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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的剥夺勋章刑罚制度

2017年05月25日20:17 东方法眼黄凌志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剥夺勋章作为一种附加刑,虽然不曾见于刑法正文之中,但在实际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确实曾经存在过。

  我国的勋章制度一直以来都很不完善,即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施行近一年半以来,该法制定的“共和国勋章”和“友谊勋章”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形。从该法规定的勋章撤销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撤销其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并予以公告)来看,我国在立法上已经彻底放弃了由法院判决剥夺勋章的刑罚制度,但是从建国以来立法和司法的历史来看,剥夺勋章这一荣誉罚制度在我国的刑罚制度中确实是存在过的。

  勋章广义上可以分为军事勋章和民事勋章。目前我国民事领域的几乎尚不存在勋章体系,而军事领域最有名的勋章当属1955年的“三大章”( 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均分三级;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奖章、解放奖章均不分级,均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和1988年的功勋荣誉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红星功勋荣誉章(分为两级)、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1955年2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荣获勋章、奖章的人员,如有犯罪行为时,应否剥夺其勋章、奖章,由人民法院根据其案情判决”,鉴于该条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因此这一规定应是正式将剥夺勋章写进了我国的刑罚制度[1]。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没有把剥夺荣誉权作为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2]。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1979年6月18日—7月1日),陈昊苏、陈志新代表提出第116号提案,要求取消卖国贼林彪等过去所获勋章。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所提剥夺卖国贼林彪等过去被授予的勋章的问题,交由最高人民法院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依法处理。”根据这一《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80年10月9日致函((80)政法字第24号)最高人民法院请示并经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10月24日复函((80)法办字第56号)同意按以下办法处理:(一)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的该案罪犯,其过去所获的勋章,由特别法庭在判决时一并剥夺。(二)地方法院和军事法院分别审判的该案罪犯,其过去所获的勋章,由地方法院和军事法院在判决时一并剥夺。(三)林彪一案已经死去的罪犯过去所获的勋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事法院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的决定,依法剥夺。据此,1981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发出刑事裁定书,依法剥夺了林彪、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反革命罪犯分别所获得的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3]。需要说明的是,根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1981年的时候,林彪、谢富治两人早已经死去,由解放军军事法院裁定剥夺两人的勋章,在法理上似乎有说不通的地方。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由权力机关进行剥夺更为合适。这大概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中明确规定由权力机关予以撤销的缘故吧。

  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198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危害重大的犯罪军人,可以附加剥夺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这一规定,是剥夺勋章这一荣誉罚在得到较为充分的司法实践后,明确作为了我国的附加刑制度。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史进前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的说明》中表示,在刑法的附加刑中,没有剥夺政治荣誉的规定,本条例草案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对于危害重大的犯罪军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附加剥夺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这是因为军人的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是国家授予的政治荣誉,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犯罪军人,已不配继续享有这种荣誉。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人民军队的声誉,在本条例中规定这一附加刑是必要的”。但是,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附件一中提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下列条例、补充规定和决定,已纳入本法或者已不适用,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予以废止”,其中第一部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鉴于现行刑法中并无剥夺勋章的刑罚规定,根据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剥夺勋章这一附加刑在我国的刑罚制度中已经彻底消失。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对勋章的剥夺往往是军事领域由军事法院或者授予机构剥夺,民事领域由授予机构剥夺。在军事领域,军人触犯刑法时一般由军事法院在判决时一并剥夺勋章,如2010年8月13日,斯里兰卡一家军事法庭裁定前陆军司令萨拉特·丰塞卡担任军职期间参与政治活动罪名成立,剥夺他的军阶和40年军旅生涯所获的全部勋章。2015年8月14日,莫斯科卫戍部队军事法庭以受贿罪判处前陆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奇尔金5年监禁,并剥夺上将军衔和所获得的勋章。又比如2014年10月,英国前陆军少校罗伯特·阿姆斯特朗被英国政府撤销2009年授予他的十字勋章(撤销原因不详,2012年因在家中保留机密文件被革除军籍,之后参与撰写自己的事迹并涉嫌夸大情节)。目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不存在勋章制度(现存的都是由部队授予的奖章和纪念章),因此在1997年取消剥夺勋章的刑罚后,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任何影响。在民事领域,如英国时装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由于在2011年9月由于发表反犹言论,法国总统萨科齐之后刊登法令,收回授予约翰·加利亚诺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Chevalier of the Legion of Honor)。在我国,无论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还是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年授予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或者是最高人民法院授予的荣誉天平奖章,都是由授予机关撤销称号、收回证书和奖章、终止享受相关待遇,而不是由人民法院通过刑事司法审判程序予以剥夺。

  勋,功也(《尔雅》)。王功曰勋(《周礼·司勋》),勋功有章(《尹宙碑》)。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勋章,应当是最高机构授予授给有功者的荣誉证章或者标志。长期以来,我国在此领域没有正确区分勋章奖章证章纪念章的区别,制作和授予趋于混同与混乱的趋势,这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的职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的制定,在规范勋章领域迈出了第一步。在将来的刑罚中,是否会有条件的恢复剥夺勋章这一类的荣誉罚,恐怕也是广大勋章爱好者们值得关注的一个亮点了。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

  注释:

  [1]、1950年11月28日中央法制委员会《关于“褫夺公权”刑名的改正及其解释》中规定“受国家勋章、奖章及荣誉称号之权”为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1951年11月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镇反中收缴反革命分子荣誉证件问题的答复》中规定:“在镇压反革命中,凡清查中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决定清洗及送交地方政府关押判处者,其本人所有的一切人民解放军之荣誉证件,均一律缴收注销。”1952年6月27日政务院批准,1952年7月17日公布施行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对被管制分子,应剥夺“享受人民荣誉之权”。但是学术界普遍意义上认为1955年的“三大章”才是新中国的第一种勋章(勋章应由国家而不是其他机构授予),因此之前的相关规定不应视为剥夺勋章。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第九条“勋章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奖章由国务院批准,国防部长授予”便很好的区分了勋章和奖章的概念,只可惜这种优良的“传统”后来没有继承下来。1957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做出《关于复员、转业军人犯罪后对其所获荣誉称号、勋章、奖章、奖状应否予以剥夺和没收问题的批复》,认为“并非所有转业、复员军人犯罪的案件都要剥夺和没收被告人在服役期间所获得的荣誉称号、勋章、奖章、奖状,而转业、复员军人在服役期间所获得的荣誉称号、勋章、奖章、奖状,也只是转业、复员军人的政治权利的一部分。如果普通人民法院在处理转业、复员军人犯罪的案件中,对应否剥夺和没收被告人所享有的荣誉称号、勋章、奖章、奖状发生问题时,可就近与当地军事法院或部队政治机关联系解决”,并未明确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这大约是因为自1955年开始的全军授衔授勋工作尚未完全结束,相关的后续配套手续不完善有关。1988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第十条规定,“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人员,触犯刑律被判刑的,是否剥夺其功勋荣誉章,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由于该功勋荣誉章的授予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这一剥夺程序也是符合当时的立法思想和潮流的。严格意义上说,1988年的功勋荣誉章不应属于勋章的序列,但是由于该决定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故在实践中也被视为勋章。

  [2]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条“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各种权利(注: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四)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3]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中,1955年授予军衔和“三大章”的人员为:林彪(元帅,两案时已死去)、谢富治(上将,两案时已死去)、黄永胜(上将)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主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吴法宪(中将)、李作鹏(中将)、邱会作(中将)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主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江腾蛟(少将)获得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王维国(大校)获得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65年6月取消军衔制度,到1988年7月才恢复军衔制度,故在两案审理时,上述人员是没有军衔的。有意思的是,黄永胜的儿子黄正在《军人永胜》一书中记载他和获罪以后的黄永胜的一段谈话,黄永胜认为他在1934年获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三等红星奖章,比“后来三个勋章(指1955年授勋时颁发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加在一起还要珍贵。”这大约是黄永胜在被剥夺“三大章”后的聊以自慰(黄永胜子女在湖北咸宁原籍自费修建的黄永胜项辉芳合葬墓的黄永胜雕像前,刻有黄永胜获得的四枚勋奖章模型以及象征上将军衔的三颗五角星)。李作鹏在《李作鹏回忆录》提及,“(1981年)5月底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裁定书……写到:根据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依法剥夺李作鹏被授予的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裁定书上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总政主任、军委主席、中央主席:“公检预审时,曾多次向我传达中央负责人指示说:你们同“四人帮”不同,你们打过仗,你们吃过苦,你们有一段光荣的历史。按照此件裁定书,不但完全否定了过去中央负责人的指示,也是彻底的违反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历史唯心主义。因此我坚决的反对。我虽然人已快入土了,我至死决不接受此项裁定书。李作鹏 1981年7月20日”。当时,我已做好最坏的准备,如果再有人来要我的勋章,我宁愿把勋章丢到大海中,也誓死不交。”江腾蛟在1986年8月的日记中提及“一九八零年(疑误,剥夺勋章应至少在1981年)春天,我却被宣布开除军籍,收回勋章,剥夺享受功勋的权利……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应该享受三个革命阶段的三枚勋章(勋章实际已经被抄家抄走了,至今找不回来)”。王维国则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于1982年3月11日作出(1982)刑字第3号一审刑事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剥夺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王维国上诉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82年4月16日作出(1982)刑二字第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维国的上诉理由之一,便是“剥夺我两枚勋章更是毫无根据,至少当时是无根据的,把个人和整个历史给抹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根据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剥夺上述罪犯的勋章在法律上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从上述罪犯的申辩中也可以看出,这些曾经的高级干部,对被剥夺勋章这一荣誉罚的申辩远远超过了被判处监禁刑的申辩力度,这也可以证明剥夺勋章这一荣誉罚在当时确实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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