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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二)

2016年05月10日07:42 东方法眼高一飞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二、互联网时代媒体影响司法的新特征 互联网时代下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这一点在几年前就已经引起了学界的讨论。2007年9月,

  二、互联网时代媒体影响司法的新特征

  互联网时代下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这一点在几年前就已经引起了学界的讨论。2007年9月,美国杜克大学召开了一场题为“公共舆论下的法院——媒体报道下案件审理的实践与伦理”的会议。(36)在为期两天的会议过程中,这些来自跨学科领域的与会者们——新闻记者、律师、法官和学者齐聚一堂,对一个案件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后所可能经常出现的各种复杂的和宪法冲突的、道德的、实践的问题进行了一番审视。与会者被分成八个专家组,其中七个专家组扮演一个备受关注的案件所涉及的一系列特定的角色,而剩下的那个专家组则进行比较法分析。(37)杜克大学的著名杂志《法律与当代问题》2008年秋季号的《媒体审判的实践与伦理》专辑(The Practice and Ethics of Trying Cases in the Media,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Autumn 2008, Volume 71, Number 4.)收录了这次会议的11篇文章,在世界媒体与司法研究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在前述会议上,学者们注意到了新兴媒体出现后非传统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差别,以及新兴媒体的出现给审判带来的新问题。

  (一)司法系统受到媒体更大的影响

  库克(Cook)曾对传统媒体的特征作此定义:“这些新闻媒体尽管采用的是不同的技术手段,但在其内部结构中截止期限以及观众(听众、读者)的组织方式是类似的,此外它们对信息来源的处理方式,它们报道的形式和内容也非常类似。”(38)在这些媒体渠道的内部结构中,最为重要的相似点表现在记者和编辑的关系上。因为记者将他们搜寻到的故事交给那些原本就对最终形成的报道有固定期待的编辑进行处理,所以他们写出的故事就会趋于类似。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对庭审程序进行报道的过程中,记者们喜欢搜寻在纠纷中有明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那些故事。(39)这尤其会对法庭听证的报道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对于了解案件而言,程序本身才是重要的。记者和编辑们依赖于他们的同行和同事——也就是媒体组织——来帮助他们判断什么样的新闻是有价值的。

  随着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出现,呈现出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新特点。K·C·约翰逊教授根据库克的分析制作了一个传统媒体与非传统媒体特点的对比表: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

  K·C·约翰逊教授认为:在传统媒体报道向网络报道发展的早期,二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既存的媒体渠道“重新利用”了那些出现在新闻报纸或广播中的内容,以相当固定的方式重复了同样的故事。尤其是博客等日益与网络相连的新媒体渠道,有许多非传统媒体的特点。然而,这种区分是不固定的:传统媒体虽然持续将博客的特点整合到自己网站,许多博客仍然日渐变得为大家所接受。但是,从总体上讲,网络报道等新兴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别于传统媒体的,因为它仍然缺乏库克所描述的那种组织结构。(40)

  博客等互联网新兴媒体的出现,给司法系统带来了积极和消极意义上的两方面影响。有的学者首先看到了新媒体的积极意义,认为至少在一些案件中,非传统媒体已经非常明显地实现了媒体在法律程序报道中的预期目标,增加了公众对这些法律程序的认知。非传统媒体的大量涌现有可能使公众对信息可靠性产生怀疑,但是它可以起到教育公民的积极作用,甚至可能让他们成为确保司法公正的积极参与者。(41)

  有的学者则看到了相反的一面。他们认为:1954的谢泼德案件中,不管是在熨烫衣物、做饭、缝补还是在吃东西,母亲总是在听着收音机。她跟沃帕科内塔市内俄亥俄州西部小镇里的许多人一样,都会因为听到案件调查有了新的惊人进展而吃惊得一动不动。不可否认的是,科技正在影响法院和媒体的现状。科技产生影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杜克大学曲棍球队员涉嫌强奸一案中,这个星期对于妇女而言,美国变成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全国的许多报纸和电视台都在其头版、网站和电视荧幕上曝光了原告的长相和姓名,(42)不利于对受害人隐私权的保护。

  另外,“市民记者”或博客的出现也会给法院带来了多方面的问题。主流记者往往会受公认的道德准则的指导。然而,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有效地禁止政府对记者的任何许可(即新闻记者资格不需要政府的许可)行为,因此,遵守这些道德准则必须绝对是出于自愿。简言之,因为违反道德规范而产生的唯一惩罚就是市场的惩罚。主流媒体不会曝光强奸受害者姓名的部分原因往往是出于道德。(43)如今,科技已经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司法系统也无法将对其影响越来越大的媒体拒之门外,(44)最终导致新媒体时代下,司法系统越来越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

  无论新兴媒体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如何,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媒体对司法系统的影响程度正在日益加深。在过去,我们往往认为电视媒体是影响力强大的媒体。法庭电视台(Court TV)是美国的特产,也是法庭报道领域的里程碑。Court TV以及它对辛普森(O.J. Simpson)案件刑事审判的4小时滚动播出的报道,人们对高关注率案件的疯狂关注,再结合广告在媒体报道背后的驱动利益,导致媒体越来越出格,最后异化为一种对法庭的不尊重。

  之后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媒体对法庭的影响远远超过电视。博客和推特(Twitter)把案件的最新进展以肥皂剧的方式在互联网上每分钟更新,好让那些有大把时间的读者不错过任何一个环节。针对Enron丑闻一案,当地媒体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透明化报道,公开了审判中的所有动议、大陪审团起诉书、律师辩护意见书、法庭令,但还是敌不过博客每日更新吸引读者的眼球。(45)读者给记者发来了如雪片般的电子邮件,询问一些细枝末节的信息,有的是想了解法律问题,但是大部分是想要了解一些更“软”的消息,比如说陪审员的反应或者证人的反应。在Enron丑闻案中,法官决定不公开审前会议,因为,根据该案律师的说法,法官很担心媒体的大规模报道,大部分是网上的报道。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肯·贺依特(Ken Hoyt)说,审前会议的不公开是必要的,因为这确保了一个公正的审判。(46)

  反观中国的情况,博客和微信等这些新兴互联网媒体的出现使案件情况的传播速度更快,司法系统同时也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影响。几位经常在网上发表案件信息的著名律师同时也是微博大V,如周泽律师的粉丝达到39万,陈有西律师的粉丝达到51万,兼职律师徐昕的粉丝达到3161万,前律师李庄的粉丝达到209万,而以案件报道为主题的微博“大案”,粉丝达到17万。你没有看错,著名学者、兼职律师徐昕的粉丝达3千多万,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份报纸的发行量。一个案件,在不传播谣言、触犯刑律的前提下,律师们可以进行影响力巨大的媒体宣传,其影响力之广,是传统媒体难以比拟的。徐昕先生一条题为“死磕聂树斌案”的微博,发表于2013年2月22日,截止到2015年12月17日,被转发60万次,评论5万条。(47)笔者在此无意对以上博主和微博的内容进行评价,只是为了让大家看到,现在一个微博大V的读者远远超出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一家全国性报纸。

  截至2014年底,中国互联网网民规模达到6.5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其中手机即时通信网民5.08亿,比2013年增长7683万,年增长率达17.8%。全国前三大互联网应用——即时通信、搜索引擎和网络新闻,用户规模分别达到5.88亿、5.22亿和5.19亿。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4.33亿,微博客用户规模为2.49亿,微信公众账号数超过800万,微信和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近5亿。公众通过新闻传播媒介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建议,讨论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48)

  同时,在我国,由于互联网的积极作用,也使得多起重大刑事冤假错案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得到纠正。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念斌投放危险物质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念斌无罪。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其中网民的作用最不可忽视,以呼格吉勒图案为例,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高级记者汤计曾撰文讲述自己写出5篇内参推动此案进展的前因后果;此案引起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的关注并对此进行报道,从而使此案迅速成为国内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呼格案与赵志红案仍在原地踏步,因仅有赵志红口供没有物证。有观点认为“不能认定赵志红是‘4·09’案件的真凶,也就不存在呼格吉勒图的错判问题”。(49)真正能够形成强大舆论压力的是网络发达以后,特别是微博、微信用户出现后,网民的围观使长期以来消极对抗、拖延的司法机关最终重审此案并最终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这个结果的出现,尽管受到了十八大以来依法治国大环境的影响,但网民的监督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然,如果以上的正当监督变成了网上传播谣言、侮辱诽谤他人等违法、有害言论,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也会是惊人的。

  (二)媒体编辑“把关人”的作用大大降低

  当今世界,传统媒体和受众正在发生变化,从事此类信息工作的专业人员把目前的趋势称为“自媒体”(或称“自主媒体”、“自我媒体”、We Media)的兴起。“自媒体”是位于弗吉尼亚雷斯顿(Reston)的美国新闻学会(American Press Institute)下属的媒体中心于2002年创造的用语,指的是人们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从无数来源摄取信息,从而得以参与制作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新闻和信息。这一新兴的新闻制作和传播程序使互联网上的社会群体能够制作、分析新闻和信息,并向不受地理限制、通过现代科技连接在一起的公众进行传播。(50)信息技术的创新将人类推入一个民主媒体的时代,几乎人人可以随时获得新闻和信息,同时又成为新闻创作者和撰稿人,此种现象导致新闻以非传统的方式传播,甚至可以迅速传播到全球。尽管新闻参与者缺乏技能或新闻培训,但是互联网本身发挥了编辑的作用,且这种具有编辑功能的判断往往是在事后而不是在事前,通常也并不被当作重要的环节。在这一信息生态系统中,公民们不断地相互通报、传播、纠正新闻。一条报道不再因截稿期限或发稿期限而被限定,而是成为一个有机体,在传播过程中通过多种媒体形式不断变化。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尽管国际公约强调言论自由不应当存在形式上的差别,但是在公民社会,简单的人际传播与现代复杂的大众传播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上存在不同的属性。

  “以博客传播为例,以个人为主体,以相对清晰的身份定义面向他人、依托独立的个人主页空间展开交往互动并借助链接和引用通告(Trackback)等技术特质建立文本关联和社区人际关系,或自主采集新闻、自拍DV等可以成为‘草根记者’,或记录心情、叙写游记等实现某一圈内交流,或转帖、被转帖等实现群体互动。这种传播方式同时具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性质,通过参与公共信息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重构媒介空间的信息格局和消解权威机构的信息控制势力。而传统的“他媒体”(官媒体)或为政府代言,有义务接受审查。(51)这其中,媒体编辑充当着“把关人”的角色。

  在如今自媒体不断涌现的时代,媒体编辑的这种“把关人”的作用正在不断减小。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微博用户多为“三低人群”,微信辟谣难度大,政务新媒体存在大量“僵尸账号”。从年龄来看,微博用户主体中的青少年占比接近八成。其中,20~29岁微博用户最多,为8869.7万人,占微博用户比例达到28.92%,10~39岁青少年亦远远超过其他年龄段用户,是微博的主体和活跃用户,总计占比高达78.69%。从学历来看,高中及以下学历微博用户占七成,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微博用户活跃度增长,整体呈现低学历特征。其中,初中用户为8137.1万人,占比26.53%;高中/中专/技校用户为9698.5万人,占比31.62%;小学及以下用户为4112.9万人,占比13.4%,即高中及以下学历用户占比达到71.55%。从收入来看,微博用户平均收入水平依然较低。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微博用户约占9.93%,5000元以下的则占到90.07%。其中无收入群体最多,达到8898.7万人。(52)通过上述微博用户人群的分析可知,“三低人员”占很大比例,他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认可度低、辨别是非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非理性的激情言论较多

  第二,自媒体传播网络信息的审查方式多为事后审查,查处不良信息不及时,加之信息量很大,给信息把关带来一定难度。网络媒体编辑和管理人员的把关主要是两个方法,一是通过执法政策进行关键词过滤的事前把关,二是不良信息发出以后的事后审查与删帖。媒体编辑或者管理人员虽然可以通过删帖对微博、微信的有害信息进行处理。但是,由于发布的主体众多、内容数量庞大,要对内容进行一一审查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有害信息必然形成不良影响。同时,由于网络信息良过大,网络语言表达方式特殊,如可以用替代性的简写或者字母表达特定意思,这种方式的把关作用大大降低了。

  (三)因发帖人采用假名而加大了媒体查处难度

  我国于201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该决定第6条规定的网络实名制的含义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53)2013年3月28日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提到的“2014年完成的任务(共28项)”中的“(十三)”要求“出台并实施信息网络实名登记制度。(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公安部负责。2014年6月底前完成)”。

  微博上,一些网民觉得这是限制网络自由,另一些人则认为网络自由已被滥用。(54)这其实是对网络实名制的误解。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让网络用户登记者不需要任何身份信息、让网络管理者无法查找;另一方面,网络实名并不限制用户采用网名、笔名出现于网络。使用假名与网络实名制并不矛盾,假名意味着这是一个稳定的网络身份,它可以累积信誉,也仍然要对其煽动性的言论或错误的报道承担责任。如果不是不同的IP地址的话,它还会有可识别的身份,进而可能成为网络名人、网络大V。

  博客和其他人之所以采用假名,最常见的原因就是,人们在有关政治的博客上用假名写博客或者发表评论以保护他们的生活或是他们的雇主。有学者认为是否允许匿名的理由与记者使用匿名消息来源类似,他引用了Stewart大法官在Branzburg诉Hayes一案中为记者使用匿名消息来源提出抗辩所引用的理由(55):一名官员可能会害怕他的上司;一名官僚机构的成员,他的同事;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蔑视多数人意见。这些人手中都可能掌握可供曝光的信息,但是他们可能都愿意只是私下谈谈——或者是出于过度的谨慎或者是出于担心报复或因为非正统言论而受谴责。(56)因此,在网络上大量存在使用网名、昵称等现象。

  虽然使用网络假名意味着稳定的网络身份,通过一定的渠道可以追责,但对假名的过度容忍确实会存在某些风险,给查处带来很大难度。尽管多数规模较大的网络媒体都有内部的言论审查,攻击性的言论会被删除,如果必要的话该网站还会将发表此评论的人屏蔽,但是用假名发帖的人还是可能会使用一些暴力性或充满憎恨的言语。尽管博客通常都会知道以假名发表评论的人的真实身份,但还是会有一些以假名发表评论的人可能因为无法追查这些人的真实身份而得不到恰当的审查。(57)

  以上用网名发表言论的人,可以用表面上中立的普通人的身份实现本人或者委托人的利益;但是,如果试图去揭开真实身份的话,又有可能威胁到争议之外的公民受保护的言论自由,并且可能会抑制公众进行评论。这是一个利弊共生的问题,世界各国虽然采用删帖和过滤的方法,对违法犯罪也可以查证真实身份,但基于言论自由的考虑,一般没有授权网站管理人员或者执法人员直接揭发发帖人的真实身份。这给网络言论的治理、涉事媒体的查处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四)对言论自由的标准不断提高

  以英国为例,由于来自欧洲人权法院的压力,英国法院不得不开始逐渐平衡公正审判与言论自由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的成员之一,英国在欧洲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欧洲法院的任务就是保护《欧洲人权与基本权利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ECHR)(下称欧洲人权公约)下的权利,其中当然包括第6条规定的接受公正审判权以及第10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但该公约第10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是明显受到限制的;要负责任地行使该项权利,并且有可能受到“法律规定的,民主社会中合理存在的各种程序、条件、处罚的限制”。(58)

  虽然在英国,言论自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民事领域的言论自由所覆盖的范围仍然很大,地位依然不减。这是言论自由标准提升的其中一个表现。在一场著名的围绕萨立多胺(thalidomide)的民事诉讼中,英国普通法上的藐视法庭罪被欧洲法院判定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萨立多胺是一种曾经用于孕妇镇静的药物,在该诉讼中,此药品被诉称会导致新生儿的畸形。(59)英国政府在这场诉讼中禁止公布有关该诉讼的一篇文章。然而,英国政府为自己辩称,其普通法上的藐视法庭规则在言论自由和审判公正之间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平衡点。不过欧洲人权法院却认为英国政府提起的藐视法庭的诉讼(United Kingdom v. Sunday Times)(60)是违背《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第2款的,因为本案中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明显超过了其可能给萨立多胺这场诉讼带来的偏见性影响。依据《欧洲人权公约》,虽然言论自由要受很多限制,这些限制都必须做“限缩解释”,以求给予言论自由尽可能广的范围。欧洲法院在太阳报(Sunday Times)一案中的分歧其实是挺大的,最后只是以11对9的微弱多数认定英国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6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本案不仅仅是民事诉讼,同时Distiller公司,即萨立多胺的营销商还将面临刑事惩罚,那么本案中天平也许就会向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倾斜,也就是说,在刑事案件中,可以对言论自由作更多的限制。

  在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平衡中,言论自由地位正在提高的另一个表现是,从言论自由中派生出了“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或者“互联网自由”这一新型的人权。

  2007年2月15-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电子媒体与新闻自由国际研讨会,将有助于在全球进一步促进新闻自由。教科文组织言明新闻自由是基本人权,促进新闻自由是该组织的使命之一。”在这次会议上,各国代表对互联网、行动电话、卫星电视等电子媒体的出现与促进新闻自由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新的看法。(62)2010年,“互联网自由”的概念开始出现在美国政府的电子期刊上,“各国不仅对互联网自由的含义存在分歧,也对实践中如何实现这一自由持不同看法。实现互联网自由的困难之一是,支持互联网自由的人们使用同一词语表述多种含义。可以把自由视为很强的个人主义属性,只要用户不直接损害他人,他们就可以随意自由行事。自由能够保护我们不受国家、公司和彼此的干涉。它可以决定我们有上网的权利或是有上网的机会。因此,互联网自由是一个从属词:它在不同场景中有不同含义。”(63)互联网带来了言论自由的更大空间:“随着能够使用网络技术的人数激增,互联网为丰富公众论坛、揭露权力滥用、推动公民行动带来了更多机会。它在民主国家和在传统广播和印刷媒体受限制的国家都扩大了自由表达的空间。”

  在这方面中国并没有落后于美国,在2010年6月8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发展网络新闻传播事业,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新闻信息,同时依法保障公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64)提出了“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的概念,可以简称为“互联网自由”。针对有些国家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开放、有序。中国有近7亿网民,也有像百度、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蓬勃动力。同时,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对互联网依法进行管理完全是正当的,目的是维护公民和企业的公平合法权益,确保互联网既属于每个人,也属于所有人。(65)互联网自由的兴起也意味着对言论自由的要求正在日益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标准。

  (五)陪审员利用网络实施不端行为

  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库,是很多人每天都倚仗的信息来源。在今天的社会,强大的网络工具可以使人们轻而易举地获取信息,满足猎奇心理。在国外,Googel、Facebook、Twitter这些名字都是耳熟能详的。在中国,微博、微信的出现也使信息传播更加方便快捷。但是,正是它的方便快捷给如今的司法界带了新难题,这是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司法界所不曾想到的。

  现代陪审制度禁止陪审员从外界了解案情,妨害了陪审公正性的实现。而早期的陪审制度不是像我们如今这样保守,事实上中世纪的陪审员就经常是凭借他们对当事人或者对案件事实情况的了解而入选成为陪审员的,这就是所谓的“知情陪审团”。但是,今天陪审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当今主要的陪审制度演变过程中,信息不是像今天的互联网一样能及时方便地取得,要想让陪审员与信息隔离是很容易办到的。只需要告知陪审员不同涉案人员接触,不从报纸上了解案情即可。但是,今天了解案情的方式不仅仅是法庭上采纳的证据,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便捷快速以及丰富的信息,避免陪审员阅读报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在陪审团领域,互联网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美国陪审制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陪审团的商议过程是不对外公开的。此举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排除外界干扰。如果外界知道陪审员每天都在商议些什么,那么陪审员忠实于自己判断的几率就会减小。比如,陪审员也许不会坚持自己的某种立场,也许会随主流意见赞成损害赔偿。因此,不公开陪审团商议过程是保护裁断具有权威性的必要手段。但是,互联网领域出现的陪审员不端行为正在亵渎这种权威性。

  首先,新兴的社交网站给陪审员获取信息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互联网近几年出现的新事物,比如像Facebook、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站都会给陪审制带来麻烦。陪审员用Facebook同案件当事人成为好友,用Google地图“亲临”犯罪现场,用Twittter泄露商议过程信息或者对案件进行不当评论。(66)Fackbook对于陪审制的威胁就在于,陪审员会利用它来寻找案件当事人,或者搜寻那些没有出现在案件资料中但出于某种考虑故意没有让陪审员知道的信息。当然,陪审员还可以用Fackbook与当事人进行交流。总之,在Facebook上,任何陪审员不端行为都有可能发生。

  其次,陪审员的不端行为还有可能致使证据规则的目的落空,污染了陪审员做出裁断的基础信息。与网络有关的陪审员不端行为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网络上散布的信息经常是错误的或者不完整的。另外,陪审员还会碰上过期的、已经被纠正的网络信息。最可怕的是,那些任意妄为的陪审员会利用互联网寻找法官刻意不透露给陪审员的信息。比如,当事人的“前科”,法庭一般都是会向陪审员隔离此类信息的。不过,此类信息在各州的在线罪犯检索系统都是能查到的,只需用Google检索则可以轻松找到这些会对陪审员造成偏见的信息。

  另外,陪审员还会利用网络泄露陪审员商议案件的过程,不当地泄露一些个人情感或者对案件进行评论。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陪审员在网络时代的不端行为。比如,审判的时间正在变得越来越长,再比如陪审员隔离措施也越来越不常用。如果我们还是不提出任何应对之策,这些都为陪审员犯错误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西方学者将陪审团利用互联网实施的不端行为概括为五类:利用社交网络同当事人一方进行不当接触;泄露陪审团商议过程;自处搜索案件相关信息;在自媒体等网络上发表意见;在互联网上匿名指控和评论案件。与互联网有关的陪审员不端行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也在变得越来越普遍。由于互联网在家庭的普及以及在移动设备上的出现,类似的问题会出现得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严峻。(67)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一)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三)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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