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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四)

2016年05月10日07:41 东方法眼高一飞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四、互联网时代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的构建 1985年,世界法学家协会以解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目的,通过了《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

  四、互联网时代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的构建

  1985年,世界法学家协会以解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目的,通过了《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它对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是这样定位的:

  “媒体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法官的责任是承认和实现言论自由,适用法律时作有利于言论自由的解释。只能根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示授权才能对媒体自由予以限制。”“规则只是规定了言论自由的最低标准,它并不妨碍更高标准的确立。”

  “表达自由(包括媒体自由)是每一个宣称是民主社会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媒体的权利和责任是收集和调查公共信息,对司法管理加以评论。包括在不妨害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对审理前、审理中和审理后的案件加以评论。”“评论司法的权利不能受到任何特别的限制。”

  这两段话显示,媒体报道和评论司法不受任何特别的限制,即只能给媒体报道和评论社会其他事务时同样的限制,如不能煽动违法犯罪、不能侮辱诽谤他人等。理由是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是其他民主自由和一切权利的前提。司法独立固然重要,但它低于言论自由的权利,当二者不能兼顾时,言论自由优先。如前所述,司法限制媒体已经成了无用的原则。所以,司法限制媒体,既不正当、也不可行。

  从世界各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没有必要颁布法律以约束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在言论自由环境并不理想的中国,通过禁止或者限制媒体报道来防止司法不公,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是弊大于利的。与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我国没有进行陪审团审判,专业的法官可以冷静地防止媒体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法和媒体的关系,在没有陪审团的国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在不限制媒体报道和评论权利的前提下,防止媒体对司法的不良影响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

  (一)传统的司法自我约束规则应当继续坚持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并非采用“司法限制媒体”来防止舆论对司法的不良影响,而是采用“司法避免媒体的影响”来防止媒体对司法的不良影响的,并不是通过牺牲一种利益来保护另一种利益。但是,在我国,不存在美国式的陪审团,而上文所述美国的九种措施绝大部分是针对陪审团审判的情况的。另外,我国也不存在“事实审一次性”的问题,对于因受到媒体影响而出现错误裁判的情况,可以在法院的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中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纠正。所以,在不限制媒体报道司法的情况下,我国诉讼中应当通过程序的自我完善、对法庭参加人员的约束来达到“司法避免媒体影响”的目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确立审判公开与媒体接近司法的权利规则。从国际规则来看,在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案件等情况下可以不公开审判,但是这种限制应当降到最低的程度。所有公民、记者旁听的权利是平等的,除了可以安排利害关系人和记者优先旁听以外,其他人应当通过抽签排序方式获取旁听资格。同时,法官要对“媒体审判”、被告人和被害人利益、人民权利和社会秩序等各方面进行平衡,以最终决定是否可以允许媒体对庭审进行直播或者转播。

  二是确立法官职业与言论自由的限制。国际规则和各国法官职业规则都认为:法官和其他普通公民一样,享有言论自由,但在行使这一权利时应当注意方式,要能够维护司法尊严、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性。之所以要限制法官的言论自由,是因为所有公务员言论都有所限制,而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其受到比普通公务员更多的限制。“为了能够令人满意地履行司法职务,法官就必须接受对其公民权利的限制。没有人是被迫成为法官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决定接受司法任命并愿意长期做法官,他就必须接受对其公民权利的某些限制。(94)法官言论的限制范围包括:法官不应当评论案件;法官与媒体要保持距离,具体来说,法官不必要向媒体解释自己的看法、法官个人不应当回应媒体的批评、法官应谨慎参加广播和电视节目、法官不应当兼任记者或者通讯员;法官应当保守司法秘密;法官社会活动中的言论应当维护法官公正的形象。在我国,2001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有六个条款(95)对法官的言论自由限制进行了规定,分别要求法官不得评论和影响同行办案、自觉避免媒体影响、不得发表有损司法权威和严肃性的评论、不得泄露秘密、不得在媒体发表影响司法权威和公正的文章与言论。2010年12月6日修订后重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本文后面引用该规则的条款时都是指2010年修改后的条款)对前述内容进行了修改,修改的特点是更加概括和抽象,但包含了前述6个条款的内容,修改后的条款有三条:

  第七条 维护国家利益,遵守政治纪律,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不从事或参与有损国家利益和司法权威的活动,不发表有损国家利益和司法权威的言论。

  第十二条 认真贯彻司法公开原则,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同时避免司法审判受到外界的不当影响。

  第十四条 尊重其他法官对审判职权的依法行使,除履行工作职责或者通过正当程序外,不过问、不干预、不评论其他法官正在审理的案件。

  上述三个条款,分别规定了法官不得发表有损国家利益和司法权威的言论、避免司法审判受到外界的不当影响、不评论其他法官正在审理的案件三个内容,确立了法官言论的边界,这一边界与美国对法官言论的限制基本一致。

  三是确立检察机关与媒体关系的规则。检察机关与媒体关系的本质是政府信息公开与媒体接近执法机关这一知情权的关系。我国正在进行的检务公开,是检察机关信息公开的重要创举,但是将来确立检察机关信息公开制度时应当考虑:检务公开的范围必须遵守政府信息公开的一般原则,但是对于检察机关这一特殊执法主体,其公开的范围应当考虑到知情权与保护隐私等公民权利、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保障审判公正四种利益的平衡。中国检务公开改革的方向是,将检务公开纳入将来制定的《信息公开法》的范围,立法应当明确,检察机关以多种方式公开其信息的同时,应当允许公民申请公开,并有权寻求司法救济。

  四是确立律师与媒体关系的规则。我国关于律师言论自由的立法并不完善,可以通过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律师职业伦理规则等形式对辩护律师的言论自由进行规范,可以从职业规范角度规制律师庭外的不当言论;同时,建立辩护律师庭上言论豁免及其限制规则,使得律师的庭上的言论既能充分的为当事人服务,又能保持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

  最后,还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通过改变审判地点和推迟审判的时间防止媒体的影响。异地审判已经在我国诉讼法中有规定,但是由于网络时代媒体的发达,防止媒体影响司法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但是,推迟审判的做法应当受到重视,在美国,如果问题由于一些在开始审判前夕发生的事件或泄露的消息所引起的话,当可以期待这种敌对情绪会在合理期限内逐渐减弱时,诉讼延期却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在(Sheppard v. Maxwell, 1966)案(96)中最高法院认为,“一定的诉讼延期会减弱陪审员挑选所引起的问题”。由于倾向性宣传报道而允许诉讼延期并不会是经常性的,通常只有在特别情况下才会发生。因为即使被告自愿放弃其迅速审判的权利,迅速审判的社会利益依然存在。(97)也即社会有要求正义不迟到的权利。对此,我国法律应当规定在媒体影响极大的特别情况下,人民法院有权力自行决定、被告人也有权利申请对于可能形成舆论审判的案件推迟审判。法律应当赋予被告人要求推迟审判的权利。

  以上的传统做法是综合的,很多是已经有法律规定的——如法官的言论规则,对于我国还没有法律规定的,应当考虑通过新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进行规定。

  (二)通过合理界定办案秘密限制信息释放

  在刑事诉讼中,法国通过司法机关自身信息公开的限制达到防止媒体对司法影响的目的,但这并不是针对媒体的禁止。禁止公开的内容本属于国家秘密或者不应当公开的“审判秘密”,与英国和美国法律中针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是不同的,也就说,法律限制的是国家机关而非新闻媒体。

  如前所述,“拒绝给予资讯”存在一个悖论,即一方面,现代司法要求司法信息公开、审判公开,这是人民知情权和公正审判的要求,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要适当限制司法信息的释放,防止媒体审判。所以,对于“审判秘密”如何界定、哪些信息可以拒绝给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问题。关于审判秘密如何界定的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保密局《关于人民法院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规范的规定》规定:“人民法院工作中的国家秘密是指人民法院工作中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并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知悉的事项”,具体包括法院就重大案件的内部重要指示、决定、部署、方案和案件处理中重大、重要问题的请示、报告、批复。《规定》进一步指出:“对于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形成的,虽不属于国家秘密,但一旦公开又会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事项,应按审判工作秘密保护,不准擅自公开和扩散”。关于不宜公开的审判工作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守审判工作秘密的规定》中确定的保密要求,应指合议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情况,涉密证据材料,涉密案件的承办和案件涉及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情况,执行死刑情况和刑事司法统计数字,以及诉讼档案中涉及的有关资料等等。

  我国《法官法》第7条第6项明确规定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是法官应当履行的义务。因此,在合理界定审判秘密的前提下,每一位法官都必须自觉遵守保密义务,严守审判秘密,慎言慎行,防止泄露审判秘密,避免媒体审判,保障司法公正、保护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有类似规定,内容全面规范,在此我们仅举两例:2008年4月10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办案公开制度”,要求“公安机关办案公开制度侦破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案件后,有关地方刑侦部门应当在公安机关统一领导和组织下,采取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破案情况和结果。”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第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以及可能妨害正常执法活动或者影响社会稳定的执法信息。”但是,公安部对于是否可以公开证据和证人情况并没有作出规定。除非特殊情况下有重大更高利益需要考虑,否则不能公开证人和证据,这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2014年10月1日发布并实施的《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工作规定(试行)》第十一条首次在我国规定了这一内容:“人民检察院对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得向社会发布有关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的信息。”另外,公安、检察机关都还有其他办案秘密,都可以不向媒体公开。

  (三)通过司法公开防止媒体的误导

  在20世纪末,司法公开工作已经逐渐开始,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公开迎来了新的时期。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首次将司法公开写入党的重要文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十八届四中全会充分肯定了司法公开的价值和意义,司法改革的目标也在于全力打造让人民群众满意的阳光司法机制。四中全会在三中全会要求“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四大公开”,将“四大公开”全部纳入到阳光司法机制的范围。近年来,各级政法机关全力推进执法司法公开,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13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使人民法院司法公开取得新的进展。在检务公开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建立四大平台: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平台、重要案件信息发布平台、法律文书公开平台、辩护与代理预约平台。在警务公开方面,2013年实施的《公安机关执法公开规定》,对其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在狱务公开方面,2015年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内容、创新狱务公开方式、完善狱务公开工作制度。当前,“四大公开”都有了明确的规范依据,并且配套制度建设也逐布完善,顶层设计和各地实践的结合,使我国的司法公开工作全面进入正轨,不过司法公开还会面临很多问题,存在很多挑战。

  对于司法机关来说,民意的影响客观存在,与其被动地承受民意施加的压力,不如主动地引导民意。司法机关应该相信,民意是可以引导的,也应该积极引导,关键在于要采用正确的方式加以引导,使其趋于理性。让公众接受裁判的基本前提是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因此,司法机关应该与公众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通过信息交换以及不同观点的碰撞,实现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为这种引导一方面可以通过司法机关自身的司法行为直接引导民意,如提高办案过程的透明度,尽可能让公众了解案件的进展,谣言便会不攻自破,群众也不再“不明真相”;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规范媒体的报道,发挥媒体的桥梁作用,通过它间接引导民意。司法机关要主动引导民意,“作为引导者不能居高临下,更不能观望和等待,而应该积极参与舆论互动,依赖于所表达的意见本身的说服力,以及说服的技巧,公开回应舆论疑问。”可以说,对民意的回应事实上也在将民意引向理性。(98)

  (四)通过媒体自律体现对司法的尊重和理解

  《马德里准则》在《附录·实施的策略》中还指出:“司法权力与言论自由、特殊人群(指的是未成年人和其他需要提供特殊保护的人)的权利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难以做到的。所以对于与此相关的个人或者群体,必然采用下列的一种或者多种方法加以应对:立法解决、媒体协商、媒体联合会、还可以由媒体行业内部制定媒体职业道德准则。”除了前述立法规定审判前、审判中、审判后对媒体的具体约束以外,媒体内部的制约是一种重要的方式。

  新闻记者的职业守则,最初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系统编纂。各国的新闻职业守则在形式和范围上大不相同。回顾历史,媒体和司法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融洽。媒体对司法表现出了尊重和理解,也起到了“看门狗”的作用。在很多国家已经成立了媒体委员会,借以对媒体形成必要的自律。各国的新闻从业人员都有自律的信条,如美国。不管国情如何,这类约束信条,都有最起码的一条:要作信实的报导。新闻人员应有新闻自由,但绝无错导误报的自由。在媒体职业道德的制约方面,《马德里准则》没有关于媒体职业道德的具体内容,但国际法学家协会的官员认为,各国的媒体内部职业道德准则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1、公平地进行批评性报道;有责任纠正错误;不能发布误导性图片。2、对批评性的报道和评论提供回答的机会。3、对事实进行现场而真实的报道。4、尊重隐私。5、应当区分事实与评论。6、不能因种族、国籍、宗教、性别而产生歧视和挑起仇恨。7、不能以不诚实的方式获取信息。8、不能对人造成危险。9、应当具有通常的庄重姿态和鉴赏标准。10、不能泄露密秘的消息来源。11、不能对被告人进行有罪预断,对于已经解除起诉或者被判无罪的人不能发表其以前的控告与有罪判决的资料。(99)

  鼓励媒体自律的其他方式还包括司法机关与媒体之间签订“特别公约”。如我国台湾地区,自1997年白晓燕案后,经由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媒体改造学社、公民参与媒体改造联盟、民间司改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共同讨论,于2005年底完成了《绑架新闻报道及采访公约》,并推动各大媒体共同签署遵行。

  在我国,中国记协在1991年1月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并在1997年1月进行了第二次修订,2009年11月9日进行了第三次修订。此外,1993年发布了《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1997年和中宣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这是适用主体最广的全国性新闻自律规则。《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3条要求“报道新闻不夸大不缩小不歪曲事实,不摆布采访报道对象,禁止虚构或制造新闻。”有人指出,该准则存在三个缺陷:内容简单,表述含混,操作性差;(100)并根据法律已有的规定和以往的经验教训,提出媒体和记者在报道司法审判活动时的十条自律规则。(101)

  虽然我们不主张通过司法向媒体发布禁令的方式来限制报道,但禁令的内容作为媒体自身的自律性条款却是十分必要的。自律规则中至少应当规定以下内容:第一,不能对被告人进行有罪预断,对于已经解除起诉或者被判无罪的人不能发表其以前的控告与有罪判决的资料;第二,不能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严重失实或恶意倾向的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第三,不能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干扰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第四,不能有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行为;第五,还可以通过司法机关与媒体之间签订“特别公约”的方式来确定自律条款。

  另外,通过新媒体的自我管理及时删除不当信息,是新媒体时代网络编辑事后审查的重要机制。据BBC报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技术评论》杂志刊登一份研究报告,揭露新浪微博的“删帖”内幕。该报告说,30%的删帖在微博发出后5至30分钟内完成,删帖几乎是“实时”进行。(102)

  自2015年1月“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专项整治工作启动以来,截至6月底,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已经关闭84家涉及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的网站,并将其列入工信部备案“黑名单”系统,禁止境内运营商提供接入服务。企业在执法机构的要求和领导下也参加了“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专项整治工作。新浪微博调动多个部门协同作战,投入50名工作人员,每天24小时专人专班负责监看、清理工作。2015年1月到6月底,站方清理了涉及专项工作新闻报道的负面评论170条,清理借助微博平台企图实施敲诈犯罪的违规内容3162条,关闭发布违法内容的帐号103个。在百度搜索上,清理屏蔽关键词共376个;清理有害联想词、相关搜索共753个;清理有害url5572个;清理有害站点382个。在百度贴吧,共清理有偿删帖信息10万(其中图片7万,文字3万)。(103)

  这种做法尽管非议很多,但是确实是不得已的做法,因为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对网络言论的内容不做任何控制——特别是事后控制,企业自己的管理行为,也体现了自身遵守法律、维护企业利益的要求,因为违法行为不仅将导致自身经济利益、企业信誉受损,甚至于会受到民事追究、行政处罚和行事处罚。

  (五)通过网络执法过滤或删除违法的司法报道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较为发达的国家都成立了网络警察以便严厉打击网络犯罪行为。2003年6月,美国总统布什下令组建了国家网络安全处,下设三个部门,分别担负三项职责:一是识别风险和减少政府以及私营网络的安全漏洞;二是管理一个网络安全跟踪、分析和反应中心,以便探测对互联网的攻击并向公众发出警报;三是开发有关安全措施的教育计划。这一机构既行使一般网络警察的职权,又在级别上高于一般的网络警察,从而在组织形式上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在英国,伦敦警察局犯罪部主要负责打击计算机犯罪行为,同时为社会大众解决计算机病毒等问题。在法国,巴黎警察分局成立了信息技术犯罪缉查处,这些网络警察负责信息网络的安全运行和打击计算机犯罪行为。德国也成立了网络警察,这些网络警察坐在电脑屏幕前就可以追查网络上的各种犯罪行为,很好地打击了网络犯罪行为。(104)

  有害信息治理技术的核心是有害信息的发现技术。发现技术包括主动发现和被动防御两种方式,主动发现的方式主要指基于搜索引擎的有害信息主动监测,被动防御的方式则以网络内容过滤和封堵为主。借助网络有害信息的发现机制,可以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对网络有害信息进行监测、过滤、屏蔽,以使其难以在网络上传播,从而达到净化网络的目的。目前,许多国家均实施了内容过滤政策:例如,欧盟采取技术措施处理有害内容,增强过滤软件和服务的实际效果,确保用户对信息的选择接受权利;日本总务省与NEC共同开发过滤系统,防堵有关犯罪、色情与暴力的网站;美国的中小学如今都对学校的电脑实行联网管理,集中对那些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网站进行屏蔽;新加坡等“严格限制媒体”的国家公开列出一些网站和需要过滤的关键词,强行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ISP)进行封堵。(105)

  我国网络警察是一个最年轻的警种。1983年,为确保我国计算机应用顺利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正式成立计算机管理和监察司;1988年12月21日,公安部印发了《全国公安计算机安全监察工作会议纪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迅速建立一支公安计算机安全监察管理队伍。1994年2月18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其第6条规定:“公安部主管全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第17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行使下列监督职权:(1)监督、检查、指导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2)查处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违法犯罪案件;(3)履行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的其他监督职责。1995年八届人大第12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6条第12项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的职责。”

  1997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新刑法中增设了有关计算机犯罪的三个条款。1998年,公安部正式成立“公共信息网络监察局”,中国自此有了专门的“公共信息网络监察人员”对互联网进行监督和管理,打击网络违法犯罪,人们习惯称其为“网络警察”。(106)自9月20日起,河南省18个省辖市的“网络警察”开始执行网上巡逻及处警任务。当网民发现网上有淫秽色情、赌博、诈骗等内容或遇上黑客攻击、病毒及木马侵入等情况时,均可直接点击全省设立在116个网站和286个论坛上的“报警亭”和虚拟警察,举报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求助与咨询。(107)

  2015年5月,针对当前网络出现的各种违法犯罪和有害信息的情况,公安部建立网警常态化公开巡查执法机制,使网警的执法工作从原来的幕后走向台前,这次最大的改变是在网上亮明身份。网警设立已有18年时间,以往多在网络终端后面筛查违法信息,一旦发现违法、传谣的帖子就会予以删除,但是发帖者或许并不知道自己的帖子已涉嫌违法。这次网警公开亮明身份,对于一些涉嫌违法、传谣的网帖将会采取面对面“拍肩膀、打招呼”的方式,直接提醒网民删除违法信息。网警以下列方式公开巡查:

  一是通过24小时巡查,及时发现网络各种违法犯罪信息和有害信息;二是依法震慑制止网络违法犯罪和网上不良言行,对情节轻微的网民进行教育警示,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三是发布典型网络犯罪案例和警示防范信息,协助网民提升网上安全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四是接受网民举报网上违法犯罪线索,开展网上法制宣传教育等等。(108)

  在过滤或者删除的内容上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案件的炒作性报道和评论如果既不会危害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也难称为谣言,仅仅是对案件有立场上的偏向的信息,不应当属于过渡或者删除范围。要过滤或删除这些信息,一则没有执法依据,二则,网络警察对该信息是否是对司法有害的信息也不好判断,操作起来有困难。拿过滤来说,一篇涉案报道,基本上来说,文字上不会明显出现的反动、淫秽字眼,顶多会写某某法院、某某人,表面看不出问题。删除就更应当慎重,我们不能因为一篇报道提到了案件信息就贸然动手,网警或网站管理人员不适合在言论自由和司法公正这个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权衡并立即作出执法行动。

  当然,目前公民最大的担心是警方在行使合法权力时滥用国家权力,对普通公民的权利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尤其是进行网络监管的民警,如果出于个人或其他目的违法监管,势必会对普通公民的通信自由权、隐私权造成伤害。而这些伤害又是处于没有觉察之中的,无法提起司法救济。(109)特别是网络警察有直接删除“有害信息”的权力,这一权力如何受到限制,使其谨慎行使,这是一个难题。但是,从目前的法律依据来看,这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为了使这一行为符合行政行为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有必要将现在“亮明身份”的做法作为执法行为程序正当的基础性要求,对第一次删帖行为做到身份留痕;还要将删除内容予以保留,并在技术上区分媒体自我删除和警察执法删帖,留存删除内容的证据,以保护被删帖人的言论自由权。现有的法律文件只是强调执法的权利,没有能够体现执法过程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是不适当的。必要时应当出台专门的《网络警察执法法》,对网络执法进行规范。

  (六)对媒体的不当报道行为追究法律责任

  媒体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除法律责任外,还包括行政责任和道义责任。行政责任指媒体管理部门或行业协会对媒体所作的处理;道义责任指媒体的行为应当符合公众的期望,否则将遭受公众的不利评价。本章所讨论的媒体不当报道的责任是指媒体在行使舆论监督权时因不当报道而对他人应负的法律责任。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是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服从,人人都须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责任,不存在任何法外特权。在我国,虽然绝大多数媒体因具有“半官方”属性而地位独特,但它们在法治视野中仍是普通法人身份,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不享有任何责任豁免。

  在《新闻法》尚未出台的背景下,200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一)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二)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三)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四)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干扰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五)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这是媒体所称的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媒体司法报道发布的“五条禁令”。

  上述五条禁令的内容中,其中第一、三项是属于媒体泄密和侵害个人权利的内容,而第二、四、五项则可以概括为是媒体的“有害性报道”,即对公正审判有损害的报道。但是,这三条内容中“严重失实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含义是什么呢?最高人民法院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自禁令颁布以来也并没有“依法追究相应责任”的情况出现,使这一禁令成了摆设、成了停留在纸面上的规范。当然,从《若干规定》来看,我国的禁令采用的是事后追究的方式,“人民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即并不针对具体案件事先向媒体发布禁止报道的命令——司法缄口令,而是对已有的报道发现违背了“五条禁令”时向相关新闻单位通报情况、提出建议、依法追究相应责任。什么是“依法追究”,这需要我们依据其他已有法律来分析。我国规范媒体报道行为的立法或规则较多,主要包括四类:

  1.相关法律的规定。例如,现行《刑法》中约有20余个罪名与新闻传播活动有关,如侮辱罪、诽谤罪、泄露国家秘密罪;《刑事诉讼法》第194条是对在庭审过程中违反法庭秩序的旁听人员予以惩罚的规定,当然适用于媒体记者;媒体不实报道侵害他人名誉权或者是未经同意披露他人隐私的,《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都规定了责任条款;《保守国家秘密法》对出版物、广播电视节目、互联网等,要求遵守有关保密规定;此外,还有两个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网络安全的决定,即《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目前,全国人大已经起草了《网络安全法》(草案),2015年7月6日起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对草案的修改意见,(110)正式立法可望于近期出台。类似的立法将为互联网有害信息治理提供执法依据。

  2.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各部门规章,如《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其中,《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32条禁止广播电台、电视台制作、播放载有下列内容的节目: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泄露国家秘密的;诽谤、侮辱他人的;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的九条禁令。

  3.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司法文件。例如,《关于依法严厉打击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飞行安全犯罪活动的通知》、《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12月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规定》)。该《规定》第9条列举了媒体违法的5种情形,即: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干扰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人民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违反法律规定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4.行业准则。2009年11月9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修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以下称《准则》),对媒体行为规定了较为详细的职业道德要求,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都应遵守。从严格意义上说,《准则》不属于法的范畴,不具有法的强制性,但是它在实践中是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行动指南,不能说没有约束力。

  在上述四类制度依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出台的《规定》,该制度是目前明确媒体监督司法时是否存在不当行为,以及对媒体不当行为追究责任的直接依据。

  根据《规定》的内容,媒体不当报道行为包括以下五类:(1)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2)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公正审判的。(3)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法官名誉,或者损害当事人名誉权等人格权,侵犯诉讼参与人的隐私和安全的。(4)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歪曲事实,恶意炒作,干扰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5)其他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的。这是兜底条款。列举式方式存在列举不完全的弊端,更何况新闻媒体监督法院的方式、手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尤其是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所有人都可借助网络同时对其他人发布信息。在社会热点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发布的信息“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影响司法公正”,法院不能对其予以制裁,而作为发布平台的网络媒体,应对此承担相应责任。对以上不当报道行为的责任追究,包括刑事责任追究、给予行政处罚和承担民事责任三种方式:

  一是追究刑事责任。上述第(1)、(3)、(4)类报道行为中,相关新闻从业人员的不当行为如达到刑法所规定的严重程度,都将构成犯罪。其中,“损害国家安全”的,按照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相应罪名予以刑事处罚;“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分别按泄露国家秘密罪、侵犯商业秘密罪予以刑事处罚;侮辱、诽谤他人构成犯罪的,分别按侮辱罪、诽谤罪予以刑事处罚;接受一方当事人请托,收受财物的,按受贿罪处罚。侮辱罪、诽谤罪一般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由被害人诉诸法院后才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实行“不告不理”;上述其他罪名属于公诉案件,按照立案管辖的分工由侦查机关主动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是针对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而由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罚,适用于上述五类媒体不当报道的行为。这当中既包括对新闻媒体的行政处罚,也包括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行政处罚。例如,我国2011年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5条、第26条明确列举了出版物的禁止性内容,(111)对违反者根据条例第62条的规定给以行政处罚,即:“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停业整顿,没收出版物、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万元的,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行政处罚主要包括警告、罚款、吊销其新闻记者及限业等。例如,2009年10月15日起施行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第35条,对作出虚假报道记者的处罚规定是:“新闻机构工作人员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由新闻出版总署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新闻记者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闻出版总署2011年5月17日发布了《新闻采编人员不良从业行为记录登记办法》,既规定了新闻采编人员不良从业行为的种类,还在第12条作出了限业3年直至终身的规定。例如,有虚假新闻、有偿新闻行为或者被吊销新闻记者证的,5年内不得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三是承担民事责任。这主要针对上述第(3)类情形,即媒体在涉案报道中因过错侵害他人的人格权利而须承担的责任,一般被称为“新闻侵权”。新闻侵权主要包括名誉侵权和隐私侵权。名誉侵权的一个关键性构成要件是报道失实,实践中以名誉侵权为由状告媒体而胜诉的案例,主要是因为媒体报道的事实不真实或评论依据的事实不客观,导致他人的社会评价降低。隐私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格权利,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隐私侵权是指媒体未经同意披露了他人的隐私,导致其精神痛苦。隐私侵权不以报道失实为构成要件,恰好相反,相关的隐私披露越真实,权利人的受损程度越大,媒体的责任越重。在新闻侵权发生之后,受害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媒体对此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等。

  综上,媒体或者新闻从业人员在司法报道中的不当行为,由执法部门依法查处、追究责任,或者由权利人向法院起诉追究其责任,一般不由法院直接处罚,法院只能向有关单位“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规定》的这种设置,体现了人民法院对媒体监督权的尊重,符合法院不直接处罚媒体的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

  当然,以上措施是针对媒体与司法而采取的,但是,网络时代处理好媒体与司法关系,还要求全面依法综合治理互联网,为网络有害信息治理提供法律保障。

  *高一飞(1965——),男,湖南桃江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高一飞教授主持的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司法公开实施机制研究》(立项号14AFX013)、2014年度最高人民法院重大理论课题《司法领域公民知情权研究》(2014sp010)、2015年中国法学会“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专项课题《司法公开实施状况评估和建议》(CLS(2015)ZDZX10)的阶段性成果。

  (1) 习近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2014年1月7日)》,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页723。

  (2) Giorgio Resta,“Trying cases in the media: a comparative overview”, 71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31(1999).

  (3) Ibid., at 31.

  (4) 此处为陈新民教授的原话,按我国大陆的语言习惯,我们可以将所谓的“裁判方式”称之为“司法规制方式”。

  (5) 陈新民:“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一个比较法制上的观察与分析”,《台大法学论丛》,第二十九卷第三期(2000年04月号),页89-134页。

  (6) Mark R. Stabile:“Free press-fair trial: Can they be reconciled in a highly publicized criminal case?” Georgetown Law Journal, December, 337(1990).

  (7) 435 F.2d 1059 (7th Cir. 1970) ;522 F.2d 242 (7th Cir. 1975).

  (8) 高一飞:“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的三种模式”,《时代法学》2010年第01期。

  (9) 陈新民,见前注[5],页121。

  (10) (英)萨利·斯皮尔伯利:《媒体法》,周文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353—354。

  (11) AG v. Leveller Magazine (1979) AC 440, 473.

  (12) AG v. English (1982) 2A11ER, 903.

  (13) (美)唐纳德?M?吉尔摩等:《美国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梁宁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65-367。

  (14) Sheppard v. Maxwell, 384 U.S. 333 (1966).

  (15) Estes v. Texas, 381 U.S. 532 (1965).

  (16) Sheppard v. Maxwell, 384 U.S. 333 (1966).

  (17) (美)拉费弗等:《刑事诉讼法》,卞建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185。

  (18) Sheppard v. Maxwell, 384 U.S. 333 (1966).

  (19) (美)唐纳德?M?吉尔摩等,见前注[13],页355-358。

  (20) (美)韦恩?奥弗贝克:《媒介法原理》,周庆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7页。

  (21) 参见Nebraska Press Association v. Stuart,247 U. S.539(1976).

  (22) (美)唐纳德?M?吉尔摩等,见前注[13],页362。

  (23) (美)唐纳德?M?吉尔摩等,见前注[13],页367。

  (24) (美)唐纳德?M?吉尔摩等,见前注[13],页372。

  (25) 陈新民,见前注[5],页120。

  (26) Giorgio Resta, supra note 2.

  (27) Giorgio Resta, supra note 2, at33.

  (28) Council of Europe, Recommendation (2003) 13 of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to member states on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media in relation to criminal proceedings (adopted July 10, 2003).

  (29) Ibid., at Principle 5.

  (30) Allenet de Ribemont v. France, App. No. 15175/89, Eur. Ct. H.R. at [35]-[36].

  (31) Buscemi v. Italy, App. No. 29569/95, Eur. Ct. H.R. at [68].

  (32) Council of Europe, Recommendation (2003) 13 of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to member states on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media in relation to criminal proceedings, Principle 16.

  (33) 林爱珺:“论知情权的法律保障——新闻传播学视角”,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4月,页25。

  (34) UrhG [The Copyright Act] BGBl. No. 111/1936, 78.

  (35) 关于这样的案例并非一起,最近一个裁判是从奥地利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的案件,参见:Verlagsgruppe News GmbH v. Austria (No.2), App. No. 10520/02, Eur. Ct. H.R. (Mar. 14, 2007).

  (36) 会议计划、与会者信息以及会议程序,见http://www.law.duke.edu/conference/2007/publicopinion.

  (37) Kathryn Webb Bradley, “Introduction”,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Autumn, Volume 71, Number 4, 1(2004).

  (38) Timothye E. Cook, “Governing with the News: 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Revised edition edition.64, 2005, p.71--78.

  (39) Ibid., at 90.

  (40) KC Johnson, “The Duke lacrosse case and the blogosphere”,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Autumn, Volume 71, 155( 2008).

  (41) Marcy Wheele, “How non-institutionalized media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media coverage of trials”, 71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135(2008).

  (42) Myron Pitts, “Naming Rape Victim a Dangerous Precedent”, FAYETTEVILLE OBSERVER, April 15,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fayobserver.com/article?id=259809.

  (43) Gary A. Hengstler, “Sheppard v. Maxwell revisited -- Do the traditional rules work for nontraditional media?” 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Autumn, Volume 71, 171 (2008).

  (44) Ibid.

  (45)  Generally Postings to Enron, “Trial watch, Houston Chron”., available at http://blogs.chron.com/enrontrialwatch/archives/ask_ mary/index.html (last posting Oct. 24 2006) (last visited June 7, 2009).

  (46) Ibid.

  (47) 以上关于大V粉丝和转载情况的统计截止日期为2015年12月17日,其粉丝数量当然会随时发生变化。

  (4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2015年6月8日。

  (49) 怀若谷:“新华社记者5篇内参助呼格吉勒图翻案”,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4-12/16/c_127306786.htm,2014年12月16日。

  (50) 戴尔·佩斯金和安德鲁·纳齐森:“新兴媒体重新构建全球化社会”,http://usinfo.org/media/NewMedia_gb.htm,美国参考要闻,2006-05-03。

  (51) 代玉梅:“自媒体的传播学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5期。

  (52) 赵光霞:“《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5)》发布 新媒体发展进入新阶段”, http://media.people.com.cn/n/2015/0624/c120837-2720138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06月24日。

  (53) 类似的条款在之后的2015年7月向全国征求意见的《网络安全法》草案第二十条也有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国家支持研究开发安全、方便的电子身份认证技术,推动不同电子身份认证技术之间的互认、通用。”

  (54) 志之:“2014年6月底,中国将实行网络实名制”,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8129474/,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7月15日。

  (55) Marcy Wheele, supra note 41, at135.

  (56) 408 U.S. 665 (1972).

  (57) Marcy Wheele, supra note 41, at135.

  (58) ECHR art. 10, § 2.

  (59) Sunday Times v. United Kingdom, 30 Eur. Ct. H.R. (ser. A.) at 42 (1979).

  (60) 30 Eur. Ct. H.R. (ser. A.) (1979).

  (61) Sunday Times, 30 Eur. Ct. H.R., at 45.

  (6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织寄望电子媒体促进新闻自由”,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7313,2007-10-25。

  (63) 美国国务院:“界定互联网自由”,《电子期刊》2010年6月,第15卷第6期,页3,http://www.america.gov/e-exchange_internet.html,2010-10-16。

  (64)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2010年6月)》,2010年6月8日发布。

  (65) 外交部:外交部回应互联网依法管理:中国互联网自由开放有序,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15-04/17/c_134158934.htm,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4月17日。

  (66) Cheryl L. Coyle & Heather Vaughn, Social Networking: 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or Evolution? 13 bell labs technical journal, 13, 14(2008).

  (67) Ibid.

  (68) 以下部分内容我曾经发表,参见高一飞:“从录音直播到微博直播----兼谈薄熙来案庭审直播的意义”,《新闻记者》2013年第10期。

  (69) 怀效锋主编:《法院与媒体》,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318。

  (70) Ahnalese Rushmann, “ Courtroom coverage in 140 characters”, The News Media & The Law, Spring (Vol. 33, No. 2), 28(2009).

  (71) Judiciary of England and Wales, “Guidance on live text based communication by court”,  http://www.judiciary.gov.uk/Resources/JCO/Documents/Guidance/ltbc-guidance-dec-2011.pdf, 2012-4-9.

  (72) 卞建林、焦洪昌:《传媒与司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225。

  (73) Gary A. Hengstler, “The media'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U.S.courts”, http://usinfo.state.gov/journals/itdhr/0503/ijde/hengstler.htm, 2003.05.

  (74) Department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Broadcasting courts :consultation paper”,  http://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ld200304/ldbills/030/2004030.htm, 2012-7-10.

  (75) Ibid.

  (76) Ministry of Justice, “Proposals to allow the broadcasting, filming, and recording of selected court proceedings”, http://www.justice.gov.uk/publications/policy/moj/proposals-for-broadcasting-selected-court-proceedings, 2012-7-10.

  (77) Cabinet Office, “The Queen’s Speech 2012 – Briefing Notes”, https://update.cabinetoffice.gov.uk/resource-library/queens-speech-2012-background-briefing-notes, 2012-7-9.

  (78) Ministry of Justice, “Proposals to allow the broadcasting, filming, and recording of selected court proceedings”, http://www.justice.gov.uk/publications/policy/moj/proposals-for-broadcasting-selected-court-proceedings, 2012-7-10.

  (79) Federal Judicial Center:“Electronic Media Coverage of Federal Civil Proceedings-An Evaluation of the Pilot Program in Six District Courts and Two Courts of Appeals”(Wash.D.C.), 1994, p43.

  (80) 参见1981年《藐视法庭法》第49章第2 V(3)。比如,只要一名疑犯未被正式指控,报纸就可发表可能的疑犯的先前犯罪记录等细节。

  (81) 参见《藐视法庭法案》第2节(详细描述了诉讼进行期的时间)。

  (82) Loretta S. Yuan, “Gag orders and the ultimate sanction, Loyola of Los Angeles”,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Symposium: International Rights of Publicity, 629(1998).

  (83) Observer v. United Kingdom, 216 Eur. Ct. H.R. (ser. A) at 39 (1991).

  (84) Loretta S. Yuan, supra note 82, at629.

  (85) Eric B. Easton, “Closing the Barn Door After the Genie Is Out of the Bag: Recognizing a ‘Futility Principle’ in First Amendment Jurisprudence”, 45 DePaul Law Review. 1, 35 (1995).

  (86) Ibid.

  (87) Dagenais v. Canadian Broad. Corp. 1994 120 D.L.R.4th 12, 44 (Can.

  (88) 陈新民,见前注[5],页134。

  (89) (英)萨利·斯皮尔伯利,见前注[10],页353—354。

  (90) 高一飞:《媒体与司法关系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43。

  (91) 这里参考了已经发表的中文版本,参见林娜:“英国刑事法院案件报道指南”,《人民法院报》2013年11月29日,第5、7、8版。

  (92) 2010UKSC 1, 2010 2 WLR 325.

  (93) 高一飞:“媒体报道涉罪人员姓名的规则”,《现代法学》2015年第2期。

  (94) 怀效锋,见前注[69],页225。

  (9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2001)第13、16、42、44、45条。

  (96) Sheppard v. Maxwell, 384 U.S. 333 (1966).

  (97) (美)拉费弗等著,见前注[17],页1186。

  (98) 何静:“理性对待刑事司法过程中的民意”,《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6期。

  (99) Beloff, “Fair Trail—Free Press? Reporting Restrictions in law and Practice.” (Spring) Public Law 92,  98(1992).

  (100) 徐迅:《媒体报道案件的自律规则》,载康为民主编:《传媒与司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页266-268页。

  (101) 徐迅:“四大焦点引人注目 十条规则首次亮相”,《检察日报》,2003年12月17日,第5版。

  (102) 大公报记者:“BBC:报告揭秘新浪微博删帖内幕”,

  http://news.takungpao.com/hkol/digest/2013-03/147984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3月8日。

  (103) 刘维靖:“北京依法打击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 上半年关闭84家网站”, http://gb.cri.cn/42071/2015/07/14/7591s5030326.htm,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7月15日。

  (104) 吴道霞:“加强我国网络警察建设的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05) 张新宝:“互联网有害信息的依法综合治理”,《现代法学》2015年第2期。

  (106) 李俊:“关于我国网络警察现实问题的研讨和对策”,《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5期。

  (107) 记者:“网络警察"能否肃清网络 记者直击网警执法过程”, http://www.china.com.cn/law/txt/2007-10/30/content_9147688.htm,2007年10月30日。

  (108) 记者:“网警今日进驻微博微信 直接删帖”,http://www.techweb.com.cn/shoujiyouxi/2015-06-01/2158981.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6月1日。

  (109) 孟璐:“论网络警察的执法权----以裸聊现象为视角”,《辽宁警专学报》2009年第2期。

  (110) 全国人大常委:“网络安全法(草案)”,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flca/2015-07/06/content_1940614.htm,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7月6日。

  (111) 根据国务院2011年3月19日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5条,任何出版物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宣扬邪教、迷信的;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该《条例》第26条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一)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二)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与司法关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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