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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法治国家──首届中国青年法学家论坛

2005年01月15日10:01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2005年1月14日,由中国法学会、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青年法学家论坛在京举行,10名当选的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海南大学校长谭世贵,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四川大学教授左卫民,北京大学教授陈瑞华,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外交学院副教授薛虹(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卢建平。)为论坛献上了精彩的发言,下面摘要刊登他们发言的内容摘要:
  周叶中:宪法在我们治国中地位如何?我们目前的宪法地位不高、权威不大,人们对宪法认识不足。我们的宪法对我们的生活关系的调整没有得到落实。
  1、宪法是公民的生活的规范。有人把宪法理解为政治法,把宪法规定看成是可有可无的法律。中西方对宪法规定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宪法理解是狭义,西方对宪法规定理解是广义,亚里斯多德认为宪法是规定公民生活的行为规范。目前我们对宪法规定理解力限于政治层面,国家方面。从政治层面理解宪法有一定道理,但这种方法,对普通民众来说,距离太远,加之我国没有宪法诉讼,导致宪法变成不实在的法。西方的宪法规定与人民的生活很近,人们可以提起宪法诉讼。从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法律法律文化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应从两个方面理解宪法:政治层面;生活层面。宪法和法律应有至上的地位。有人说宪法权威,是先定的。宪法的权威其实是来自于民众的生活。孙中山说:宪法之所以有效力,就在于民众的拥护。只要宪法从总体上关心人民的生活,我们宪法的权威就有了。如果我们宪法规定能回答民众生活区中的所关心的问题:诸如高考分数问题;公务员录取的问题;居民身份证地区性差异有没有法律的依据等问题。如果我们的宪法能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何怕宪法规定没有权威呢?
  宪法维护的是国家宪政制度,宪法不断在丰富人们的生活。我们可以从生活层面看宪法如何对人们生活产生影响。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归属于人们,国家政权机关实质性得以建立,全在于对人们的生活的关心和对人民意志加以反映。所有宪法从总体上对人们的生活都要调整,宪法规定赋予公民的权力。怎样让宪法更好地进入公民的生活?有依赖于各方面突破:诸如,加强宪法规定的教育;加强宪法文化的普及;要从过去斗争哲学,变为权利哲学家;把宪法变成人民权利基本的内容。突出宪法的科学性,看到宪法规范性的特点,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把宪法精神和原则变成具体的人和事。使得宪法的保障制度变得更为健全,宪法生命在于进入公民生活,要培养公民的守宪品德。
  提问:孙国华:一部宪法能否解决中国问题?还要不要其它法律?我在反思人们对宪法的态度:人们根本不把宪法规定当一回事,只有宪法与人联系起来,才能具有意义。如果宪法的规定都不能得到实现,其它法律如何得到实现?
  青年报记者提问:我们在男女性别上有无违反宪法?中国的法治之路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得到解决的,作为法律顾工作者,必须有理想,但必须考虑中国国情。对待违宪现象,能否建立起专门的审查机制。人大的违反宪法规定审查机制的建立,表明我们正在努力。你能否理解宪法就是司法化,在我们国家还没有达到西方的发达程度,宪法司法化是否可行?公民在诉讼中能否引用宪法。答:我认为,宪法应具有可诉讼性。建立宪法诉讼,是中国的必由之路。
  许崇德点评:从执政党的执政的角度谈起,有气度,增加了对大家的吸引力。这篇文章有新的思路:宪法只有与公民生活相关才会有权威。以前的中央的文件,也谈到宪法规定应有权威,;宪法既是政治法规范,又是公民的生活规范。宪法的权威来源于民众的生活,来自于民众对宪法的关心。宪法人民性命题应进一步展开。对于中国的宪法和西方的宪法怎样评价:周教授认为西方对宪法理解贴近公民生活。反过来看,本文在这方面的对比不很明确:周教授认为宪法在我国权威还没有树立起来。我认为这样的对比值得研究。他把许多缺点都归到宪法身上,是否是有点不公平?我希望作者应该进一步修改文章。
  莫纪宏:《论受教育权的宪法保护》。宪法与公民生活密不可分,宪法是根本大法,体现在于什么地方?我们宪法学者认为宪法很重要,表现在何处?宪法能解决什么问题?宪法在生活中如何发挥其作用?受教育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宪法学界来看,对此反映还是比较平常的。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应进行视觉调整。1、受教育权的概念是什么?宪法是公共理性的平台,法学理论应该能为实务服务,受教育权在宪法上应给予保护。如何加强通过对民众受教育权的保护?受教育起源于何处?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出处。从“三字经”开始,在人类社会时期就有教育的存在,在古代受教育不涉及到社会领域的问题,仅是个人的问题,是民间社会的事情。在现代社会,受教育权从一个私人问题进入公共领域。法治社会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基础之上,市民必须社会化,公民受教育的领域很广大,国家必须进入。受教育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如美国、法国的宪法都没有把教育权纳入宪法。在整个宪法中最早把教育纳入视野的是德国的魏玛宪法,但其在宪法上规定是不完全、不具体的。人类历史最早对受教育权进行完整规定的是苏联宪法,受教育权是社会主义宪法的特征,受教育权是一项的基本人权。
  2、战后,大多数国家都承担对公民的教育权利进行保障的义务。在我们宪法实践中,还没有从宪法解释的角度去做,有时比较混乱。宪法缺少理论指导,导致一些问题。受教育权与个人自由有一定的联系。教育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生存发展的需要。不能认为教育权是人格权。国家要保证公民受教育权,在于使公民与国家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联系。
  3、宪法保护:长期以来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要使宪法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必须有代议机构。为什么要有代议机构来实现宪法?宪法首先约束的是代议机构的权力,代议机关必须制定正确的宪法。受教育权为什么通过宪法来保护?在于国家要承担一种义务。如何加强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我认为要加强教育法的建立,目前我们的教育法还仅是一部管理法。加强教育立法;制定义务教育国家财政负担法,国家不负担,就不能使个人社会化,所以教育方面的负担应由国家承担。在制定法律时,把教师纳入公务员的队伍中;应该扩大教育自由的范围;强化父母责任;设立教育法庭。
  孙国华提问:受教育权是不是仅是法律的问题?答,受教育是个法律问题。
  许崇德点评:我们国家有三十亿人,都关心受教育权;文章观点明确,义务教育是对国家的义务,对公民来说也是义务。什么时候是权利?什么时候是义务?给我们留下一种思考的余地;该文作者是有创新的: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义务是要履行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是不同的概念;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批复是否定的;但用强迫逻辑的推理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商量的。以前莫纪宏对最高人民法院的该批复是大加赞扬。
  许章润:“如何解决地方法规与统一立法的冲突”。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中国的立法为了应付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出笼新的法律。一、大量的地方立法的出现,对地方所涉及的法律的问题,对地方事务有相当的效力;另一种是部委的规定: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的规定,另一种是党的部门颁布的文件;各级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是省级司法部门出台的法律文件。根据统一立法的要求:对原有的立法起一种补充、细化、落实的作用,这是一种理想层面的内容。
  但也有四种现象应引起我们的关注:有的地方规定都违反了宪法规定,这些地方性规定违反了法律平等的原则;有的立法超越了法的位阶的规定,超越本身的解释权限的规定:如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对一些罪与非罪的规定,超越了罪与非罪的权限。体现了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问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应转化为法律程序,党的文件不能直接规定法律问题。
  社会生活本身需要规定,不允许我们等待中央统一立法,因此造成了许多立法仓促出台状态。这不仅是现实的需要;在中国立法都是由具体的个人来操着,但是每一个人的宪政意识不一样。都有一个超越的形上思维,到一个形下思维的过程。
  在出现违宪的情况下没有一种纠错机制;中国从一个帝制国家转化为一个法治国家;从传统的伦理文明到法律文明的转型活动;在这样的转型时期,统一法律的建立,是张显法治文明;统一的立法又必须经过具体的行政法令来落实。统一立法为了不落到没有力量的地位,就得借助于行政命令,来实现其立法目的。执政能力应当体现为法律能力、法律智慧。我们今天中国仍然有许多案件被判错。
  提问:我国立法的混乱现象可能在很长的时期内仍会存在,我们的立法机关本身存在漏洞,你列举的现像,用一部“立法法”就可以解决的,我不知道你的演讲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地方立法与与政府出台的规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是你讲的法律。
  徐显明点评: 语速快的人是聪明的人,是有信仰的人,在演讲中看到他的激情:他文章能把中西结合、古今结合、把学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但演讲中的许多概念的提法有点的问题。但他提出来的问题都是值得重视:立法统一性的问题;并不是所有制定出来的法律都是合法的,立法头号大敌就立法机关犯错误。希特勒在杀人的时候也制定法律,但他制定的法律是法下之法。我不赞成许教授的悲观主义。
  马怀德:政府如何依法行政?“十五大”以来,全社会开始依法国的活动。法治是什么?关键在于依法行政、依法治官。为什么要提出法治政府?这与我们的法治进程有关的,我们法治进程遇到一个困难:政府应该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依法行政对老百姓来说是困难,政府权力的行使是有危险的。我们构建一个和谐社会,需要有一个法治政府:法治政府应是个有限政府和有为的政府;政府的职权都必须有法律规定,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应考虑法律有没赋予此项权力。同时我们也应警惕政府会不会放弃权力?政府的权力与责任是联系在一起的,政府不能不作为;法治政府应该是一个透明的政府。以往神秘政府的缺点导致政府腐败,目前我们在政府透明方面已经做出了努力,但政府一方面要透明,另一方面更应有法律来保证政府的透明行为;法治政府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2004年以来出台的“问责制度”;法治政府应该是个诚信的政府,以往我们政府有些方面是不诚信;诚信政府是个难题,有难度。因为政府要考虑多种利益要考虑。这项制度对促使政府走向诚信。
  如何实现法治政府?1、实行两个转变:以往我们的政绩观是不正确的;是以GDP作为指标。现在我们的政绩观是科学的发展观;我们不能以牺牲法治的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以往我们政府权力非常大。如何从一个无限的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任务是很重大的。2、两个提高:提高决策能力和水平;决策要民主化、科学化;树立法治观念;提高立法的质量。许多立法与中央立法冲突,但有一个问题是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质量不高。立法也要加强民主化、体现民意、如何吸纳民众的意见很重要。我们目前重大社会事件不是靠法治进行的,而是靠媒体、政府推动下进行的;我们法律的运转仍然是不自动的。3、加强四个监督:人大监督:看紧官帽子,盯住钱袋子、问责制;人民的监督,人民有动力进行监督,因为政府行为与其利益有关;法律监督。
  薛虹我们更需要法律来保护我们:关于电子签名法。网上有许多不同新的特殊的问题:如何保证信息来源的真实性;如何处理垃圾邮件等等都是新问题。对网上的垃圾邮件如何处理?像这种用户讨厌的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对垃圾邮件已经用刑罚的规定加以处理了。对待网络管理,我们有行政管理规章存在,我们是不是考虑提高我们法律的等级?如何打击网络犯罪,恶意攻击计算机?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有了法律规定,关键在于落实上。我们应该把网络放在犯罪和国家安全的问题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规定建立网上的预警系统;国外已有这方面规定。另一个问题是电子商务的问题,我国的合同法已经承认电子商务的效力。政府上网更主要的是接受公民的请求,处理公民的一些事务。目前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目前我们的“金关工程”是比较成功,但在其它方面,还有待加强。许多个人商务还不能开展。在我们国家是不能以个人注册域名,不允许注册个人域名,不利于个人创业;如何更好地进行更好的全球互联网管理?相信我们的通信已经没有障碍了,但我们仍存在数字上的鸿沟。从国际上看,香港有70%的人家能上网,但在非洲一些国家还比较差。中国正在积极努力发展网络,我们应有充分发展互联网的战略规划。互联网上已经有二百多种语言体系,但域名仍然是英语体系。我们知识产权法界面临压力,现在很多人主张我们网上保护已经过头了。如果网上不保护,网下肯定得不到保护。网上的保护与网下的保护应有可比性,国外对网上的保护已经超过网下的保护。对网络有一个从政府管理到治理的过程。网上从来是官民互相协调的,我们网络用户已经形成一个机构。
  郑成思点评: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看,原有的法律仍然在起作用。互联网有自己的特点,我国对法律修改主要是为了入世和规范互联网。互联网不规范,许多网下的保护就会成为泡影。如果对互联网上的保护不加以完善,对现实的保护就没有意义。知识产权制度是有利有害的,对国外的知识产权我们也可以利用。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们许多人把研究放在批判态度上,但我觉得应该放在对策研究上。我们如果能象海尔公司那样在世界上争取知识产权,这会更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邱兴隆演讲“有利被告”
  设想一下:在我们进入宾馆时候,如果我们宾馆规定驴、马可以进入了宾馆,首先是我的高铭暄老师,拉头驴,我让他进了宾馆;然后是我的师兄赵秉志拉头马,我也让他进了宾馆。然后有个人拉头骡,我让不让他进?宾馆在这方面没有规定,但按照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应该让他进入宾馆。
  “有利被告”,在刑事诉讼法是经常提到。我自己觉得,有利于被告,它的补足的实体价值决不亚于它的程序价值。从实体法上看,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定罪量刑以事实,和法律。存疑主要是在事实上的存在。法律上的存在疑问主要体现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方面。其实刑法不能规定得那么严密。刑事诉讼法提出:抗拒不能从严;另外是法律发生冲突时,刑法规定模糊:如以上、以下都包括本数。在刑法产生疑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我们究竟是听谁的?只能按照有利于被告进行裁判。
  如果说刑法是个格式合同,这个责任应该由立法者来承担。如果让被告来承担,这就没有道理。所以应有利于被告。从刑事政策来看:毛主席说“可杀可不杀不杀,可判可不判不判”。所以对“有利于被告原则”,我们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刑罚规定是有利于被告的,这从刑罚规定的许多从轻情节中得到验证,透过法律条文,可以看出立法精神是有利于被告。
  如何有利于被告?1、从刑罚的解释上有利于被告,只要不违背立法精神,只要刑罚没有禁止,凡有利于被告法官都是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2、从定罪来有利于被告:疑罪从无,罪疑唯轻;我们应该采纳定轻罪。量刑时,只能斟轻,不能斟重。宁可错放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宁可错放一千,是个理念,而不是社会能不能接受的问题。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不是掉硬币,应该保护人权。在实体法领域,我们的刑罚应该更轻,刑罚应该紧缩。
  高铭暄:邱兴隆教授主要是从实体刑罚的角度讲有得利被告,诉讼法专家认为有利于被告是从无罪推定的角度看。我认为这篇文章说得有道理。他是从人权保障、立法目的,刑事政策论述有利被告。我认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是国家机关针对孤立的被告人,一方是强势,另一方是弱势,有利于被告,可以起到补强的作用。从实体法来说有利于被告人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应该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没有明确司法解释的情况适用。在法律明确规定情况下,是不能用有利被告来对抗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律虽没有没明文规定,但从实际情况看,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处理。斟定情节在刑法里有具体规定。在法定范围内的从轻,法定从量处罚只有累犯。
  卢建平教授:
  关于反腐败的问题:我国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立法上是有突破的。在体例上也有创新;把犯罪的范围扩大;主体的范围扩大;犯罪行为类型扩大;由传统的部门扩展到新的部门:不仅包括贿赂,也包括行贿。我们比较注意它的特征。我们规定:我们刑罚对受贿的范围过狭,不利于预防和打击犯罪;对贿赂案件的数额规定是有利,也有害。在立法技术上应有前瞻性。我们刑法对数额的规定变成受嘲弄的对象。从我们国家实际出发,扩大犯罪类型,修改贿赂犯罪的死刑、扩大资格刑、使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个清明、良好的形象。刑罚是教给人们最简单的问题:不能犯罪、不能偷盗、不能杀人。我们把法律干预生活的线是过严了,我们最需要的是轻的刑罚。
  高铭暄点评:国际上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从联合国反腐败的规定看,对我国法律怎样的改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主张把反腐败范围扩大,但把有关贿赂的各种规定整合成一部分法律,涉及的范围太大,可能一下子做不到。文章中有些问题提法过于理想化,有点超前。但文章的条理是清楚的。数额较大,能不能由司法机关掌握?由司法机关来掌握贪污数额,司法机关是不敢的。还应该由立法机关做出规定,这是一种务实的做法。如果没有数额规定,我们怎样办案?我觉得还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另外,对要不要有为他人谋利益?也要一分为二来看,不能一棍子打死。在国外也是考虑利益作为定罪标准的。另一问题是如何使联合国的反腐规定与我国本土资源相结合起来。有人认为性贿赂是贿赂,这是不可取的,对性贿赂你怎样计算?不正当的好处是指什么?扩展到精神上的东西是不是贿赂?
  谭世贵 演讲: 我们目前的司法腐败比较严重、高级司法人员腐败人员上升。司法腐败的窝案和串案先后出现,我国司法腐败进入了高发期。到目前为止,对司法腐败如何治理?人们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要加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加强对腐败惩治力度;有人认为要提高法官的待遇和地位,实行高薪制;我个人认为这几种制度,都有其合理性,但又有其缺陷。如对监督问题:人民法院的监督已经过多了,如果再加上几种监督,人民法院就会不胜其烦,这不是一种好的方法。我认为好的方法是加强制度改革,我认为要推进审判的独立。目前问题是:在司法腐败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再放权给法官,他胆子是不会更大?我们面临两难的境地。我个人认为不能因为司法独立和司法腐败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我认为独立的司法能够对行政机关腐败进行有效地监督;减少行政机关的腐败;独立审判意味独立的责任;其次可以使复杂性的人际关系简单化。
  法官的位置掌握在地方政府的手里,能不能由上级法院党组提名,由下级地方党组任命?在经济方面,应当实行全国统筹,实行国家财政,目前可以实行省级统筹;法官可以从律师中产生-----一个成功的律师有经验、有经济基础、以前经常与老百姓打交道,能理解人民。建立一种惩罚机制。人大应当改进对法院监督工作,努力提高人大代表和委员的素质。目前人大代表更多是体现是基层性和先进性。对法院监督大多是讲好话。没通过法院工作报告,院长要不要辞职?在省一级选举基本上是举手表决,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人敢不同意,目前的监督方法是有问题。对法官的监督外部监督比内部监督好,人大也不能随意监督,只能按程序进行。
  陈光中教授点评: 整个社会腐败不腐败,关键是看司法有没有腐败;本文从解放思想看出了许多创新的建议;把法官的提名权交给上级的法院;对法官的独立引用以马克思的话;法官的唯一上司就法律;谭教授在以上方面,都有自己优点。缺陷在于:用审判独立作为扼制腐败的一个渠道;但对制止腐败的综合性环境兼顾不够;党怎么管干部,怎样任命干部?有许多人犯错误都不是在法院期间;不能离开综合环境考虑中国情况。高薪对腐败是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不能一概否定提高待遇的作用;法官待遇应当高于公务员,不能太绝对化,对司法腐败不能单靠一方面。
  左卫民教授演讲
  侦查法制化,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国际司法文件反对的问题,但我们国家中的刑讯逼供现象一直存在。1、与我们的司法理念有关:在侦查之中,都是偏重于打击犯罪,体现在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如刑事拘留时间的规定等等;在司法方面,我们广大侦查人员对人权的关心不够;重视打击犯罪。在刑事诉讼侦查中,我们律师会见不到当事人;在价值层面上我们没有确立人权理念。我们的刑事侦查是与国际差距最远的一个方面,也是最原始的一个方面;当然我们应当兼顾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中国的侦查机制,都是一种内向式的侦查机制:是先抓人,再取证,必然导致口供中心,在司法实务中,在司法实际中强制获取口供的行为时有发生。缺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对人权保障机制,导致了我们很难制止刑讯逼供,以至于在实践中屡禁不止。
  确立法治型的人权理念,不仅要体现在立法上,也要体现在司法上。要真正杜绝刑讯逼供现象,要有理念。要实行一种外向式的侦查机制,应该寻求口供之外的证据,来证明书案件。建立对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和对国家权力制约机制:确立沉默权,无罪推定权利;律师介入权;在诉讼结构中,对抗还没有形成时,当事人更需要律师的帮助。另外在权力制约方面,确立司法审查制度:凡是对公民权利有重大影响的侦查措施,都应该有司法审查机制。对违法程序性的问题要有制裁。沿着法治型的侦查方向努力,刑讯逼供问题才能可能性制止。
  邱兴隆问:如果我埋了一颗定时炸弹,二十分钟爆炸,并且你不用刑讯逼供,我就不讲,你要不要搞刑讯逼供?左答:这是一种价值平衡问题上,这是一个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如、美国最高法院,还是向人权保障方向发展,我个人还是不愿意搞刑讯逼供。
  陈光中教授点评:左卫民是个成名比较早的法学家。我认为刑讯逼供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个久治不愈的毒瘤。刑讯逼供主要在侦查阶段,侦查是我们整个程序重要的程序,侦查程序公正了,后面程序公正就比较容易了。左卫民教授对侦查理念作了比较系统的叙述:如律师早一点介入,体现了他对实务情况的了解,都是演讲中充分肯定。需要补充的问题:关于刑讯逼供的危险性,或者反对刑讯逼供的价值没有展开论证。实务部门,就是主张刑讯逼供,他们对刑讯逼供的危害性认识不够,文章可以从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上展开论证。在我们国家冤假错案,主要是由刑讯逼供造成的。而且有一个问题,错判了一个人,往往又会放纵另一个真凶。让搞刑讯逼供人认真思考危害性的问题。关于程序裁判的问题,纠正到什么程度?是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如非法证据排除到什么程度;证明标准达到什么问题?
  陈瑞华教授演讲“改进诉讼制度,堵住贪官外逃”。贪官外逃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如赖昌新问题,是我们中国在与赖昌新打官司,中国的司法制度成了国外审判对象。再比如杨秀珠案件。从贪官外逃反映了犯罪问题政治化。纽约华人街上的广告有不少是为申请难民问题而做的,而这些所谓的难民,往往就是一个外逃的贪官。说明我国的司法制度与国外是有区别的。我们国家的一些法律问题:如刑讯逼供、死刑问题,在国外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无论我们对法律怎样修改都会与西方的法律制度有许多差距。
  对贪官外逃问题,总是用法律是解决不了。引渡问题:我们与西方国家引渡条约方面签署很少。如果贪官引渡问题不解决,贪官的责任就很难追究。于正东的引渡成功,是个特例,是个谈判的结果。正当法律程序作为一个概念,可以提出来,但不能在我国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提到了受害人的问题,不仅包括有关实体如国家、公司等,还包括个人。犯罪的危害后果是双重,既对国家造成危害,又对公民和实体千万危害。联合国反腐败条款提到:在贪官死亡时,可以不经过刑事定罪就可没收其财产。我们是不是考虑在刑事责任不能追究时,能不能追究他的民事责任?我们对刑事和民事诉讼的关系是不是要重新思考。附带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一样;追诉手段不完全一样;民事诉讼比刑事诉讼具有灵活性、方便性。是不是把民事诉讼的方法引进到刑事诉讼中?
  一个案件受害者是两方面:个人和国家两方面;国家背后是人民。对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追究和民事责任追究是可以分。我的意见是建立独立的民事诉讼制度来追究犯罪人的民事责任。在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贪官外逃到海外,可以保留对其刑事追诉制度;一旦死亡,就可以追究民事责任,我们可以通过的民事诉讼,剥夺其财产。谁来提起这种民事诉讼?应由检察机关。可以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可以按照民事诉讼基本的规则来进行。民事诉讼应该独立出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来达到打击犯罪问题。终审的民事判决要比刑事判决在国外得到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
  樊崇义:很有激情、很有针对性、很有见解。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是值得提倡的。不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司法制度的一个不足,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观点。

  (图片摄影:毛立新)
作者李富成的更多文章责任编辑:李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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