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加入收藏|加入桌面|网站地图|RSS

东方法眼 [dffyw.com]

 

请选择搜索分类 全站资讯图片下载视频

“命案必破”的意蕴解读

2004年11月06日21:38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2004年11月4日,公安部召开了全国“侦破命案”工作会议,公安部有关领导再次提出,命案侦破要“一抓三年”,全国公安机关要向“命案必破”的方向努力。
  “命案必破”价值意蕴解读
  “命案必破”能有效地预防犯罪。列宁曾指出:“惩罚的防范作用决不在于刑罚的残酷,而在于有罪必罚。”“惩罚的警示作用决不是看其惩罚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惩罚罪行,而是使所有的罪案都真相大白。[1]”“命案必破”从应然角度看,它重视的使犯罪人不能逃脱于法律的制裁;强调的是对案件真相的发现,并尽快地使犯罪嫌疑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追求的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效果。据研究,罪案的总数被揭露到50%时,犯罪者就会住手观望,不敢随便下手作案;犯罪被揭露到50%时,胆小的犯罪者就得改业,另谋出路;犯罪者的犯罪,如被揭露到80%以上时,罪犯只有自首投案或潜伏他乡逃避[2]。
  “命案必破”能提高诉讼效率和彰显正义。公正和效率是诉讼永恒的追求,“命案必破”强调的是破案效率和破案效果,破案效率和效果是属于诉讼效率的范畴。有一位资深侦察专家说:“对案件的任何延误就等于蒸发了真理”。“命案必破”本身有快的意蕴,它要求快立案、快侦查、快破案,而提倡“命案必破”是符合侦查规律的。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命案必破”一方面彰显个案正义,同时更彰显社会正义。从实现个案正义来说,如果一个案件久拖不破,对被害人来说使其含冤;对其亲属得不到心理上按抚。从实现社会正义来说,“惩罚犯罪越是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在人们心目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很自然地把犯罪看着起因,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3]“命案必破”是我国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在刑事侦破中的反映,它比较好地实现社会正义和个案正义。
  在侦察中强调效率和效果并不与诉讼公正发生必然冲突,从理论讲即便有冲突,这种冲突的程度与诉讼的其它阶段相比并不显著。理由是根据公安部的相关规定,破案标准是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从诉讼流程来看,“命案必破”它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确定犯罪嫌疑人是谁并将其抓获;二是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及时的讯问。在前一个阶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还没有抓获,谈不上对其权利保护,它注重效率有其合理性。
  “命案必破”能够回复社会秩序。命案是犯罪分子以最极端的破坏方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一种对社会危害特别严重的一类案件。每一起命案发生后,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特别严重,人们会对自己生命、财产案例的案例产生担忧。每一起命案的发生,不仅是对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伤害,同时对社会秩序也造成伤害。如果案件不能得到及时侦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被害人。因而一起命案发生后,不仅被害人而且普通民众强烈都会要求公安机关在短时期内破案,以回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命案必破”不仅能抚慰被害人亲属,更能为广大民众提供一个安全的社会秩序。
  “命案必破”字面意蕴解读
  “命案必破”含有必须要破、必然要破、必定要破几层意蕴。“必须要破”讲的是一种目标定位,对命案必须要侦破;必然要破说的是一种信心,侦察人员对命案必须要有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破案;司法机关必然破案的信心也会间接地威慑犯罪分子,促其早日投案自首。命案必须要破和必然要破,都是侦察机关自加压力,是一种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必定要破讲的是一种结果,有许多命案在侦察机关的努力下,最终都得到侦破。但必定要破不等于一定会破,谁都会承认有疑案的存在,也有侦破不了的案件存在。这是客观事实,谁都否认不了。但不能因为有疑案、侦破不了的死案存在,就不提倡“命案必破”,不去努力破案。有的案件,目前破不了,不等于将来永远破不了,但如果没有警方长期不懈的努力,许多有可能侦破的案件都会变成疑案或死案。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系列杀人案件叫“绿河疑案”,“绿河杀手”在两年间谋杀了多位女性,把她们的尸体抛在金恩郡的绿河里,美国警方一度为此焦头烂额。但美国警方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不懈地努力,最终还是借助于DNA技术应用的应用,在20年后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相反如果没有警方20年来的持之以恒,是不可能破案的。
  “命案必破”与刑讯逼供没有必然联系,在普通案件中也有刑讯逼供,甚至在根本不算案件的一些事件中也存在刑讯逼供现象,如孙志刚事件。同时刑讯逼供的原因很复杂,不能把“命案必破”与刑讯逼供之间划等号,否则就是把刑讯逼供的原因简单化,不利于对刑讯逼供更加有效地制止和在更大范围内防范。在某种程度说,“命案必破”中发生刑讯现象倒比较少,命案都是引起领导高度重视的案件,也吸引各方面关注。高度重视和多方关注,既是侦破案件的压力和动力,更是对案件的监督和制约。这些复杂原因,就使得侦查人员不敢轻易对命案嫌疑人加以刑讯。比如说马加爵案,谁敢轻易对马加爵刑讯,如果在刑讯中发生意外事故,谁来承担责任?
  “命案必破”不等于“定期破案”或“限期破案”,案件的侦破是有其特殊规则的。一个案件能否侦破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有不少是很偶然的因素,是不能对案件侦破预先加以限定时间的。如杜培武案件的完全是取决于另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尽管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外行领导常常给司法机关规定侦破案件的时间,那仅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不能把非常态的现象作为常态来看待。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仅是对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的时间加以规定,对羁押前的时间是没有规定的,就是从法律上对“定期破案”的否定。
  有人用“大跃进”来形容“命案必破”,其实“大跃进”本身并不是一个坏事,“大跃进”一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侦查案件的规则。案件侦破与法院审理案件不同,它不要求侦查人员互相独立,不互通信息。相反在重大案件发生后,它要求各警种联动,大范围内收集信息,这样有利于指挥人员从蛛丝马迹中洞察侦破案件的线索。侦破案件要求侦察人具备跳跃式思维,许多案件的并案侦查得以成功,与侦察人员的跳跃式思维有紧密的关联性。如果侦察人员不具备跳跃式思维,就会无端地浪费许多有用的信息。进是指进攻或进步,在案件侦查中它要求侦查人员主动收集信息,抓住战机,主动出击,才能迅速侦破案件,相反就会遗误战机,使能侦破的案件变成侦破不了的死案或疑案。
  “命案必破”和“有案必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案必破”是理想层面的概念,它只是人们的对侦破案件的美好追求,世界还没有那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能实现有案必破。从哲学层面看,对“有案必破”只能处于一种永远的追求和接近之中,只有在犯罪消灭之日,才会出现“有案必破”的现象。而“命案必破”是建立在现实层面的一个概念,它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的刑事案件进行筛选后确定的重点侦破对象,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从其合理性来看,“命案必破”的理论基础来看是属于相对合理主义的范畴。相对合理主义是指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法治环境中,在多方面制约下,无论是制度改革还是程序操着,都只能追求一种相对合理,不能企求尽善尽美[4]。一个国家不能在特定时期侦破其所有发生的刑事案件,只能有选择地侦破重点案件。因而确立“命案必破”是有其理论根据。
  从现实性来看,“命案必破”有其客观现实基础。理想的侦破模式是有案必破,从我国目前的治安形势来看,“有案必破”仅是一种理想模式。从我国的犯罪态势来看,上世纪80年代,一年发案数在40-50万件左右;80年代刑事案件发案数在70万件左右;90年代一年发案数在200万件左右;新世纪以来每年发案数都 超过400万件。而全国的公安民警总数只有170万,对刑事案件的侦破仅是公安工作中众多工作中的一个方面。基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只能侦破案件的重点放在大案、要案上,而不能平均使用力量。
  总之“命案必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价值,对“命案必破”应正确理解。“命案必破”仅是一种努力的方向,一种奋斗目标,这一点公安部门领导已经讲得很清楚。对此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加以不正确的理解,对政策性内容理解错误往往会延误办案,甚至会带来负面的办案效应。


  [1]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第356页。
  [2] 公安部安全研究所编著:《你感觉安全吗?──公众安全感基本理论及调查方法》,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
  [3] {意}贝卡利亚 著《犯罪与刑罚》黄风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56-57页
  [4] 龙宗智著《论司法改革中的相对合理主义》1992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

  (100038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博士研究生 李富成)

作者李富成的更多文章责任编辑:李富成
复制链接| 收藏|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