然失效,需要及时制定新的规则来规范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是我们必须研究的新课题。

  本文将对域外主要国家对待“司法与媒体关系”的立场进行梳理,分析当下互联网时代司法与媒体关系规则的实施情况,并提出中国在互联网时代对待司法与媒体关系规则的应有立场,为最终构建处理我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规则体系提供可行方案。

  一、媒体与司法关系的传统规则模式

  关于世界各国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规则模式,学界有不同的概括:

  意大利巴里大学教授吉奥尔吉奥·靳斯特(Giorgio Resta)将世界各国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规则划分为三种模式:美国的保护言论自由模式、英国的保护司法模式、大陆法系国家的保护个人模式。(2)他认为,英美法传统更多地关注的是新闻自由和公正审判之间的冲突,而低估了媒体对犯罪嫌疑人个人生活偏见性的报道可能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大陆法系国家较少考虑审判的公正性,而是更多地关注个人隐私的保护,将个人隐私视为最高人性尊严的特殊宪法原则,以及对媒体是否干预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制。

  他认为,以上三种模式中,言论自由都有可能要受到各种限制,通过立法或司法规则制定出针对媒体报道的事前限制措施和事后惩罚性制裁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的价值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诸如针对诉讼参加人员的禁止令、整顿命令以及损害赔偿等民事救济措施的作用会越来越有价值。另一方面,变更审判地点之类的平衡性措施在实践中却很少再用到,(3)其价值正不断消减。

  台湾学者陈新民则不同,他从各国限制媒体报道的措施入手,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规则概括为四种模式:台湾的“不得评论”制度、德国的“不提供信息”制度、英国的防止舆论裁判之方式(4)和美国的诉讼发表规则模式。(5)

  一是台湾的“不得评论”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对“不得评论”事项的明确主要体现在《出版法》第33条,根据该条的规定,有三项内容媒体和相关人员不得评论或登载,即:①正在侦查或审判中的诉讼案件,不能评论。②对于承办案件之司法人员及该案件有关之诉讼关系人,不能评论。③禁止公开诉讼事件之辩论,不能登载。但现在看来,这样的条款,实施起来必然非常困难,因为这显然有悖于言论自由,也不符合台湾民众自由评论案件的现状,只是一个提倡性条款。

  二是德国的“不提供信息”制度。在经过纳粹政权限制新闻自由,并将新闻媒体作为国家愚民、战争宣传的工具之后,1949年公布的德国基本法特别重视新闻自由,禁止实行新闻审查制度,认为新闻自由不仅仅只是对已发生或将发生的事件加以“报道的自由”,也是“评论的自由”。如此一来,德国防止媒体审判的目的只能依赖国家执法司法机关“不提供信息”而达到。

  三是英国的司法规制方式。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司法缄口令进行事先的报道限制、违反报道限制的可追究其藐视法庭的罪责、作为审判程序违法而构成当然的上诉理由等三大类。

  四是美国的诉讼发表规则模式。与前述几个国家不同的是,美国通过程序更新或者后延、限制诉讼参与人如检察官、律师、当事人的言论达到防止媒体审判的目的。为了避免直接攻击媒体这个能够形成公共舆论的“怪兽”,在法庭内担任“攻、防”的双方——检察官及律师,有时却成为了舆论裁判的“帮凶”。因为这两方已经通过自己的履职行为了解到案情,他们的言论需要进行适当的限制。如此一来,就形成了美国对律师及检察官的缄口令制度(gag order),也称为“诉讼发表规则”(Trail Publicity Rule),同时附带有禁止评论规则(no comment rules)。(6)这些规则都通过法院的判例给以了确认。(7)这样做,可以避免再陷入是否侵犯广大媒体新闻自由的讨论之中,而仅限制人数极少的检察官和律师的言论,将“侵害”降到最低。

  上述陈新民教授所概括模式的特点是,把各国各地区防止媒体对司法不良影响的主要或者根本措施作为模式的名称,确实能够反应一个国家媒体与司法关系处理规则的突出特点,但不够全面,容易忽略一个国家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其他重要规则。所以,笔者曾经把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各国规则概括为三种模式:英国通过缄口令直接限制媒体模式、美国的司法自我约束模式、大陆法系国家的放任模式。(8)但是,原来的这一分类方法忽略了大陆法系国家实际上采取了对案件信息进行严格控制的特点,所以,本文中笔者借鉴陈新民教授“不提供信息”制度的提法,将这一模式概括为“信息控制模式”。具体的模式种类有:

  (一)通过缄口令直接限制媒体模式

  在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问题上,英国采用的是“司法限制媒体模式”。英国一向以其司法独立、司法制度的优越而自豪。因此对于新闻自由可能造成的舆论裁判后果,是从“后果挽救”的角度来着手的。(9)

  对司法报道的限制除了包括根本就不公开审理的某些案件以外,法院还可发布命令要求媒体对某些案件的报道予以推迟。(10)这一内容主要体现在1981年《藐视法庭法》上,该法第4节第2款规定:“关于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或任何其他处于未决或迫近状态下的诉讼程序,当似乎有必要采取措施以避免对相关司法程序造成损害的时候,法院可以命令,在其认为有必要的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相关诉讼程序或诉讼程序的某一部分所作的报道。”

  但“缄口令”也不是可以任意发布的,法院对报道的限制必须要符合以下条件:(1)此类推迟必须以法院令的形式作出,仅靠司法请求是不够的;(11)(2)损害的风险必须针对的是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或其他迫近的或未决的诉讼程序;(12)(3)法院令着眼于推迟针对整个诉讼程序或其一部分所作的报道。这并非无限期地推迟。相关延迟期间必须是法院认为为了避免损害的实质性风险而必需的;(4)相关法院令的颁布必须是必要的。

  (二)司法自我约束模式

  “司法自我约束模式”是美国现在采用的模式。在美国,法官有相当大的权力,法官向媒体发布缄口令是普通法上早已有之的做法,(13)且在1966年谢泼德案(Sheppard v. Maxwell, 1966)(14)中被强化。此案中,最高法院指责地方法院在审判时存在“新闻媒体导致公众存有偏见的报道方式”,痛心之余将该案发回地方法院重审。

  埃斯蒂斯案(15)和谢泼德案(16)都是以媒体报道影响公正审判并发回重审而且成功导致无罪判决的著名案件。(17)如在上述谢泼德诉马克斯韦尔(Sheppard v. Maxwell, 1966)案(18)判决中,克拉克法官列出了法院为了确保公正应该考虑的九种方法(19):1、依辩方动议变更审判地。2、无辩方动议而变更审判地。3、陪审团召集令的变更。4、诉讼延期。5、分别审理(在被告人为多数的审判中)。6、陪审团选任。通过回避程序免除那部分人中由于审前宣传而真正产生了偏见的所有人。7、警告或隔离陪审员。8、免除陪审员资格。9、如果上述的所有措施都失败了,进行一次新的审理。美国记者新闻自由委员会(The 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保存了从1967到1975年之间发布的保护性命令的记录。这个组织证明法院在174起案件中颁布过这种命令,其中包括63项禁止法庭参加者(证人、陪审员律师和检察官)发表声明,61项对新闻媒体、公众封闭法庭程序或记录的命令,以及50项直接对媒体进行事前限制的命令。(20)

  但是,之后最高法院对法院向媒体发布“缄口令”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976年联邦最高法院公布了“内布拉斯州新闻协会案”(21),在判决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向媒体发布缄口令的传统做法。(22)有论者甚至认为,缄口令“在1976年遭到联邦最高法院以违反宪法增修条文第1条为理由而废弃”。(23)在这样一种没有事前限制媒体对司法报道和评论的情况下,美国转而通过法院自我约束和完备的程序规则来防止媒体影响司法。虽然美国最高法院并没有明文禁止法院发布对媒体的任何禁止命令,但是“最高法院一贯认为对言论的事先禁止应该首先被推定为是违反宪法而无效的。只有当司法机构能够证明所涉及的言论对所保护的利益具有明显而现实的危险性,或者具有严重而迫切的威胁”时,事先禁止才是合乎宪法的。因此,“事先禁止必须被控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而且如果存在其他对第一修正案的损害更小的替代方法的话,也不能进行事先禁止。”(24)

  (三)信息控制模式

  大陆法国家没有司法对媒体进行事先限制的传统,其在这个问题上采用的是“司法向媒体开放模式”。一般来说,这些国家都是成文法国家,实行的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是由精英化的团体组成,舆论对他们的影响远远低于英美法系国家。因此在处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对待新闻媒体采取的是较为宽松的态度。

  在德国,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比较重视新闻自由,其第5条第1项规定:“任何人都有以文字、图片以及书画等发表意见的权利,并享有不受限制的获得资讯的权利。”(25)德国刑法中没有规定藐视法庭罪的内容,也没有对媒体的司法报道作特别的限制。德国虽然不发布禁令限制媒体的报道,但在提供媒体信息时对法院本身进行了限制。如德国巴登邦的《巴登邦新闻法》第4条就规定:“当资讯的提供会造成使现行未定的程序加快、困难、迟误或危害时,或抵触保密规定,侵犯重大公益或值得保护的私人利益时,或已达到过分的程度时,相关人员可以拒绝提供。”

  在法国,1994年生效的《法国刑法典》第434条虽规定有藐视法罪,但藐视行为是为了维持法庭秩序,针对的对象是诉讼参与人,并不针对媒体报道。

  很多大陆法系国家为了对司法信息进行控制,制定了一些审前保密规则,但是实践与理论存在很大差距。一方面是由于大部分审前保密规则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很难得到有效实施。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条并不是直接约束记者的。德国刑法典第353条d款的规定虽然适用于媒体,但只是防止将官方全部或部分文件一字不漏地刊登出来,而并不禁止受官方文件的启发而撰写的文章的发表。在许多情况下,非法发布的信息主要是由检察机构和警察提供的。因而,执法过程中官方并没有强烈的动机来实际起诉这些违反审前保密规则的行为。而且,那些允许记者可以对其信息来源不加披露的规定又为这些规则的有效实施增加了困难。(26)

  另一方面,最为重要的是,审前保密的政策支持正在失去社会的认可,已经变得不再适合时宜。这一模式基本的假设是:尽管主要的审判过程应当完全向公众开放,但是证据的搜集和公诉的准备等预备阶段应当保密。然而,较之主审阶段,审前阶段充满了神秘和悬念,具有高度的新闻和娱乐价值,因而人们对审前预备阶段的公开更加感兴趣。

  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由媒体主导的社会环境中,要想对审前预备阶段完全保密,进行封闭的信息控制,实属空想。一些学者呼吁提供更多审前预备阶段的信息的变革正在展开,(27)一些国家也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立法改革。如法国,2000年6月15日的“2000-516”号法律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第11条的内容,新的规定一改往日审前保密原则的严厉性,规定:“判决前的保密是为了维护审前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检察官可以根据法庭的要求、当事人的申请或者自己的想法公布相关信息。”对司法信息的控制进行了适度放开。

  由于资料的限制,笔者只能简介各个国家不同的经验,但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欧盟委员会部长委员会建议书》中“有关媒体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信息规定”(28)。该建议书规定了信息的平等获得原则,强调非歧视原则和备受关注的案件中普通信息条款的重要性。原则4规定,“如果有记者在刑事诉讼中已经合法地从司法或者警察机构那里获得相关信息,那么这些机构就应当毫无歧视地让所有作出或者已经作出同样请求的记者获得相关信息”。关于那些备受关注的案件,“司法或警察机构应当将其必要的行为告知媒体,只要这样做无损于调查部门和警察机构的相关保密要求或是推延或阻碍程序结果的产生”。总之,建议这些信息条款中规定的合法的信息披露应当由“经授权的官员或其他机构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29)这份建议书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它的价值确是不容置疑的,其提出了对信息控制的限制问题。

  第一个重要的限制是不利妨害无罪推定。建议书中的原则2规定,“有关正在进行中刑事诉讼程序的观点和信息只有在不损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下才得公布或者传播”。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违反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非司法机构,将导致针对国家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30)而且,原则10规定,“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尤其是涉及到陪审团或是非法律专业的法官时,司法和警察机构不得公开提供那些存在严重有害于审判公正性风险的信息”。这与斯特拉斯堡判例法也是一致的。(31)

  第二个重要的限制在于保护审判参加者的个人隐私。要特别注意避免披露证人的身份,“除非征得证人的事先同意,或者证人的身份是一个公共问题,又或是证人证言已经公开”。(32)

  不容忽视的是,信息控制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其可能会使公民司法知情权受到不适当的限制。自1945年知情权的概念被提出后,知情权开始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受到关注,并很快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权利概念。1946年,联合国通过第59号决议宣布:“信息自由原为基本人权之一,且为联合国所致力维护之一切自由之关键。”这承认了属于信息自由范畴的知情权为基本人权。(33)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又将“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其后的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19条同样宣称“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显然,公约中提到的“寻求、接受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就是我们所说的公民知情权。

  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文件对公民知情权的规定和倡导,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司法领域公民知情权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最大限度公开”、“及时公开”等原则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传统的司法信息控制的做法显然已不和时宜。如,根据德国《版权法》的相关规定,基于个人肖像权的特别保护规定,不管是重大犯罪还是轻微犯罪,都不得公布犯罪嫌疑人的照片。(34)但斯特拉斯堡法院认为,这种做法与《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规定的言论表达自由不相符。(35)因此,立法对司法信息的限制应当慎重,同时对于没有限制的司法信息应当适用公开推定规则,即没有立法上的不公开依据的,应当推定为应当向社会公开。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二)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三)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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