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加入收藏|加入桌面|网站地图|RSS

东方法眼 [dffyw.com]

 

请选择搜索分类 全站资讯图片下载视频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三)

2016年05月10日07:41 东方法眼高一飞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三、互联网时代各国对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的修正 新媒体时代,虽然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并没有直接废除缄口令制度,但是在其他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

  三、互联网时代各国对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的修正

  新媒体时代,虽然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并没有直接废除缄口令制度,但是在其他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的具体内容上正在悄然发生变化。(68)

  (一)微博直播庭审开始兴起和发展

  英美国家允许微博庭审直播的基本法理并非来自于允许录音录像,而是来自于英美法传统上允许旁听人员用纸和笔记录——在英国法院和美国联邦法院都允许旁听人员进行法庭速写与素描,这是允许在法庭带纸笔记录的一种形式。参与法庭的权利包括记录当事人在法庭上发言的权利,这不仅适用于公众亦适用于记者,虽然法官有时也试图阻止人们在公开的法庭上做笔记。(69)而电脑记录,仅仅是现代技术条件下,用纸笔记录的替代性方法。允许在记录的当时发表在网站,就变成了微博直播。英国称其为“社交媒体实时文字报道庭审情况”,强调其并非录音录像报道,也说明了这种文字报道与传统文字报道的不同:一是使用了社交媒体,二是实时发表。

  法庭上电子设备的使用,美国总是走在前面。美国最早在法庭使用微博是2007年,堪萨斯州的报纸记者在州法庭上使用推特(Twitter)报道一起银行家谋杀案的审判,但是他并没有获得法官的准许。2009年1月,爱荷华州联邦法官麦克·班尼特(Mark Bennett)允许一名塞达拉皮兹宪报的记者通过博客报道一起税务欺诈案的审判,但规定了一个条件,就是她要背朝法庭而坐,法官解释说这是为了将她打字的干扰减少到最小。班尼特法官说,司法部门的透明度是欠缺的,允许媒体从不同角度报道案件的审理,至少可以部分地完善这一不足。2009年3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地方法院法官福迪瑞克·莫雷纳(Federico Moreno),用一项行政命令回应了棕榈滩邮报的请求,该命令说虽然记者不能从法庭内发布实时网页更新(手机在法庭上是禁止使用的),但他们可以自由地去到外面的大厅这样做。2009年5月,美国地方法院法官托马斯·马丁(Thomas Marten)给记者西尔维斯特(Sylvester)发出了在审理过程中直接发布推特实时更新的许可令,标志着记者在法庭上使用微博正式获得了美国地方法院法官的认可。现在,在个别全国性著名的案件中,由于政治人物和名人涉案会引发推特热潮,联邦法官对此似乎也是持开放和许可的态度。因此,现在在美国,无论是州法院系统还是禁止庭审直播的联邦法院系统,都可以经过法官的许可或者默许而让记者使用微博进行庭审直播。(70)

  英国1925年《刑事司法法》第41条禁止电视录播法院的诉讼过程,但这一情况在最近两年发生了变化。2010年12月20日,英格兰及威尔士的首席大法官(Lord Judge)签发了《关于在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法庭内适用推特等社交媒体实时文字报道庭审情况的临时性指导意见》,2011年2月3日,英国最高法院也制定了《在法庭内使用推特等实时文字通信的指导意见》,此后,2011年5月4日,英格兰及威尔士的首席大法官签发了新的有关实时文字报道庭审情况的“正式指导意见”(相对于“临时性指导意见”)。法院认为记者和法律评论员由于受过良好的训练,可直接对庭审进行实时报道。普通民众则需要通过向法院提出正式的书面申请或非正式的口头申请,在得到法官的批准后方可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实时文字报道。(71)

  在我国,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诉讼参与人、旁听人员应当遵守以下纪律……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但经人民法院许可的新闻记者除外”,其规定与英国的规定基本相同。但是,步子比英国要小一些,因为在英国,记者不需要批准也可以微博转播庭审情况,而且其他旁听公民经过允许也可以微博转播庭审情况。

  (二)英国、美国联邦法院禁止电视直播的传统正在被颠覆

  英国1925年《刑事司法法》第41条禁止电视录播法院的诉讼过程,否则就会招致藐视法庭罪的指控。这是一项在司法实践中一直严格遵守的禁令,对于任何案件都不例外。1977年英国广播公司在拍摄一部农村生活纪录片时,希望加上教堂内宗教法庭的庭审情况,尽管当事人同意,但法官拒绝。2000年在审判涉嫌洛克比空难爆炸案的两个利比亚人时,英国广播公司提出拍摄庭审过程的要求未获批准,之后要求通过在法庭外向全球控制站录播庭审情况的媒介获取信息,亦遭到拒绝。(72)事实上,真正的庭审直播录播在英国是不存在的,只有在案件审判结束后,传媒才可以通过“重新改编的戏剧”的形式重现庭审过程。

  美国联邦法院系统采取了与各州完全相反的做法,联邦法庭对法庭录音录像一直持抗拒的态度。根据1946年《联邦刑事诉讼程序规则》明确禁止刑事诉讼中进行电子媒体报道。在1954年谢泼德杀妻(Dr. Sam Sheppard)一案中(他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亡命之徒》,"The Fugitive"),由于担心媒体的影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禁止电视录播,而仅仅将作为档案和史料用的资料在案件裁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予以公布。(73)1965年,最高法院在埃斯特(Estes)诉德克萨斯州案中,认为电视播报使该案充斥着滑稽气氛,判决原审判无效,因为被告的正当法律程序被剥夺。

  以上的传统做法长期受到质疑,于是改革实验应运而生。

  在英国,1992年8月5日制定了苏格兰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基本指导规则(Televising the courts)。(74)该基本指导规则为苏格兰庭审录音录像构建了基本的规则体系。首先,庭审录音录像仅适用于上诉法院中。其次,庭审录音录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只有在庭审录音录像不会对司法正常的管理秩序产生不利影响时方可被采用。第三,一审程序中不允许录音录像。最后,庭审可以以电视(包括纪录片)的形式进行报道。根据这一规则,2000年洛克比空难爆炸案在英国法院租用的荷兰一个小岛依据苏格兰的法律进行审判(为了防止媒体和民众的干扰),在该案一审程序中,英国广播公司申请拍摄庭审过程的申请被拒绝。

  2004年11月15日,关于是否应当允许电视摄像机进入英格兰及威尔士法院的问题,英国皇室法院颁布了《有关英格兰及威尔士上诉法院庭审录音录像试验草案》(75),英国宪法事务部开始向公众广泛地征询意见。2005年6月,宪法事务部公布了英格兰及威尔士关于庭审录音录像咨询意见的结果,结果显示多数人反对庭审录音录像,从而导致该计划被暂时搁浅。(76)

  但2011年9月,英国司法大臣肯·克拉克(Ken Clarke)宣布摄像机将被允许进入上诉法院,尽管只能对法官的宣判程序进行拍摄。

  2012年4月,在苏格兰爱丁堡高等法院审理的大卫·戈洛伊(David Gilroy)案件中,法官允许对案件的宣判过程进行摄像,并允许在电视节目中播出。然而,拍摄的阶段仅限于宣判过程,拍摄的镜头也仅限于法官、书记员和法庭司务。该段摄像在播出之前还经过了法院的严格审查。这表明在苏格兰,庭审录音录像的限制是十分严格的。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呼吁庭审录音录像的呼声很高,许多法官,律师,媒体,学者都积极呼吁进一步开放法庭。2012年5月9日,英国女王在新一届议会的开幕仪式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认可了上述改革。(77)2012年5月10日,英国司法部公布了《关于允许特定审判程序录音录像的建议》。该建议指出英国计划改变现行立法禁止庭审录音录像的现状,将在规定的条件下允许庭审录音录像。(78)

  在美国,1988年10月,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Rehnquist)设立了关于庭审现场直播的专门委员会。1990年9月12日,这也是已有45个州允许摄影机进入所属法庭的时候,司法会议许可在联邦法院实施一项限制宽松、为期3年的实验计划。1991年7月1日,这项为期三年的试验项目,在8个法院实施。该试验计划只适用于民事程序。在实验进行的前两年,法庭摄影机出现在147件案子中,多数是民权案件与个人侵权案件。实验的结论是:“由我们各项访调所得出关于此摄录的结果显示,电子媒体工作人员一般来说会遵守计划的规则,而且他们的在场并不会干扰法院程序,影响程序相关人,或者损及司法运作。”(79)这句话已变成许多支持法庭摄录人士的论理依据。从2011年7月18日,十四个法院又参与了持续三年的新一轮实验,2014年三年期满后将评估庭审直播的效果,现在,这一评估正在进行。

  (三)司法对媒体的缄口令成了“无用的原则”

  在英国,尽管1981年《藐视法庭法》规定了法院对媒体事先限制的“司法缄口令”条款,大大限制了有关司法诉讼的言论,但这一规则既不能在司法诉讼开始前(80)或在上诉程序启动前(81)阻止具有潜在煽动性的材料的曝光,也不能阻止在英国可读到的外国报纸散布这些受限的信息。藐视法庭既无法在诉讼开始之前也无法在诉讼开始之后阻止媒体进行可能会有的煽动性报道,更无法先发制人地禁止登载有敏感信息的国外杂志在英国销售。此后,“司法缄口令”条款便逐渐丧失了其所应当发挥的作用。

  1997年12月,英国发生的一场闹剧似的事件恰好能够说明这一问题。内阁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年满17岁的儿子威廉(William)因涉嫌毒品犯罪而被捕提起指控,英国检察总长(attorney general)申请了禁止令,禁止媒体公布他以及他儿子的姓名。其实在英国,他们的名字和身份已经家喻户晓了:在网络上传播的信息以及在英国销售的外国报纸都对这个事件做了报道,但是英国媒体却都被禁止报道该消息。斯特劳(Straw)一案也清楚地说明了“电子通讯正在架空藐视法庭法”,法律没有能跟上电脑和卫星通讯进步的脚步。就像在对杀人魔罗斯玛丽·韦斯特(Rosemary West)的审判中,法庭禁止媒体报道韦斯特羁押审(决定是否羁押的程序性审判)的禁止令轻而易举地被互联网上的报道架空了。(82)

  由于英国缺乏像美国一样的筛选程序,筛选出可能被媒体偏见信息污染的陪审员,仅仅靠藐视法庭法不能保证公正的审判。当然,美国虽然有这样的程序,但是却没能有效地利用这样的程序。

  架空媒体报道禁止令的不仅仅是网络,境外出版物也会架空该禁止令。比如,英国政府禁止出版英国特工处(军情5处,British Secret Service, MI5.)前特工写的一本解密录《间谍捕手》(spy catcher)。(83)随后,这一行为被欧洲法院认定为违反了欧洲公约第10条,法院认为虽然最初英国政府的禁止行为的合理性在于维护国家安全,但是一旦此书在美国出版,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本书的内容,英国政府就再也没有理由禁止此书的发行。(84)有位美国学者在一篇关于美国第一修正案的文章中以《间谍捕手》为例,提出了“无实效”原则,即政府禁止言论自由的行为必须是有实际效果的。(85)按照这种分析思路,英国藐视法庭法就变得越来越让人质疑了,因为国际出版和网络传媒完全可以忽视藐视法庭法这样一部法律的存在,另外,像在南特案(Knights case)中的情形一样,藐视法庭法的限制范围还没有宽泛到可以限制所有导致偏见产生的信息传播。(86)

  类似的担忧也促使加拿大法院开始放弃对出版禁令的依赖。1993,安大略法院对一起轰动一时的谋杀案发布了禁止令。但是,由于美国记者采访了审判,加拿大人通过使用电子媒体轻而易举地绕过了禁令:“加拿禁止通过通过纸媒报道案件,但霍莫尔卡(Homolka)案件的实践表明,人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得到信息,警察尝试关闭电子媒体报道的努力是徒劳的,要禁止在互联网上发生的讨论,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加拿大出版禁令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很多加拿大人可以进入美国媒体”。因此,1994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开始限制出版禁止令的使用,加拿大最高法院的一份判决指出:“在这个全球电子化的年代,通过出版禁令防止陪审员偏见的实质作用在减弱。”(87)

  综上所述,在电子化的年代下,除非让所有人禁声——而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在经验上也没有这样的立法先例,否则,单独对媒体的发表和评论行为进行事先限制是不必要的,也没有任何意义。因而,司法对媒体通过“缄口令”进行事先限制,是一条“无用的原则”。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征也促使英国这样在媒体与司法关系上持保守立场的国家开始反思和改革原有的规则。

  (四)英国已经明确废止缄口令的部分内容

  英国一向以其司法独立为自豪,司法对媒体可以发布缄口令是其独特的制度,新闻自由可能造成的舆论裁判后果,是从“后果挽救”的角度来着手的。(88)对司法报道的限制当然包括根本就不公开审理某些案件,除此以外,法院还可发布命令要求媒体对某些案件的报道予以推迟——推迟到审判中或者审判结束以后才允许报道。(89)这一内容主要体现在1981年《藐视法庭法》第4节第2款,即“法院可以命令,在其认为有必要的一段时间之内,推迟对相关诉讼程序或诉讼程序某一部分所作的报道”。第11节还规定,法院在进行诉讼期间,还可以“要求禁止对与相关诉讼有关的姓名或事项予以公开。”

  另外,1999年《青少年司法和刑事证据法》第44节第2款规定:在刑事侦查阶段,“只要所定义的犯罪所涉及到的任何人未满18周岁,如果相关公开行为可能导致公众认为其涉嫌相关犯罪,与该人有关的任何事项就都不应被包括在任何公开出版物中。”(90)可见,在审判阶段,不论是在青少年法庭还是在普通法院,都禁止报道青少年的姓名。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传统上,英国法院可以在诉讼期间(包括侦查、起诉和审判)发布推迟报道的命令,不允许媒体公开某些案件的全部情况或部分情况(当然包括涉罪人员姓名);即使在允许报道的情况下,也会要求“对相关人员的姓名或其他事项予以保密”。

  但是,我们注意到,英国上述的传统做法在2010年前后也受到了挑战,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主要表现在:

  一是行业自律协会提出了新的规则。2009年,由英国司法研究委员会、英国报业协会、英国编辑协会、泰晤士报业集团共同发布的行业自律协定《刑事法庭报道限制》中用几个条文简要地进行了总结(91):“不得允许当事人在案件的公开开庭审理中隐藏信息”(第0.2.2条);“不得对案件的有关合理报道发布永久或临时限制令,亦不得禁止媒体公开有关姓名、地址或其他可能与诉讼有关的信息。”(第0.2.3条)该条认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信息是案件的基本内容,应当允许公开报道。

  二是英国最高法院的正式判例给出了新的做法。通过2010年1月27日《卫报》新闻传媒有限公司诉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贾巴尔(Guardian News and Media Ltd. v. Mohammed Jabar Ahmed)(92)一案的判决,英国最高法院撤销了涉及该案恐怖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保密令”的要求,该名单中涉及许多伊斯兰教信徒。大法官罗杰(Rodge)负责撰写此次判决,阐述各参审法官的一致意见,认为:匿名将会违背新闻规律而威胁新闻媒体的生存;没有真实姓名的审判报道将是不知所云的“不知来源的审判”;简单的隐藏嫌疑人的身份,将使案件神秘化而给犯罪的社区留下阴影;嫌疑人自己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利而可以公开自己的姓名,但为了逃避公众的监督却要求隐匿其姓名、“掩藏在匿名的保护之下”,这种不对等的做法也是不公平的。

  可见,英国历史上曾经要求媒体对涉罪人员进行匿名报道的做法正在被司法公开的新要求所抛弃,对青少年以外的人的匿名报道,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93)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一)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二)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四)

复制链接| 收藏|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