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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的智慧

2003年11月18日16:12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在西方法律人特指的是从事律师职业和法官职业的人。智慧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指运用知识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把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就是法律人的智慧。
  法学是一门实用性学科,法律人在运用法律去解决实际问题时,会遇到许多疑案、难案、错案、冤案。如果一个法律人仅掌握一些僵硬的法律知识,法律条文是很难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所以有人主张法学应是一门知识之学、智慧之学和精神之学。笔者认为法学应包含两个层次,一个是应用层次的法学,包括知识之学、经验之学、智慧之学,另一个层次是精神之学。老马识途,经验对一个法律人来说是非常重要,一个经验丰富的法律人,他能少走弯路,驾轻就熟,提高诉讼效率,经验丰富的法律人能洞察人情世故,做到世事洞明。知识、经验、智慧是法学应用性的最重要的体现。精神之学是指要把法学作为一种信仰看待。如西方最著名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苏格拉底领悟了法律的真精神。再比如湘潭大学法学院院训"养浩然正气,铸法治精魂",也是精神之学一种表征。然而法学作为一门精神之学是法律人对法的一种信仰,一种理想追求,是对社会一种终极人文关怀,相对于知识之学、经验之学、智慧之学而言,离现实生活较远。法学最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应用性,人们缔结契约创设法律的目的就是为生活有序、安全。所以相对精神之学而言,知识之学、经验之学、智慧之学更贴近人们现实生活,不妨把这三种法学姑且都称之为应用之学。而在这三者之中掌握智慧之学犹为重要,因为无论是对事实的认定,证据的编织,最终的裁判都离不开智慧,在某种程度上说法律人可以不具备某一方面知识,但他不能不具有某一方面智慧,如果他具备智慧,他就可以借助别人的知识、经验去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在证据欠缺时,他能够利用逻辑力量,经验的力量去回溯历史与现实,所以法学教育应把重心放在铸造学生智慧,而不是向学生灌注死知识,因为知无涯、生有涯,人类只有借助智慧力量才能解决这二者之间的矛盾,笔者平时收集的几则小故事很能说明智慧对法律人的重要性。
  故事一:录自清清凉道人《听雨轩笔记》卷三
  广西梧州司马李文,江南江宁人,于乾隆戊寅年间兼任苍梧县县令。有西城门人余阿吕,起诉丘以诚,案由是逆仆殴主。余阿吕诉称:丘以诚在康熙五十九年卖身于余阿吕死去的父亲,到乾隆二年余阿吕父亲死去,家道从此衰落不能养活丘以诚。丘以诚遂离开余阿吕家外出谋食,今天丘以诚已是百万富翁,而我余阿吕仍贫苦无聊,遂让丘以诚赎回卖身契以此来糊口,可是丘以诚昧着良心不认帐,反把小人暴打一顿,伤痕犹在,同时呈上丘以诚亲笔书写卖身契,请大老爷主持公道(为方便网友阅读,对个别文字进行修改)同时有证人王三指证其事。
经县令李文确认,文书确系丘以诚笔迹。丘以诚承认笔迹像他笔迹,但不承认书写的内容,于是县令对其刑讯,丘以诚只是流泪呼冤,从丘以诚神情看,确似被冤枉的,于是县令令人暂停用刑。
  从证据上看原告有书证、物证(笔迹鉴定),有证人证言,并且诉因合乎情理,证据已基本上形成锁链,达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根据李文以往经验看,丘以诚似乎是被冤枉的。于是命令暂时退堂,商之幕友,幕友找出一本康熙字典对李文说:"丘"字本无β旁,至雍正年间因避对讳始加β而"邱",其卖身在康熙五十九年,丘字应当无β旁,今契约内写作邱字可知其伪也。且丘以诚现年四十八岁,溯其康熙五十九年其仅有十岁,彼市井幼童,安能写如此端楷之契乎?于是县令以此理由诘问余阿吕,余阿吕理缺词穷,只得供出实情:
  原来西城门有个叫朱阿良的人善于临摹且与丘以诚有隙,因嘱小人取其字迹代为仿写卖身契,证人王三也是朱阿良买通。于是案情至此真相大白。
  从此案例看出证人证言是不可靠的。因为他已被一方买通,问题在于如果法官知道证人被买通,其证言肯定不予采信,在不知道证人被买通之前,法官对证人证言是采信还是不采信呢?如本案证人王三与两造之间从表面看并无任何直接牵连关系,但如以其证言作为裁判依据,势必造成冤假错案,鉴定结论也是不可靠,本案中笔迹恰似丘以诚的,但实际上确是人临摹的。即使是科学证言,只要有人参与其中,也再不是纯客观的东西,任何先进的科学仪器,它的设计者使用者都是人,用它作出的结论势必会烙下使用者的主观判断。因而专家证言也不可全信,如本案中卖身契的笔迹经鉴定与本人的笔迹同出一辙,但实际上是朱阿良临摹的。所以一个法律人仅有知识和善良的愿望并一定能做出公正的裁判,本案最后之所以能真相大白,是李文借助了幕友的智慧。案件都是发生在审判之前,且当事人基于诉讼利益都会有意识的隐藏对对方有利证据,伪造对对方不利的证据,裁判是用现在掌握的证据去揭示过去发生的事实,由于时间流逝的不可逆转性,案件发生的相对隐蔽性,有关案件事实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而当事人基于切身利益,通常又会隐瞒案件事实,因此那怕是最聪明的法官他也很难准确提示案件客观真实。但是逻辑具有时空的延展性,它是立足现今,向前可以展望未来,向后可以追溯历史,只要遵循逻辑的规则,即使我们没有掌握任何证据,也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此案中原告证据充足,被告无任何有利证据,但县令根据"康熙字典"得出丘字本无β旁,卖身契如是真的书写于康熙年间自应无β旁,但卖身契上丘字有β旁,可知其不是书写于康熙年间,是伪契。何况丘以诚现年仅四十八,在康熙五十九年其年仅十岁,十岁幼童卖身于人家,自应是家贫无钱读书,十岁的穷人孩子怎么能写出如此端庄的楷书。这就是逻辑力量、智慧力量。十岁幼童卖身人家书写的卖身契,邱字都是发生在过去,是真是伪都成历史,仅依靠事实无法揭示历史和真实,但县令借助于幕友的智慧还是使案情真相大白。
  故事二:
  清朝乾隆年间余杭县有一对青年男女恋爱,进而有越轨行为,在女方的屋子里通奸一月有余,一日被女父发现,父深以为耻,于是严责女,并令女儿指证男方强奸,该男子被告上县衙,男子只承认是通奸,不承认是强奸。于是受到刑讯,每次被打得皮开肉绽、痛不欲生,不得已向一老讼师求救,讼师指点:在法庭上只能承认是强奸,否则只是自讨苦吃,但只承认强奸一次。第二次升堂,男子主动承认强奸女子,但总共只有一次,女子立即反驳,你已强奸了我一个多月,怎么只承认一次呢,于是法官己明就里,对男方定为通奸,薄惩而已。县官理由是如果真的是强奸,多达一月余且在女方家里早就应被女方家长发现。
  通奸与强奸在司法实践通常是很难认定的,这种事情往往只有当事人涉身其中,其他外人很难知晓真实情况,特别在女方一口咬定是男方强奸。在只有原告一方指证和一些物证,怎样判断被告是通奸还是强奸,这时就需要借助智慧的力量辨别真伪。本案中县官根据男女发生不正当关系地点在女方家里,在其父母眼皮底下,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没有被其父母发现说明女方是主动配合男方秘密进行,根据这些平常理论,县官虽没有亲见当事人是如何进行通奸的,也没有证人指证被告是清白的,但县官借助智慧的力量同样可以大胆、准确地下判。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既文章,法官断案又何尝不是如此?
  故事之三:
  一九九二年五月份的《中国青年报》报导了这样内容:吉林大学有两位女大学生在长春市某个体饭店吃饭时,看到菜单有一道菜:熊掌每盘20元,两位大学生一是为了尝个鲜,二是图个价格便宜,便点了这道菜,结账时饭店老板拿出另一份菜单,熊掌每盘价格2000元,并且当时饭店通价熊掌每盘价格在2000元左右。女大学生说吃之前看到的熊掌是每盘20元,老板说每盘20元熊掌是不可能。在情形下,两位女大学生被迫借债还了饭钱,但精神和心理上受到了剧烈伤害。正巧这年秋天长春第十四律师事务所一位律师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读研究生,听到此事后很同情这两位女大学生,对他们指点一番:
  第二天,这两位女大学生找到饭店老板,让其开一张发票回去找单位帮忙报销。饭店老板或许是认为开一张发票无所谓,或许是吃了昧心钱为及早打发两位女大学生少理麻烦,就随意地给两位女大学生开了一张熊掌每盘两千元的发票……
  第三天,律师带着当地工商部门工作人员,以发票为证,指证他非法出售国家珍贵野生动物。根据国家工商局的规定,应罚款五万元,停业整顿两个月,饭店老板一下傻了眼,只好道出实情:出卖给两位女大学生的熊掌是用牛蹄筋加工伪造的,他从来就没有卖过熊掌。律师接着指证饭店老板违反了消费者保护条例,欺骗了消费者,他将义务援助两位女大学生准备把饭店老板告上法庭。最后饭店老板只好向两位女大学生赔礼道歉,赔偿两位女大学生人民币五千元。
  熊掌案搞得两位女大学生山穷水复,心力疲备。但经律师指点一番,就变得柳暗花明,反败为胜。其中重要区别是两位女大学生一没有法律知识,更缺少法律智慧。而作为法律人的律师借助智慧力量,利用一张简单发票,经过一系列的精心设计和运作,使得饭店老板处于二律背反之中,如果承认卖的是熊掌那么要被罚款五万元,如果卖的不是熊掌,那么是欺骗了消费者,同样受罚。这样饭店老板不管是承认还是不承认,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智慧犹如双刃剑既可以为恶又可以为善。一个人的智慧越高,如果为恶,他的破坏性就越大,西方社会曾出现法律杀手一说,一个具有很高的智慧,他如果不用来为善,那么对他人对社会是非常可怕的,古罗马法谚"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我们古人也说"如有周公之才,且骄且吝,其余不足观"。在我国的法律实务中也出现多起枉法裁判,出入人罪。为了防止法律人成为职业杀手,就要培养法律人的各种善端,所以法律人的智慧不同于一般人的智慧,它是包含浩然正气,法治精魂的智慧。只有包含善因的智慧,才是法律人的智慧。但愿我们学习法律即将从事法律职业的人,拥有这样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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