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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味刑事证据的神奇之处

2018年09月07日15:07 东方法眼 李富成
   
 

核心提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湘潭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湘潭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疑罪从无成为平反冤案的基本走向

  平反一起冤案的难度要远大于侦破十起命案的难度,原因在于冤案在平反前都被认为是铁案,平反冤案意味着要否定前面已有的"铁案",将整个已经完成的刑事程序推倒从来,不仅要剥夺既得者的利益,更要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与司法公信力,其阻力可想而知。

  在陈满案件再审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陈满杀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陈满无罪。在江西乐平的冤案中,2016年12月22日,江西高院做出再审宣判: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原审认定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宣告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无罪。尽管陈满,黄志强,方春平等人是否真的无罪在证据可能存在争议,但是,"疑罪从无"已经成为冤案平反的趋势。在杭州的张高平叔侄冤案中,浙江省高院也是以证据存在问题宣告张氏叔侄无罪。

  在杭州张高平,张辉叔的冤案中,不少人认为张高平,张辉冤案能够平反,新疆检察官张飚居功至伟。不可否认,古道热肠的张飚在张氏叔侄冤案的平反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张氏叔侄冤案后期能够快速地平反关键是杭州市公安局一名技术民警从DNA数据库中比对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勾海峰。道理很简单,在2011年前,张飚多次帮助张高平叔侄向浙江省司法机关反映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浙江司法机关的积极回应,直至2011年11月22日,杭州市公安局重新调取被害人王某8个指甲末端擦拭滤纸上分离出来的一名男性的DNA分型与数据库进行比对时,发现与勾海峰DNA分型七个位点存在吻合,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查询比对,证实包含勾海峰的STR分型。警方认定不排除勾海峰作案的可能,张氏叔侄冤案的平反才加快了进程。如果不是DNA技术的飞速发展,比对出新的犯罪嫌疑人,张高平叔侄冤案恐怕至今仍在申诉中。试想,神探聂海芬办理的案件,又经过"央视"背书正确的案件,谁会相信它是错误的?

  二、"证据存疑"是辩护的切入点

  从现已平反的冤案看,"证据存疑"是辩护人看重的一个切入点。在陈满等被平反的冤案中,律师对案件原有的证据客观性,真实性提出质疑,制造出新的疑点,致使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按照"疑罪从无",有利被告的原则进行裁判。当然,在这些案件中,一些律师善于利用媒体的关注,借力使势,客观上推动了冤假错案的纠正进程。

  如何做刑事辩护,不同的律师会有不同的观点与做法,有的律师热衷于与法官套近乎,将主要精力花在拉关系上,以致出现一些律师与法官开房的丑闻。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深入,反腐力度的不断加码,特别是法官对案件终身责任制的落实,法官将会更加谨言慎行,减少不必要的交往,一些试图通过人际关系来改变诉讼走向的律师会感到拉关系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在法庭审判更加透明的情况下,律师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法学修养,从"有利被告"入手,从证据上下功夫,制造争点,搅混一池清水,才是辩护的正道。

  有人将案件真实分为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从现已纠正的冤案看,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也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以致被告人是否有罪处于两可之间,法官按照有利被告的原则,做出无罪判决。从客观真实看,一些被宣告无罪的被告人并不是真的无罪,只不过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罪,基于人权保障的原则,法官判处被告人无罪。

  三、辛普森无罪的关键是事实存疑

  在辛普森案件,刑事审判法官判处辛普森无罪,民事审判法官判处辛普森承担责任,一些中国民众对美国法官的做法非常不理解,觉得美国的法律滑稽可笑:刑事法官宣称辛普森无罪,民事法官认为辛普森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辛普森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其实,美国法律并不滑稽,只是普通民众对美国法律缺少必要的认知,才制造出自己的笑话。我国也有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之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分别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刑事法官判处辛普森无罪,民事法官判处辛普森承担责任,原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毫无可笑之处。

  由于在刑事诉讼中,控方的证明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刑事法官判处辛普森无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辛普森的律师团队提出了以下疑点:一是,警察当初抽取了辛普森的血液100毫升血液(假定是100毫升),鉴定耗费了50毫升血液,那么,应当剩余50毫升的血液,律师追问剩余50毫升血液的去向,但是,警察无法说明剩余50毫升血液的去向。二是,被害人脚上所穿的袜子两边都有血迹,按照警察的证言,辛普森是用刀刺中被害人大腿部的血管,当时被害人是处于站立状态遇害的,被害人受伤后的血迹理应顺着大腿的一侧流淌,被害人脚上的袜子只应一边有血迹。从警察提取的被害人的袜子看,袜子的两边都有血液。据此,辩护律师推测下落不明的辛普森50毫升血液是被警察栽赃倒在被害人的袜子上,以致被害人脚上所穿袜子两边都有血液。由于警察无法解释剩余血液的去向,刑事法官宣告辛普森无罪。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审判方式会有不同的审判结果。由于大陆法系国家追求客观真实,审判中法官具有较大的主动性,辛普森案件在大陆法系国家审判,极有可能会判处有罪。另外,大陆法系国家的警察大多很聪明,不会像辛普森案件中的美国警察长着"一根筋"的大脑,对律师提出血液去向,大陆法系国家的警察能够做出多种合理地解释:一是,在做实验时,不小心将剩余的血液洒在了水槽中。二是,按照常规在做完实验后,剩余血液被当做垃圾处理掉。三是,原本就是提取辛普森50毫升备注,只是笔录误写100毫升血液。

  四、改变证据的证明方向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是决定一个案件胜败的关键。然而,证据是多变的,随着诉讼进程的推进,证据的证明方向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此前不利于当事人的证据可能会变得有利于当事人。一名优秀辩护人必须善于组织证据,改变证据的证明方向。

  笔者曾经遇到这样一起案件:为了获得周转资金,在吴江经营服装企业的陈老板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向其提供了一张900万元人民币的汇票。由于在吴江无法立即办理大额汇票的贴现,加之,贴现的费用较高,陈老板通过中间人联系上王某。王某称在张家港就可以为陈老板办理贴现,只收取5%的手续费。为了尽快地拿到现金救急,当天下午2时,陈老板随同王某到了位于张家港的中国银行营业所附近。王某对陈老板讲,自己到银行去帮助陈老板办理贴现手续,银行的人都认识自己,陈老板跟着去,影响不好,王某让陈老板在银行外面等候自己。陈老板认为银行只有一个进出的大门,自己就在银行门外守着,也不怕王某跑掉。

  王某进入银行后,立即4次背书,将汇票上的权利转让给武汉的一名当事人。然后,从银行的后门偷偷溜走。由于汇票权利的转让是"认票不认人",只要汇票上的背书是连续的,持票人就是合法的当事人。陈老板无法向武汉的持票人主张权利,又联系不到犯罪嫌疑人王某,准备向公安机关报警。此时,中间人出来对陈老板讲,王某已经将汇票背书给他人,即便报警也追不回来。为了保障陈某的权利,不如与王某沟通协商,让王某给陈老板打一张855万元的欠条,其中,扣除的45万元人民币是办理汇票贴现的手续费。

  王某打了欠条后,拒不还钱,陈老板立即到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认为当事人之间有欠条,属于民事纠纷,不予受理。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陈老板又到法院起诉,此时,陈老板才发现王某不名一文,是张家港法院有名的老赖。实际上,犯罪嫌疑人王某非常狡猾,中间人也是其同伙,在诈骗陈老板前,他们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一是,将陈老板从吴江骗取张家港,使陈老板失去主场的心理优势。二是,骗取陈老板票据后,通过连续背书的方式,将汇票上的权利转让给他人,从中获得非法利益。三是,劝说被害人接受犯罪嫌疑人的欠条,目的是将刑事犯罪掩饰为民事纠纷。

  由于救命的巨款被骗,又无救济渠道,陈老板非常焦急,经过多方辗转,陈老板通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一名老师联系到笔者,让笔者义务地提供法律意见。经听取陈老板的陈述与认真研究欠条,笔者提出如下理由:一是,如果犯罪嫌疑人王某打给陈老板的是欠条,欠条的金额应当是超过汇票的价值,欠条上的金额应当是本金900万元人民币再加上利息,欠条上的金额应当超过900万元人民币。二是,犯罪嫌疑人打给陈老板欠条上的金额只有855万元人民币,实质上并不是欠条,它仅是贴现的凭证,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居间服务关系,因为它扣除了贴现的45万元的居间服务费。三是,被害人陈某此前与犯罪嫌疑人王某并不相识,陈某的工厂急需周转资金,向银行贷款,才取得汇票的,不可能有钱借给他人,陈老与王某之间不存在借贷的真实基础与意思表示。

  陈老板按照笔者的分析意见,向公安机关陈述立案理由,所幸被公安机关采纳。公安机关立案后,王某的同伙很快地帮助其还上赃款。同样的一张借条,在改变证明方向前,它是犯罪嫌疑人诈骗的挡箭牌,改变证明方向后,就变成将犯罪嫌疑人送上绞架的绳索。

  五、律师必须具备"无中生有"的能力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然而,证据不是轻易能够发现的,提取的。即便发现了证据,提取了证据,不等于就能够很好地运用证据。

  在刑事辩护中,辩护人员必须具备"无中生有","化虚为实"的能力。多年前,浙江台州曾经发生过一起在全国有影响的倒车撞人案,犯罪嫌疑人赵小程连续倒车5次,将一名老太辗压致死,犯罪嫌疑人的5次倒车行为恰好被小区监控拍到。但是,犯罪嫌疑人狡辩自己不知道撞到了人,以为撞上是一个垃圾袋。

  由于犯罪嫌疑人是否知道倒车时撞人直接影响对案件的定性,按照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案件只能定为交通肇事。被害人家属不服气,认为犯罪嫌疑人连续五次倒车,就是故杀人。但是,监控录像只能证明5次倒车撞人的行为,并不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具有杀人的故意。此案曾经2次上了中央电视台,网络舆论非常同情被害人。

  当时,笔者正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潜心研究刑事推定问题。被害人家属从网上看到笔者写的推定文章,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就从台州赶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向笔者咨询。笔者认为此案的关键是犯罪嫌疑人不承认撞人,谎称不知道车后有人,而故意杀人犯罪成立首要条件是必须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具有明知、故意,在无法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与证人证言的前提下,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故意杀人就存在巨大的障碍。笔者主张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客观行为,推定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明知、故意:一是,从当时情况看,犯罪嫌疑人急着外出与朋友谈生意,时间对他而言很宝贵,他没有必要连续5次倒车。二是,犯罪嫌疑人车辆有50多万元人民币的保险,足够支付被害人死亡后的民事赔偿,犯罪嫌疑人存在恐惧被害人的巨额治疗费用而倒车杀人的动机。三是,一个人连续倒车5次违背经验法则。四是,从赵小程以往开车的情况看,赵小程从来没有5次倒车出小区的习惯。据此,可以推定犯罪嫌疑人意图倒车杀人。

  本案中,缺少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明知、故意的证据,但是,依靠推定还是能够化无为有,化虚为实,可见,推定是个好东西。不过,辩护律师对推定的运用必须合理,符合推定的规则,收集到足够的基础证据。尤其重要的是,辩护人的推定意见只有得到法官认同时,才能发挥实际的辩护效果。当然,司法是一个职业共同体,只要律师的推定过程符合法定规定与经验法则,基础事实又得到充分的证明,法官也没有理由不认同律师的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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