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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死刑制度比较研究座谈会实录

2006年07月07日21:17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既法学院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 美国律师协会
  时间:2006年6月18-19日
  地点:北京友谊宾馆

  赵秉志发言:这次会议是中美双方继死刑问题研讨之后举行的又一次会议,今年二月份,我们已经举办过一次会议。我们这一次会议的特点有二:一是它的规格高:有中美双方高规格的法官,知名学者参加。二是它的议题集中:在以往的会议上,我们对死刑问题讨论的范围比较广泛,这一次我们集中讨论故意杀人犯罪的问题。中美两国是有代表性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表,目前这两个国家还都保留死刑,死刑不仅是涉及法制,而且涉及其它制度问题。

  
  (本文作者与中国政法大学宋英辉教授、南开大学杨文革副教授在一起)

  熊选国发言:尊敬的各位老师,女士,先生们上午好。中美两国法院的法官,就中美两国如何适用死刑问题进行交流,这是一件好事。就我国而言,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废除死刑的条件,其原因有以下方面:首先,我国目前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次,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杀人偿命的观念深入人心;最后,我国还存在严重的犯罪。目前我们不能完全废除死刑,但要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我国刑罚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特别严重的犯罪,我国对死刑的适用有严格的限制。生命权是人权中特别重要的权利,严重侵犯人生命权的行为有可能被判处死刑。在我国,故意杀人被认为是特别严重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被判处死刑。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嫌疑人杀人处以死刑,要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杀人的动机,杀人的后果。在以下情况下,一般是不考虑判处死刑的:家庭纠纷,具有自首,立功,义愤等情节可以不判处死刑。并不是只要有死人的后果,就判处死刑。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要本着理性的态度,决定是否判处被告人死刑。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的核准权,表明了对死刑适用的慎重。法律是一门科学,在法律的发展中,中美双方进行交流能促进法律科学的发展,共同推进法律的进步。最后,预祝说这次法律会议的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高铭暄发言:尊敬的柯恩教授,熊选国大法官,大家早上好。死刑是我国刑罚制度中最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国的死刑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最高法院为此下了很大的精力,发了许多的文件,通知,做了许多调查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死刑,使我国死刑制度有很大的进步。我国目前还是不能完全废除死刑,但是要严格地限制死刑,减少死刑的适用。从立法上减少死刑的适用,是可以做到的。今天的会议很有特点:法院系统来了许多有代表性的人物,最高法院来了许多法官,上海、广东、陕西等地方法院的同志参加会议。对最高法院关于死刑案件审理的要求如何落实,这是地方法院同志非常关心的事。我们有许多律师,他们对刑事案件做了许多辩护工作。今天座谈会的特点是就刑事案件的审判经验进行交流,同时对我们死刑案件审理进行交流。只有两天时间,但主题非常集中,对死刑制度的研究问题非常有意思。特别是在这样的会议能听到美国同行们就美国死刑问题发言,对我们会有启发。美国虽然保留死刑,但他们执行并不是很多,它们是发达国家的一个代表。死刑问题是我国刑罚中最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目前关于死刑制度研究的书已经有一、二十本,利用这两天时间进行交流。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进行交流,通过两天的会议,大家会有所收获。对与会的女士们、先生们表示良好祝愿。
  美国莫慧兰女士发言:废除死刑来自公共方面的压力是什么?法官当选是要靠民众的支持。中美之间交流是在不断进行的。我们希望从中国学到更多经验,希望我们这个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柯恩教授发言:我们已经听了四个比较好的发言,我不想浪费你们时间。我们很高兴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举办这个会议。也感谢中国许多法官来这里参加的会议。纽约大学成立了一个亚洲法研究所,将来很想与你们有更好的合作。美国与中国有很多的死刑,其它国家觉得我们不应该保留死刑,你们应该知道美国的死刑问题很多。我们正在努力工作。一般是中国与美国的老百姓还是支持死刑。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根据法律,宪法处理这些问题。我相信我们的合作会成功。
  柯恩发言:首先我想说,这位女法官是非常有经验的,她一直在想控制死刑,她是非常有经验的。大家能够从她的专业知识,从她的发言中有所收益。这次我们通过案例进行交流,这些案例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通过这些案例,我们能够从中学到许多东西。然后我想说的是请我们评论人员不要讲太长,我们用具体的案例进行讨论,使大家有许多机会进行评论或讨论。
  
  玛丽安·G·麦摩洛法官发言:在实施死刑方面,我们发现了不少错案,通过DNA检查有十三人无辜的人被放出来,有的犯人被错误地关押了25年,这说明我们的体制有了问题。下面用一个假设的案例进行说明,这个案例实际上是在伊斯亚诺州发生过的案例。我还没有足够时间了解你们的文化,请大家对我多多耐心,希望把我们的经验与你们分享。我们给被告取名叫约翰·窦,他刚满18岁。有证据表明,他从来不认识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家人对他也不好。被害人是叫史密斯,他们是各自对立帮派的成员。一天晚上,当史密斯在一个加油站停车加油时,两人开始口角,发生打。警察抓住了约翰·窦。大约10小时以后,他家人请了律师,一般情况下,警察应该停止讯问,并等待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到来。在与律师交谈之前,约翰·窦向警察承认是他用枪打死被害人的,警察对当时的谈话没有录像。到了法庭审理阶段,约翰·窦翻供,理由是警察骗了他。在此案中,没有证据证明是谁先打的枪,是谁先动的手。  
  约翰·窦是在实施重罪的过程中实施了谋杀,被告人请求法官对他从轻处罚,理由是他少年时受到母亲家人虐待,他上的不是一个好的学校,与被害人的冲突的原因也是由被害人引起的。证据显示约翰·窦有吸毒的问题,这对他是不利的,公诉方指控约翰·窦有"袭警"的行为。法庭辩论结束后,判处了窦死刑。
  这是一个假设的案例,法官在讨论时,要决定这是不是一个应该判处死刑的案例。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只有最严重的罪行才能判处死刑,报复并不是最严重的犯罪。约翰·窦对社会能否构成威胁?如果构不成威胁就不能判处死刑。当死刑被否定时,被告人要判处入狱。判处终身监禁的人,他所处的环境是非常差的,确实有一些被告他不愿被判处终身监禁,而宁愿被判处死刑。
  在约翰·窦的案件中,证据是对他不利的。证人应该出庭作证,证人在作证之前要发誓。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答案是不一样。作证是否讲真话?法官还要看证人的具体表现,我们应该让评论的人来讨论这个案件。
  高贵君法官发言:按照案件材料看,此案在认定事实上是有些问题上的。能够证明约翰·窦杀人的证据只有他自己的证言,没有其它证据。如果没有其他证据,此案证据是不充分的。同时,警察在讯问时没有律师在场,按照美国的法律讯问是没有效力的。
  我认为被告构成谋杀罪是难以成立的,此案能否被判处死刑也是值得考虑的。从此案看,对被告不利的证据是他有参与帮派的历史,但他年龄比较小,智力比较低,他容易被别人指使。综合来看,此案证据上有瑕疵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不判处死刑。按照我们中国的观点,对死刑判决必须慎之又慎,对有疑点的案件应该不判处死刑。
  柯恩发言:这个法官评论非常好,他可以顺利地成为美国法官或陪审团成员。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美国要判处一个人犯了谋杀罪,应该用什么样的证据?在法庭用什么样的证言?一个人在法庭被定罪,只有他自己的证言,证据是不足的。对证人的盘问非常重要,审判的目是认定案件事实,确定那一个人的证言是真实,他们有什么手势?有什么眼神?证人是不是受到公诉方的诱骗?法庭还要考虑警察获得证言的方式。 
  在美国,如果警察被通知被告有律师,那么所有的审讯应该停下来。如果在被告有律师的情况下,没有等被告人的律师到来就进行讯问,对被告审讯所得的证言都应该排除出去。在此案中,律师没有完全代表被告,主要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足,在伊利诺斯州我们有一种做法:这个律师必须表明他资格。现在参与死刑案件辩护律师都要提出一些排除的证据。在这样的案例中,如果被告人的证言被排除,被告可能就要被判处无罪了。
  在陪审团到法庭之前,律师就应该问法官,在警察局获得的非法口供能否使用。一旦非法的证据被出示,它的破坏性就形成了。
  在陪审团到法庭来之前,在考虑量刑之前,诉方要向法庭说明应该使用什么证据。控方提出用某一个证据,辨方的律师可以提出反对意见。
  不管与陪审团讲什么东西,在伊利诺斯州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在死刑审判方面,被告人究竟是无辜还是有罪,陪审团要达成一致意见,必须是全体通过的。程序规则很清楚,陪审团必须一致同意。但陪审团一致同意的标准是什么?证据证明必须达到超过合理怀疑的程度,才能判处被告死刑。
  卢方法官发言:我们是来自死刑案件的初审法院,死刑案件裁判法官很关心死刑案件的处理。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对死刑的把握上,法官对死刑案件的裁判是慎之又慎的。我们感到约翰·窦案件的证据有问题,证据收集程序明显违法。这个案件看来只有被告人的口供,到底是谋杀还是他杀?我感觉是有问题。 
  在定罪上,被告是一个刚满18岁的青年,法官应该如何裁量刑罚?上诉案件的法官会不会适用米兰达法官规则排除此案中的非法证据?如果此案是我审理,能否定谋杀罪还是一个问题。如果仅仅是因为后一个行为,推定他犯谋杀,在我们中国法院,按照此案的证据就是要定罪都是有困难的。
  麦摩洛法官发言:有智力障碍问题的人,他没有是非感。被告把一个杀死了,我们是不是把他定罪?在美国这是一个定罪的问题,而不是量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假设他们智力上没有问题,跟着就要考虑这样的问题:他的罪行是不是足以被判处死刑呢?有的人没有被判处死刑,一个人的智力必须达到特定的程度才能对他判处死刑,根据刚才高法官的推定是不能把他判处死刑。
  这时就要对被告人进行审查,看看他的智力是否达到特定的程度。作为调查事实的人,必须确定被告人是清白还是不清白。法官如果比较仁慈的话,他可以自己判断被告是否有智力障碍,也可以让陪审团做出决定,对此,法官有自由选择的权力。
  判断一个的智力是否有障碍?我觉得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个有智力障碍的人,你是不能判处他死刑,过几年后,他智力恢复了,这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他犯罪时,他的智力是否有问题。我们讲的是智力障碍,比如,他的智力有问题,智力障碍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力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许多人会被推迟审判。必须确定被告人是否有能力,然后才能确定是否把他关进去。
  被告只18岁,不能判处死刑,有没有这方规定?我们高等法院有规定,被告必须至少是18岁,才能判处死刑。确实有新的说法,我们正在对法律进行修改,上周美国最高法院对法律进行修改。比如,注射执行死刑的方法。法律是不是完全禁止注射执行死刑,被告被注射以后,他还能活一段时间。在美国注射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美国有许多执行主体。法院没有立法权,法院只能作司法解释。
  在每个案件中,被告可以选择是否由陪审团做决定的权利。
  死刑案件都要是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对每一个死刑都重新进行审理。死刑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下是不是公正的,上诉法官是否可以这样说?最高法院已经做出这样的决定。法官不能对陪审团说被告应该被判处死刑。法官要根据规定引导陪审团,不能在道德基础上对陪审团做出引导。法官不能对陪审团说:"这个案件的决定,在我看来胃是非常不舒服的,我觉得被告不应该被判处死刑。" 
  在另一个案件中,一个60岁的人在杀人之后又逃到一辆汽车上,法院裁判他在监狱中度过余生。在此案中,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医生也并没有说犯人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相对来说,他没有犯罪记录。有什么样的证据证明他智力上有障碍,是相信他的家庭?还是相信控、辨双方专家的证言?证据包括心理学家或医生。在法庭上必须对双方进行审判,相互讯问在我们司法体制中非常重要。有一些微妙之处,通过相互的讯问可以发现一些东西。
  如果被告的工作做得不好,你是不是可以问一些其它问题?
  法官发问并不是不公正。在诉讼中的两个律师,我们认为两个律师都是有经验的。这两个律师应该是死刑律师协会的,作为律师协会的律师必须了解法律,他要连续学习法律。
  柯恩发言:美国律师协会有一个办公室,他们也想找出一些高水平律师
  中国学者发言:枪是谁的?我的问题是法官为什么不想知道枪是谁的?
  美国法官发言:约翰·窦已经向警察说过枪是谁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证人到法庭上,目的是为了让陪审团清楚谁在讲真话。如果证据能证明某人是一个流氓团伙成员,如果证据与犯罪有关是可以用的。如果证据与案件没有关系,那么,这个证据就不能采用。
  卢建平发言:按照美国的法律可能会被定谋杀罪,按照中国的法律可能就定不了谋杀罪。按照我国的刑罚,约翰·窦可能定为抢劫罪。该案是数罪并发的问题,目的是让美国同行有所了解中国的法律。
  柯恩发言:这个案件并不能代表美国的司法实践,这样你们就可能看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刚才的女法官已经指出来了,你是不是想说明偷窃汽车与谋杀无关?如果偷窃汽车与谋杀的时间很相关,就有关。我刚才描述另一个案件是一个60岁的人,杀人以后又逃到汽车上。法律规定一个人在偷窃汽车后又杀人,应该是处重罪的。假如我是法官的话,是不允许对此案定死刑的。如果法官对美国法律进行解释,他要考虑法律背后的政策是什么,对法律的解释不能超过这个政策。 
  罗少雄法官发言:中国近几年来对死刑问题非常重视。我们对死刑的适用是慎之又慎,许多学者对死刑研究很深。
  对此类案件,我们分为两部分考虑:事实问题和量刑问题。约翰·窦这个案件是远远达不到量死刑的标准,此案能不能定罪都成问题。犯罪嫌疑人的动机很不清楚。在中国,如果我们准备对被告人定死刑,我们会对事实问题再认真分析一下。但一般来说,刚到18岁时,我们会考虑不量死刑。像约翰·窦这样案件,在中国法律上是很清楚的,我们在证据上对此问题会打个折扣。按照美国法律规定,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做了供认;在法庭上,他又翻供了,证据质量是有问题。
  在许多死刑案件中,如果是指定辩护,辩护人的水平可能有问题。实际上,我们法官看到的问题,律师可能没有看到该问题。
  柯恩发言:被告的律师如果太好了会怎么样?不太好会怎么样?律师在法庭上非常有道理说清楚了为什么不能采信该证据,但法院或陪审团不采用律师的发言。那么律师会不会担心会受到惩罚?在美国,律师不用担心受到惩罚。律师的责任就是向法官提供有利被告的证据,他对社会是没有责任的,他应该尽可能向法院表述对他当事人有利的证据。
  在法庭上,律师可以问:警察是否让你上厕所诸如此类原问题,但律师不能暗示被告回答一些问题。我有时也做律师,我问被告人:警察是不虐待你了?是不是不让你上厕?在法庭上,每个律师都会列出一个问题清单。
  田文昌发言:我在听到了三位法官的发言,从他们发言中,我看到了中国控制死刑的希望。在约翰·窦案例中存在不少的问题:一是没有律师在场的前提下,警察就进行讯问;讯问没有录音录像。关于实体上的问题,从案例所表述的问题上看,究竟是谋杀还是误杀?走火与死亡的因果关系没有查清。由于事实不清楚,对案件重大的疑点,无法排除。二是在程序与实体关系的问题上,目前中国是程序法的春天,程序法非常发达的,实体法反而受到冷落。现在我要说的是程序保障实体是非常重要的。在本案中,审讯存在诱导的嫌疑,在说不清的情况下,就不能排除存在诱导的可能性。被告年龄非常幼小,容易接受诱导。从这个案例中,足以发现程序公正能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
  判处死刑的社会效果问题:对此类案件判处死刑的社会效果是什么?我们多数人都不清楚,对突发性的犯罪来说死刑的威胁作用并不大。把他杀了,也就谈不上教育。对这样的案件,如何对他进行教育?在中国的历史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今天来说,如何使刑罚真正走向宽容与和谐。我最后强调的是,从死刑的目的来说,减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约翰·窦这样的案件判处死刑,不会有好的社会效果。
  贾宇发言(西北政法学院院长):此案中,被告人的行为是不是构成谋杀罪?要给被告定谋杀罪,从证据上看是有缺陷上的。根据我对证据了解,被告是否谋杀被害人,在证据上是有缺陷。这样的案件,法官又很难做出他没有杀人的判断。法官可以做有罪认定,但不量死刑。因为法官不敢给他判处死刑,如果判处死刑,就有可能犯错误。
  我想问:美国的法官在判决时,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美国法官回答:20年前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案例,认为所有的死刑都是违宪,裁判死刑是不公平的。同样一个罪行,有的人被判处死刑,有的人没有被判处死刑。美国对一个人判处死刑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要不要给被告人量死刑?量死刑是不是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美国适用死刑主要是在南部的各州。许多法官没有判处被告人死刑,并不是被告没有罪,而是我们的证明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我同意中国的教授与法官的意见,对死刑案件的裁判标准要慎之又慎。毛主席说过砍头不是割韮菜,要慎重。
  在美国,对非洲裔黑人进行审判,陪审团的成员没有一个是非洲裔的成员,裁判结果就可能对他不公正,美国的法官对此会非常注意。在美国,如果对案件有怀疑,并不是把他无罪开释的。我们可以把他定一些轻的罪进行处理,我们可以说他是犯较低层级的杀人。如,有人开车把人撞死了,我觉得把他判处一年,或两年就可以。
  媒体在美国起重要的作用,法官要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媒体如果以一种"不杀人不足以平民愤"的方式进行报道,法官与陪审团会感到媒体的压力。另一方面,作为州长和委员会受到媒体的压力,媒体是把"双刃剑",它对司法改革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比如,纽约有许多法官或警察会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但很快就被披露出来了。有许多电视台,会大量报道相关案件,法官会指示陪审团不要受到新闻影响,法官会告诉他们回家以后不能与家庭成员讨论所审理的案件,这些就是一些控制的机制。通常情况下,陪审团听了一些证据之后是不能回家的。只要案件还没有判决,陪审团成员就不能穿睡衣,相互之间不能讨论案件问题。只有到了案件审判之后,才能讨论。我们讲到,伊利诺斯州做了一些改革:在提起公诉之前,要告知犯罪嫌疑人是不是争取给他量死刑。
  对死刑犯要做的事,就是要公正。对死刑犯来说,必须有一个论坛让他发表自己的意见,让被告知道国家是否要对他提起死刑的指控。起诉人会把要求对他判处死刑通知被告,使他在起诉前做好准备,使被告能找到更多的有利自己的证人。在美国,关于死刑问题会有不同意见,比如在美国南部的州会同意适用死刑,但是华盛顿的司法部长就会不同意此意见。应该让被告人律师说明一些意见,让各方面听到不同的意见。在伊利诺斯州提起死刑程序非常严格,州领导不让他们的申请获得批准。先问一下陪审团,你有什么困难要判处死刑。陪审团有12个成员,他们应该是公正的。在伊利诺斯州由起诉方做决定。起诉方把案件提起公诉,目的是让被告人认罪,可能是恐怖未来的死刑判决,被告人律师可能劝说被告人认罪。作为被告律师有那些事情要做?他要对被告解释各种证据被采信的可能性,在现有证据的条件下,会产生那些结果。法官义务是对被告说明:在承认罪行后会导致什么样的审判结果。在被告承认有罪的情况,对他可以减轻量刑。法官可能不接受检方减轻量刑的建议。法官一般会接受,但不一定永远是这样做。
  被告可能会对法官说:法官,我并不感到有罪,但是我不能冒这样的危险,我也没有足够的钱参加诉讼,为了安全的考虑,我就承认有罪算了。法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接受以这种方式做出的有罪供述。如果被告有一点不自愿认罪的表现,法官就不能接受这样的认罪,法官认为这只是被告找出一些借口。
  在美国是不允许采用残酷的刑罚。在讯问中,我们坚持录音录像,效果很好,我建议你们进行尝试。明天会更好。
  赵秉志与贾宇:关于中国死刑问题的研究
  案例是真实的,发生在中国浙江省。
  这案件发生在2000年,在浙江省某县一家公司的水泵房中发现一具被肢解的无名女尸,颈部有伤痕,由于长期被水浸泡,尸体腐烂。公司水泵房只有公司内部人员可以进入。D进入警方的侦查的视线,D与该公司董事长X是夫妻关系。X原来在一个国营厂做技术工作,D是毕业于某一丝绸学院,D有重大的技术贡献。D是否真会杀害自己的妻子?警方发现D与自己的妻子关系不好。在D与X的卧室展开侦查过程中,发现了血迹。D随即被作为嫌疑对象,同年4月22号被逮捕。被告律师会见被告受到阻碍,直到2003年,绍兴市检察院对D提起公诉。指控D因工作及家庭琐事与X发生争吵,为掩盖他杀人嫌疑,对其妻子肢体进行肢解。随后毁灭犯罪现场,并且X进行分尸。被告供述的内容是:被害人见到自己回到家里太晚与其发生争吵,情急之中,被告人打被害人,刚开始时,被害人还在进行挣扎。凌晨2点发现妻子已经死亡。被告人害怕受到法律严惩,找来工具进行分尸,随后被告人又返回自己的卧室进行灭迹。被告人认为自己不具有杀害妻子的故意。
  辩护人的辩护理由:被告人不具有杀人故意,被告人有家庭精神病史,本案中,被告人在侦查中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被告人与被害人有一个女儿,如果判处被告人死刑,会使一个女儿失去双亲。被告人有重大的发明。
  法院查明的事实: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确实受到刑讯逼供,被告人家庭有精神病史。目前难以确定被害人究竟是被打死的,还是被棉被压死的。
  此案涉及到的问题:有近200人联名上书,是否属于民意?对民意如何处理?被告人在此案中究竟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不清楚时,如何处理?对于能人犯罪如何处理?被告人有一个未成年女儿是否作为不判处死刑的理由?对于通过刑讯逼供行为获得的证据,如何处理?对于被判处死刑案件被告人在侦查、起诉中的会见前如何处理。对于酗酒的人,刑事责任如何处理?
  拉科夫法官评价:中美文化与背景有许多不同,也有许多相同。有200人提交了一封要求从轻量刑书,就是说公共舆论在判决中占有多大的作用?如果中国仅仅是考虑民众意见,美国当然不是这么做了。民意在审判中所起的作用不大,民意情绪化比较严重。我想了解到民意在中国审判中占有一个什么的份量?美国在处理杀人案件时,要考虑杀人的动机,被告是故意杀人还过失杀人?在美国,这是一个关键,在美国,如果不是故意,就不会判处死刑。在美国,死刑是表达民众道义上的一种愤怒。被告人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我想了解中国法官是如何看的?美国的法官根本不会考虑,美国的法官会考虑以前被告曾经做过一些慈善的事业。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告人有一个未成年女儿,是可以作为一个因素考虑,孩子是无辜的,父母犯了罪,小孩不应该受到处罚。本案中从重的情节有:分尸。有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俄罗斯科学家,他欺骗了妻子,将其分尸50块,对其量刑时,确实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中国法官对刑讯逼供证据是如何考虑的?在美国,如果是以刑讯逼供的手段获得证据,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如果允许以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得的证据在法庭上使用,可能会鼓励警察的不法行为。律师多次要求会见当事人得不到批准,这种做法在美国是不允许的。在其它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整体上来讲,我想了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的?
  赵秉志发言中央电视台也曾经报道此案。被告人的女儿是个中学生,她曾经向法官求情:已经失去母亲,现在不想失去父亲,但是被害人的岳丈要求法官判处被告人死刑。
  美国法官发言根据我的经验,差不多都是有这样的情况。被害人家属差不多都是要求法官判处被告人的死刑,因为他有个人的情绪,法官作为个人在判决时,是不是有自己的考虑?
  美国麦摩洛法官发言:在伊利诺斯州这样的证据是允许的,但法官要做一些筛选,法官也是知道当事人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个因素在量刑阶段是可以考虑的,尽管它与犯罪没有关系,但与量刑是有关系的。我们伊利诺斯州所做的处理方式与你们有所不同。有人喝酒犯罪,是可以考虑的,不是一个很强的证据,可以是加重量刑的情节,也可以是减轻量刑的情节,关键是看法官如何裁量。作为一个科学家,也许是可以作为一个减轻量刑的情节考虑。但是刑罚会不会作不同的处理,那是另一回事。那些著名的人士,对他们的处理方式不会有所不同,有时对他们的处刑可能还要高一些。他有一个女儿,在伊利诺斯州是不需要考虑,他犯罪时,他已经知道他有个女儿,孩子总会有人养。碎尸是刑事责任上很重要的情节。在减轻阶段,我们会很认真看待这样的事情。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能让警察决定一个人能否放出来,是由法官决定的,保释是由法官定的。我们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拉科夫法官发言:我发现这些评论是非常有意义的,伊利诺斯州的做法与我们做法是不一样的:女儿在裁判被告人责任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即使在不同的法院也是不同。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因法官个性方面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结果,一个很小差别就能产生很大的区别。
  我的一个案件被上诉法院推翻了,我的意见主要内容是:很多无辜的人,在美国被判处死刑,这是因为我们的审判过程中出现问题所致。DNA技术是最近才出现的一种证明方式,它的甄别率很高。在此这之前,这个人已经被判处了刑罚,甚至会被执行了,这就是一个国家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根据我们宪法,这是违反了正当程序的原则。决定被推翻的理由是执行一个无辜的人是违反宪法。美国最高法院在两周前,讨论一个案件没有达成共识,但他们决定不执行死刑。
  美国麦摩洛法官发言:20年前,没有DNA证据,比如一千万人中没有一个相一致的。以前没有这样的技术,有的人可能被多关押了20年了,等他们被放出来以后,是要对他们进行补偿,大约有几百万美元,但是警察在提供证据时要非常小心。
  前一段时间,在一个案件中由于被告人身上发现了血和精子,案件后来到了最高法院,通过DNA的检查发现是错误的。当时,陪审团觉得联邦证据专家提供的证据是有道理的,就判处被告人有罪。我想请问一下,中国有没有DNA检查?
  最高法院高憬宏法官评价:
  该案反映了一些问题,我谈个人看法。民意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其它国家都会对法官的判决产生影响,上午美国法官也谈到了为了审判的公正性,避免媒体对陪审团的影响,法官宁肯让陪审团住宾馆。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民意?我觉得民意是通过法律表达的。法律是通过立法机关制定的,严格依法办事,就是反映民意。像此案中有200多人上书,人大代表上书,对这些问题要做具体分析。这样的民意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有简单化,情绪化的特点。它可以用口号的形式把一件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地表达出来。不同的群体,对同一件事可能做出不同的反映。如,在福建,曾有不同的代表团对同一件事做不同的反映。
  民意具有模糊性。多少人的反映叫民意?对于民意我们一定要区别对待。我们的裁判强调法律效果与社会统一。如何做这一点?我觉得首先要依法办事。法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要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社会上反映,我们如何对待?可以把它作为帮助我们判断是非的一个标准。我觉得法律应该是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法律应该反映多数的人的意愿。如果一个案件裁判出来,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不对,那么这样的裁判决不是一个好的判处。
  被害人的意见对法官有没有影响?不能因为被害人的强烈反映,就做出不同的判决。
  关于能人犯罪的问题,美国法官认为对于能力犯罪可以不考虑,反映了法律平等。这一点在中国是有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可以考虑。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考虑。我认为法官在处理一件案件时,必须考虑各种因素,而不是仅仅看他是什么身份。我们还可以把眼光放远一点。中国的刑罚是考虑立功情节的:一种是在服刑期间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作为立功表现;另一种是在羁押期间的立功表现,只是限于揭发等方面。法律在规定上用了一个"等"字,这个"等"是否包括其它方面?
  在八十年代,有一个被告人揭发了一个杀人案件,公安机关没有重视,被告人的父亲带人把杀人犯抓住了,后来法院在量刑时还是考虑了这个情节。
  不仅要考虑犯罪嫌疑人的立功情节,还要考虑刑罚的谦抑性和刑罚的个别化。我们处理案件,要有一个全局的观念。我们国家的死缓制度,本身并没有限定在什么情节下判处。所以说,对这样的案件判不判死刑?要考虑得全面一点,要长远一点。
  法律面前的平等,作为宪法原则要坚持,但应正确理解。我们有年老的不判处死刑的案例,外国人犯罪也不判处死刑。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忽视个体性上的差异。至于本案中要不要判处死刑?要考虑以下因素:本案是家庭案件;被害人是否有过错;是酒后杀人的问题;证据上还有问题;对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如何保护。
  我在前一周看了一个案件:一个母亲为了让他的儿子学足球,贩卖毒品数量多得了让她受到死刑的判决,她儿子知道了这件事,放弃了学习,这个孩子是个未成年人。我决定不量死刑,这是人文主义。我觉得刑罚不能株连无辜,不能不考虑未成年的情况。作为酌情节应该考虑,但不是每个案件都是这样的。
  对刑讯逼供的问题我们是绝对排除的,如果能确定是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是要排除的。中国对酒后犯罪是要处理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犯罪是激情犯罪。法律上虽然没有规定酒后犯罪如何处理,但在处理激情犯罪还是其它犯罪有区别的。
  作为本案的肢解尸体行为和毁尸灭迹的行为,它是一个事后行为。本案中毁尸灭迹的行为非常令人发指,但是主要应考虑犯罪嫌疑人事前的犯罪行为。
  贾宇主持会议发言:咸阳市中级法院顾德彪发言:美国法官提出在律师取保候审方面的看法,中国在诉讼制度方面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按照我国刑事诉讼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诉讼。此案在侦查阶段中,侦查机关没有同意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在检察阶段,律师是在检察官在场时,才被允许会见被告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执法的问题。在旧的刑事诉讼观念影响下,在侦查阶段警察非常担心律师介入后发生犯罪嫌疑人翻供问题。
  从侦查阶段看,无论是侦查还是检察机关对律师的会见是非常抵触的。我觉得这是一种不自信的做法,在侦查阶段取得的证据,如果在法庭阶段翻供,你怎么办?正因为我们在执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六部委"就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要不要经过批准做出了具体规定。主要是针对司法实践中一些不合法,随意给自己授权,提出了批评。明确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能有次数限制,不能有批准的程序。个别案件、个别地方,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还存在限制,但是就整体而言情况已大为改观。
  柯恩发言:律师要求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美国法院是不是有一个标准?刚才顾法官讲的问题非常重要。律师见他的当事人,政府在多大的程度可以监听他们的对话?要把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与对个人权利保障结合起来,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我们应该全面披露一下这个观点,顾法官认为律师可以参加诉讼,但实际上律师的作用是受到限制,律师是不愿参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他们害怕受到惩罚。在美国律师会见当事人是很正常的,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让检察院履行一些职责。台湾司法发生了许多变化,台湾的法院很积极,你们都是中国人?是不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
  在企业家杀害他妻子的案件中,小女孩在她的父亲被处决后,会不会成为孤儿。我非常喜欢高法官有见解的分析。公共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在中国的刘涌大案中,你们有什么反思?能从中汲取了什么经验教训及党的态度?这个问题也是很有意思。 
  大家记得辛普森案件?有一个《纽约人杂志》是这样评论的:他的律师辩护水平很好,所以,他肯定是有罪的。
  王敏远教授发言:死刑案件在程序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一个死刑案件,优秀律师负责任的辩护,对于实体正义或程序正义都会有重大的作用。发现案件真实的希望不能仅寄托公、检、法三个机关上,我觉得律师的作用不应忽视。刑讯逼供绝对不是中国的特产,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时确实有中国的特色。最高法院司法的解释规定对刑讯逼供要查证属实,由被告方提供刑讯逼供的证据是非常困难。大多数情况下 刑讯逼供都是背着人干的,难以查证属实。在一般情况下,刑讯逼供查证属实是难以做到的。死刑更多就是一个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的问题,至于实践中问题,由田文昌发言更适合。
  刘广三发言:我们国家没有规定刑讯逼供由谁来证明责任,刑讯逼供获得的物证如何看待?从言辞证据获得的物证,根据我们国家的司法解释还是可以采用的。本案中,企业家究竟是掐死还是用其它方式杀死他的妻子?如果控方没有其它证据证明被告讲是假话,能不能表明被告讲的就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的辩解真实性应由控方承担责任。 
  玛丽安·G·麦摩洛发言:联邦法官是终生的,州的法官是选举的,每六年要重新选举。司法独立要免于这些影响,如果没有司法独立,你不如关闭法庭回家算了。今天有200多人写信给高级法院,不应该影响高级法院才对。我们都是人,都有人的脆弱性。媒体会说一些对证据的评论,当然会影响我们到独立审判。我不知在座所作的裁判是否取决于其他人对你的影响,但是你不应该怕他抢夺了你的工作。如果你做得对的话,不要怕别人夺去你的工作。一个人被关起来,申请保释,法官把他放了。出去以后,他又犯了一个罪,公众就会批评法官,实际上,根据法律规定法官只能让他走。法官做决定应该不要受到外部的影响。
  拉科夫法官发言:刑讯逼供的证据应该被排除,是不是真正出现了逼供?并没有很容易的答案。在美国是否有刑讯逼供?是要听证的,至少有20%的案件涉及到关押方面的听证。对于警察的做法表现异议是经常发生的,有时候也会很明显。男的,女的,根本就是不可能让人相信的。污点证据是不能够用,这是对警察不正确做法的惩罚。法官需要独立,美国警察的行为方面,要强调他们做法,如果有令人不相信他的证据就不能采信,这就是预审前的听证。
  赵秉志发言:我们讨论涉及到所有的问题,中美法官、学者对此问题分歧不大。200人的联名写信,一般不会影响到法官审判。在刘涌案件中,媒体铺天盖地而来,就有可能影响到法院对案件审判,遵守法律就是遵守民意。关于未成年的女儿是否判处死刑时应该考虑?在讨论时意见不一致。柯恩提出要求检察机关监督侦查的问题,对我们有参考意见。
  李武清法官发言(最高人民法院):你刚才说的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基本现状,中国的刑事审判制度,不是法官说了算,而是合议庭说了算。所以,法官的意见,在许多情况下不被采纳。法官个人意见,不是想提交就提交,而是由合议庭决定。如果合议庭不同意院领导意见,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最高法院的法官基本是从事死刑复核的法官,有人把我们称之为专司杀人的法官,准确地说我们应该是专司刀下留人的法官。我们是专挑下级法院裁判毛病的法官,对下级法院裁判的死刑案件有的直接改判。报到最高法院的死刑案件至少有四分之一被改判,甚至更多。所以,我们的审判工作应该称为专司刀下留人的法官。我们对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能放过。对一个死刑案件核准与不核准,内心充满矛盾。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有不同的认识,在讨论时候也有争论。有时拿出一个意见,与别人商量,商量的结果可能还要放弃自己的意见。就我个人来讲,在办理案件中,对重要案件的事实,看有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存在,我犹其重视辩护人的意见,这是我审查案卷必须要看的部分。作为我个人来讲,律师的意见是必看,律师辩护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往往被我们采纳,这样就避免了量刑过重。对于死刑案件,我们要把握的刑事政策是对介于能杀与不能杀之间的被告人,坚决不决。要兼顾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包括犯罪的动机,起因,要考虑方方面面是比较多的,包括被告人的年龄等等。每个案件都有每个案件的特点,如果有一点从轻量刑的理由,我们要反复论证是否构成减轻的理由。
  卢建平:中国法官所处的司法环境不是很理想,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法律专业人士是非常专业化。我们今天的研讨会,在普通公众看来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从在座法官们的思考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具备西方国家法官所具备基本素养,只是所处的环境还要慢慢发展。
  沈亮法官发言:审判经验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说得清楚。死刑案件,我觉得证据是法官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相比,关系没有那么复杂。但刑事案件的办案标准更高,对法官和律师的素质要求要高于办理民商事案件法官和律师
  在中国做刑事审判,要严格依法办事,从犯罪性质,情节,人身危险性,综合判断。中国有它的国情,从事实务工作的人可能感触多一些。对于中国民众来说,生存权,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与西方发达国家会有一定的区别。中国不同阶层收入差异的问题,有许多法律是通过具体的问题会摆在我们法官面前。中国民众的素质也对司法产生影响,舆论对民众的影响也比西方要大。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观念是刑事法官面临的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审判要考虑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中国确实有它的意义。
  汪建成发言:我赞成柯恩教授的说法,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废除死刑是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难题。中国法官比美国法官更难当,美国尽管也有死刑,但实际执行的非常少。我们刑法中死刑条款不是世界上最多,但是我们实际执行的死刑比较多。说明什么?一定是程序设置出现了问题。我只谈一些影响死刑裁判技术性因素,美国有许多缓解法官压力的制度。美国有陪审团的制度,陪审团说被告人是谋杀,法官就得量刑,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民众对司法制度的不满。美国有"辨诉交易",大量案件通过该制度解决了。美国有被害人补偿制度,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还不能做到补偿。被害人对司法审判的压力在美国得到了很大缓解。美国实行的是二元的裁判结构,我们是一元制裁判结构。二元制:实体与程序分离;定罪与量刑的分离。一个独立程序性裁判存在,它阻断了非法证据与审判法官之间的联系,在美国非法证据是能够真正排除,它不会对审判法官产生影响。
  中国也有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实际上证据信息对法官影响是存在。所以,法官在审判中不会理直气壮地说是非法证据。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分离,美国法官在量刑中,案件不会出现过多品格性方面的证据,在量刑性上,品格性方面的证据充分暴露。被害人通过这个程序发泄自己的不满。我们国家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是合二为一,前面谈的都是一些抽象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一般案件的证明标准。国际公约对死刑案件不是用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是用"必须是令人信服,没有任何解释的标准。" 这个标准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述,我主张用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俄罗斯对死刑案件是采取全体一致的原则,只要有一个法官不同意裁判死刑就不能裁判死刑。在适用死刑的问题,不应考虑犯罪后果,应注重对犯罪动机的证明。
  在杀人案件中,证据相互印证的问题,现场与其它证据的相互印证,尽管法律上也要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规定,但要发挥法官的经验法则。看上去很反常的问题,你一定认真思考。我们过去过多坚持一致性原则。有时公安机关过度制造过多相互一致原则,在这些绝对一致原则的背后,可能有问题。有些证据太完美了,违背了正常的经验法则。在审查证据的相互印证中,法官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某些案件中证据的相互一致是如何达到的,背后是否的无形的手在操纵?
  特别注意被害人是否在犯罪现场,被告人的精神状态,真实年龄,被告人是否是怀孕的妇女?凡是有可能导致对他不判处死刑的因素,都应该高度关注。我们应该反向地问自己:如果要判处他死刑,在证据上还有那些疑点?我们今天所接触的两个案例,在证据上都是有疑点的。在美方代表所举的案例中,如果枪是对方的,谋杀罪就不能成立,枪是可以查清楚的。在中国的案例中,检察官指控被告人用玻璃杯打死他妻子的内容是可以查清楚。
  美方代表(是柯恩还是法官?)发言:在所有法律系统,法官都觉得他们所确定证据比实际做得好,因为我老婆告诉我,我才知道做错了。通过DNA的检测发现有一些人是被我们判错了,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杀人了。大多数法制系统都存在这些问题,包括误判。证人亲眼见到的情况,有74%是错误的。这个证人并没有撒谎,只是由于时间比较长,他们觉得自己这样说就是正确的。有一个常见的问题:通过科学鉴定也不是很精确,有时DNA也会犯错误,诸如像头发之类的样品,所使用的测试仪都会发生错误。真正的科学对此是不认可的。警察与公诉人也可能犯错误,作为一个警察是要尽量找到犯罪嫌疑人,一旦他们相信跟踪路线是对,他们就会主动搜索目标,但DNA后来证明他们错了。另一个是美国律师水平不行,这与你给他的钱不多有关。由于警察施加压力,被告人供词是假的。在我的法庭我就碰到类似的情况,当时有人承认自己犯了罪,但是还有其它罪。在美国有虚假的证词,有人犯了罪,又检举其他人的罪行,他目的就是要减轻自己的罪行。我给大家举例,在许多案件中,在当时绝对是对的,但并不是百分之分是对。你很容易说服自己,但结果过了很长时间,你就会觉得自己会是错的。
  李贵方发言:我从辩护的角度谈谈自己的观点,律师在中美两国的案件中所做的工作是一样:在中国是说服法官,在美国是说服陪审团。中国律师的说服工作是很难让法官激动起来,中国律师辩护最大特点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光靠演讲式辩护是不会达到什么效果的。
  在美国可以从程序上辩护,在中国仅从程序上进行辩护,不会对实体产生很大影响。在刑讯逼供被证明时,该证据是有作用的。 
  社会舆论及民意对司法产生的影响在中国与美国有很大区别。被害人问题,中国有许多杀人案件,因为受害人的因素对被告人产生不利的影响。社会舆论对司法审判影响是非常大的,有些案件证据是不充足的。如果我们经常考虑民意,那么我们刑事审判会越来越困难。美国对待"反恐案件"的审判,民意也产生一定影响。
  在辩护不力的问题上,中国社会对律师的责难要小。理由在于律师辩护所起的作用较小,律师意见被采纳很少。如何使律师辩护更加有力度,减少辩护不力的问题。我们全国律师协会正在制定死刑辩护纲要,使辩护更有用一些。
  如何降低一些死刑案件的数量,最高法院有一些好的规定。现在的雇凶杀人案件如何处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把量刑的规则更加精细化。
  柯恩教授发言:今天下午的发言非常好,不像前几年,法官对我们所提的问题避而不达,而是说我们在会外讨论吧。我们更想进行这样交流,我喜欢邓小平说的话:实事求是。如果不能就实际情况达成一致,就不好讨论。
  美国大多数人喜欢保留死刑,在欧洲也是有大部分人喜欢死刑,但是有一些政治精英他们要废除死刑。
  如果判错了人,就不是一个补偿的问题。我知道中国现在用DNA做鉴定,这还不够,你要了解DNA是如何使用,政府使用DNA的场所会不会有问题。
  现在即使是参加选举的法官,他们必须清楚民意是什么?我们听李先生讲到中国辩护律师的问题。有关辩护质量的问题,我们专门开过一次会。我在精神病上讲得不够,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毛主席说的两条脚走路,最近我参加了中国的一个谋杀案件的代理。中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对美国人来说是非常不安的,证人不到庭怎么办?前几天,一个中国的被告,他是给美国《纽约时报》工作的,他被起诉犯了诈骗罪,我向法院提出证人出庭,法院说证人出庭成本太高,没有必要让证人出庭,我们很难理解。这个人可能被判处十年的刑罚,为什么不让证人出庭作证,这个案件可能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纽约时报》是美国最大的一张报纸,这不仅仅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证人出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006年6月19日  
  主持人:虞平
  Jeds.rakoff:美国死刑制度改革的现状及未来
  我是美国南区法院法官,我很高到这里来,看到许多好的东西。我介绍的一些内容都是个人的意见,并不能反映司法实际问题。作为美国联邦法官候选人,我是完全合格的,这仅仅是个人的意见。美国联邦法官首先是由总统提名,然后由参议院决定。95年参议院问我一个非常刁钻的问题:我对死刑有什么看法?1985年,我的老哥被人杀了,当时的情景的是非常惨的。有人进入他的家中偷窃,被发现后,他把我老哥杀死。昨天讲到了受害人的情况,作为受害人的家属,要求将杀人犯绳之以法是很自然的,但不能用感情用事。同时,任何司法系统应该理解它的传统。这些法律知识的存在能够解决法律上的一些问题。我当法官时是支持死刑的。我的观点最近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前一时间,我看到DNA技术的发展,有一百多人,被判处了死刑,经过DNA检测,这些人并没有犯过任何罪。
  我感觉到非常不安,我当法官之前,我是做联邦公诉人,然后是当被告人的律师。我在做这两件事时,我不觉得这样做是可以的。昨天,我提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错误。
  主要原因是证人的证言不正确,其次是检验的方法不科学。如指纹检测涉及到这样的问题:一个指纹中的曲线与被调查人的相一致的才能做出确认。谁也不能就此达成协议。指纹测试也不能算是科学测试,至多算是主观的一种测试。检察官,警察很愿意把犯罪嫌疑人找到,他们会注意到明显的证据,对不太明显的证据就不会太多关心。另外,一些律师作一些伪证。
  在"9·11"事件之后,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警察对一个叫"千年旅馆"的地方进行检查。2001年9月份,警察让保安将"9·11"时撤出时旅客留下的东西找出来,一个保安向联邦调查局报告,在一个52层的房间,发现一部古兰经和步话机,当时是一个埃及的学生住在此房间。联邦调查局对此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飞机是被导航到世贸大楼,造成"9·11"事件的。这个埃及学生被联邦抓起来,当时并不是时起诉他犯罪,而是怕跑掉。我当时在签发拘留证时表示怀疑,我还是同意把这个埃及学生拘留10天。美国联邦调查局是不能对犯罪嫌疑人使用测试仪,但是可以对内部人员进行测试,因为我觉得测试仪不可信。如果犯罪嫌疑人和律师同意,联邦调查局也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做心理测试。联邦调查局对埃及学生进行心理分析时,觉得他说谎。进行三个小时的讯问,埃及学生承认步话机是他的。
  政府准备指控埃及学生,罪名是恐怖罪。被告人在法庭上翻供,并说自己仅仅是为了不想留在那里,才这样说。二年以后,警方通知所有住在"千年旅馆"的客人领取自己的东西,一个美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问旅馆工作人员:"我的步话?" 后来发现保安说谎,他并不是在埃及学生的房间发现这个步话机的,我们觉得当时对这个案件的如此处理是比较危险的。
  联邦调查局的做法看来是正确的,其实是不正确的,保安在说谎。不久之后,我就接手了美国起诉一个被告人的案件,此案涉及到一个为警方工作的线人。线人在为美国毒品调查机构服务,后来发现线人被人杀死了。当时警方确定了三个犯罪嫌疑人,当时三个人中有一个人认罪,就把判处终身监禁。其他两个人没有承认。
  这个案件有一个特点,此案检察官是反对死刑的,但后来被司法部长推翻了。在司法实践中一线的检察他不能决定是否判处死刑,对案件的量刑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
  我当时说这个案件的违宪,美国的法律不能允许把一个无辜的人杀死。美国高级法院重申如下:你随时可以到法院说你是清白。尽管你可能被定罪,但如果你死了以后,这又有什么用。但我的上级不同意我的意见。 
  陪审团必须是中立,陪审团挑选规则是把大多数人都排除掉,因为大多数是反对死刑的。美国司法体制中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被告人是否有罪;另一个是被告人应被判处多少刑罚。此案中,证据是非常强的。但当我们进行到量刑阶段,被告是否就不允许保释?陪审团要考虑一些情节,考虑最终是不是判处死刑。有一些强制性的情节必须考虑,然后才能对是否适用死刑做出决定。此案中,被告有加重量刑的情节,也有减轻的量刑情节。加重情节是一个重罪,从某些情况下看它比不道德更为邪恶。减轻情节是指:被告人有心理学问题、社会的问题,都可以作为减轻的情节。被告是不是有心理的问题,他的智商是不是低于普通人。他小的时候是不是受到许多虐待,家境是不是很贫寒。减轻的情节在美国审判中没有多大作用,但是在我的案件中一致同意对此案被告人判处终身监禁。在法庭审理中,被害人的母亲站起来,那是一种非常悲愤的情绪,我非常理解被害人母亲的情绪。我觉得究竟是折磨被害人还是杀死被告人?我们司法体制中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
  美国法官发言:我有一个标准就是排除合理怀疑。陪审团在法庭听到同样NDA的东西,他会觉得案情已经很清楚了,如果他知道了整个案件背景时,就不会很清楚了。陪审团当然要决定是相信它还是不相信它,陪审团不知道案件的背景资料,但法官知道。这个被告人如果把他知道的事说出来,对他是有好处的,只有对美国司法制度有比较好的理解的人才知道这一点。
  陪审团对证人证言非常相信:如果一个证人说我看到客人的脸,但如果你知道整个的情况,你就会知道记住一个人的脸并不那么容易。通过照片进行指认犯罪嫌疑人时,会有好几张照片,一旦他们看到照片就会非常相信。一旦你知道整个的情况,你就会发觉证人证言并没有证明力。
  12个陪审团成员不能达成一致性协议,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大,这与定罪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陪审团成员说我不想判处被告死刑。如果有一个说不能判处死刑,其他人说判处死刑,那么此时案件就结束了,就以终身监禁结束此案。
  中国法庭没有证人出庭,这是不可能想象的,证人不出庭可能增大错案发生的可能性。警察要羁押某个人,法官对警察有个时间限制,我不知道你的工作中是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根据美国宪法,人们有被保释的权利。如果拒绝保释的话,律师可以上诉,。律师要求重新考虑不保释的决定。有90%的犯罪嫌疑人会被保释。如果警察说保释以后,犯罪嫌疑人会干涉警方调查。如果有证据证明他可能会干涉警方调查,就可以否定犯罪嫌疑人被保释的权利。
  联邦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与可靠性会比州司法制度好一些,有一些州的司法制度与联邦的司法制度差不多。但也是有一些州的司法制度是不好的。这主要是看这个州公诉人的各方面的素质。法官质量有什么区别?在美国州法官是有任期的,他们与联邦法官终身制不同。
  作为法官你必须是独立的,你不应该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比如媒体和公众对你的影响。
  陕西中院院长发言:司法独立是指法院独立,通过审判委员,使我们法院审判不受到外界干涉。
  中国的法官独立,有时更像一个政治话题。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坚持法院独立。目前也不可能做到法官独立,法院独立从广义讲是法院系统的独立。
  玛丽安G麦摩洛发言:我是伊利亚诺州的首席大法官,在14年前我被选上了这一职位。当时人们常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对流产有什么看法?对死刑有什么看法?当时是不允许我们发表意见,不允许我们发表意见,因为我们不知案件的情况。我对死刑问题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出于安全原因考虑,当时对死刑犯执行都是在半夜进行的。下午三时,被告会被允许与他的牧师讲话。我说他可以选一个牧师与他讲话。他可以与他的家人进行一小时谈话,他可以见他的律师,发表他意见。把他身上的毛都刮去,绑在椅子上进行注射,有三个针要打进他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以后,毒药就被注入他的身体。狱长事先要熟悉大法官的声音。不久典狱长就会给信号,让具体的人员进行注射。
  看过死刑的执行,我是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人,感到非常难受。我的一个同事对我说:不要着急,下次你就会好多了。这个程序我是知道,但是你把一个人生命拿去,这是不能让人容忍的。
  在一个小女孩被害案件中,有人在小女孩家中将其强奸后杀死。被告人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警察声称该被告人非常了解杀人的细节。在法庭上,我对被告人说,他应该得到审判。但是不久以后,在另一起案件中,一个被告说杀害小女孩案件是他干的。公诉方拒绝与他交易,之后,通过DNA的检查,他是那个案件中的杀人犯。
  在大多数死刑的案件中,都有一个识别的问题。越是感到自己肯定,越有可能是错的。一个人愿意到法庭上作证,但他们的证言并不都是真实的。尽管证人说他们看到了被告人做的事,但不一定是真的。只要涉及到人,人是有可能犯错误的。有许多案件中,证人说的都是实话。但在一些案件中,由于人的因素,证人可能说错话。对于死刑案件,我们要认真分析一下证言,首先要划上一个问号。在有些罪行中,在州体制中和联邦体制中是同时出现的。如,一个杀害开邮车的人案件,他是一个联邦的雇员。对该的审理取决于联邦法院与州法院的协调,案件的审理是没有重叠的。一般来说由,联邦起诉成功率比较高。美国有38个州有死刑。根据我们的法律,对被告判处死刑,要经过所有的过程,即使经过所有的程序,在死刑执行方面有一个暂时中止的问题,当时是由伊利诺斯州州长提出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的,当时反对废除死刑的人占到70%以上,目前只有60%的人赞成死刑,持赞成死刑意见的人在减少,死刑对犯罪人来说不是恰当的刑罚。
  我们要进行一些改革,有些改革从司法上进行,有些改革从立法上进行。我们的改革受到制约,但有些程序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有些改革措施还没有落实。
  自由裁量权由量刑的人:法官或陪审团决定,到底是否判处死刑,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州决定。作为法官或州有不可逾越的权力。一个法官说,死刑没有必要确立具体的情况,因为没有死刑的问题。目前进行了一些司法改革,减少法官和陪审团的自由裁量权,比如,死刑不合适。如果死亡的人是警察或消防队员,这是对被告人加重量刑的情节。作为立法机构,我们想拿一些具体的指导意见。不是所有的杀人犯都要判处死刑。1977制定的《死刑规约》,目前已经增加到了22条,我们过去是把它减少了,现在立法机关把它增加了。在伊利诺斯州,杀人犯不一定要判处死刑。如果属于弱智等原因是不能对被告判处死刑的。
  量刑与定罪是分开的,被告在定罪之后,由法官与陪审团一致决定对被告是否判处死刑。证据在定罪与量刑是相关的,有时在定罪并不适用。
  在审理的第二个阶段,由法官决定对被告要不要判处死刑。 
  被告可以向联邦法院提出求援,也可以要求在联邦法院受审。在对被告判处死刑后,须10-20年才能对被告执行死刑。一个死刑案件要经过许多上诉环节,目的是不要对无辜的人定罪量刑。我讲一个案件:被告人被认为杀死一名警官,被告构成杀人罪是毫无疑问的。案件的证据是压倒性的,但是在初审时存在许多错误。州检察官与律师都有许多不成熟的做法。警官的制服是作为证据处理,他们让陪审团进行触摸,我们觉得这种做法是不恰当。被告没有受到公正对待,所以,我们要求重新审理此案,第二次审判并没有判处被告人死刑。 
  在杀人案件中,激情可以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对死刑案件的复核必须没有任何偏见。在摩根案件中,被告被判处死刑。后来发现被告存在智力上障碍,他智力影响他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智力欠缺能够排除对被告人适用死刑。上诉法院并不是要考虑加重和减轻的问题,复核法院必须保证加重和减轻的因素都能够得到考虑。伊利诺斯州进行了一些改革,改革方案由一个委员会事先研究过,他们相信改革能使无辜的不受到审判,但是也招致人们一些抱怨。
  在伊利诺斯州,被判处死刑的285人中发现有18个是无辜的,我们死刑制度有什么问题?我们觉得被告必须有能够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曲新久(中国政法大学)发言:死刑是个非常沉重的问题,美国法官刚才讨论法律与情感关系,如何让自己的情感成为国民的情感,她对死刑的态度是理性的。在审判过程中证据发生错误,会对死刑产生影响,必须认真对待证人与证据。
  我坚持死刑是错误:一是死刑的体系不合逻辑;任何一个司法系统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性;三是死刑与人道相冲突。
  刘京华(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发言:通过证据认识案件真实的规律性没有认识清楚,我认为在两大法系是有一些共同的规律,错案中有许多经验供我们借鉴。 
  出现错误案件的原因:错案中的证据具备两面性,它们看似确凿;被告人辨称有罪供述是刑讯逼供所致;警方的刑侦技术不够科学,或者做的鉴定结论与取材无关;警方没有发现或者忽略了不收集不移送有疑点的证据,从有关案件保留的现场中可以看到;我国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没有进行分类;指导思想上存在重"打击犯罪,轻保护无辜";公、检、法机关对二类证据出现争议时,重配合,轻制约;受有罪推定的影响,有时重有罪证据,轻无罪的证据;对疑案的价值取向,一般不轻易地疑罪从无,一般是敢于疑罪从轻,不敢疑罪从无。
  警方为了回应公众打击犯罪的要求,警方抓人非常迅速,出现伪证警方又设法掩盖。证人误认的情况,在中国较少发生,原因是中国证人出庭较少。中国人自称被刑讯逼供的比例大一些。美国有统计数字,我们没有统计数字。法官的责任风险不一样,美国是通过陪审团定罪的,中国是由法官定罪量刑的。美国出现错案的规则是证据本身有问题,与警方的不当取证有关。刑事法官在判案中的共性规则是可以借鉴,有些是由诉讼制度不同造成的。
  美国法官发言:警察知道如何利用人们心理的脆弱状态,把事实找出来。问题在于被告人所说的并不是真实的,警察所采取的胁迫的方法不仅包括心理的方法,药物方法,还包括化学方法和生理方法。
  曲新久发言中国的警察与美国相比更少受到司法控制。有人对中国死刑错案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在78个错案中没有一个不与警方的不当行为有关。
  中国法官提问: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不是比较一般案件更高?美国对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有什么特殊的规定?
  美国男法官发言:证明标准都是排除合理怀疑,无论是死刑案件还是其它案件都是一致的。有人提建议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更高,但是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在这有限意义上,并不是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只不过是案件特点有所不同,对死刑案件要更加认真的审查。在座的法官可能会认为,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应该更高,但我觉得这不是重要原因。在死刑案件中,证据比较其它案件更加集中:血样比对、在被害人的身体上发现了被告人的精子,之后又杀害了被害人。
  根据我的经验,法官可以在审判结束后探讨审判中的问题,法官是不能就审理中的任何问题与其他人讨论。现在对法官有一些培训的活动,在联邦体制中没有这样规定。我第一次审理一个死刑案件,就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向另一位法官请教。
  美国法官发言:联邦法官和州法官在案件没有审理结束时是不能与其它人讨论案件事实,但在审理结束时可以就审理经验进行交流。 
  在联邦的司法体制下,总会有上诉的问题,对上诉的案件由上诉法院做决定。在高一级法院,有三个法官讨论案件,他们只讨论法律问题。事实的认定是在初审法院进行的。有关法律问题,你们的同事或许比你更有经验,也许比你更聪明。为什么只有先判定以后,才能问你们的同事?理由是审判案件的法官会看到整个案件事实,他的同事没有看到案件事实,对案件具体情况不太了解,难以对事实进行准确的评估。我们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有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证据方面没有任何的替代形式。证人不出庭,对美国法官说是非常奇怪的。
  有一次,有人想对我施加压力。有一个兰球队,六个队员被停赛了,他们先到了兰球协会上诉,然后又到法院去上诉。我的女儿是这个兰球队的粉丝,她对我说:如果不改变你的决定,今晚不许回家。
  陈宗林(西南政法大学)提问:美国州法官是由议员选举还是由选民来选举?错案产生原因是陪审团问题还是法官问题?你个人的观念与司法观念为什么会不同?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美国法官回答:有关选举问题,分为七个部分。州法官的选举是由他所在地的区来选举的,因为选民对他们更了解。司法意见与法官个人意见相佐的原因是:在美国做法官时,大家都要宣誓,你不一定对所有法律都同意,作为法官你必须放弃个人意见。你必须依法办事。比如,对死刑犯,我个人不同意判处死刑,但我还必须依照法律规定量死刑。
  死刑有什么好处?经济学家好做利益分析,我个人觉得死刑的好处并不是太大。好多人可能不同意这个想法,关于法官与陪审团的问题,中美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陪审团可能不如法官水平高。法官裁判案件可能会出错,从法官的经验来说,他们往往与检方的意见一致。
  赵秉志发言:中国现阶段的死刑制度急需改革
  从中国立法上看,限制与废止死刑,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展。联合国一系列法律文件,为限制废止死刑提供了法律上的规定。从中国的立法与司法现状看,死刑制度必须改革。中国死刑立法可以概括为以下特点:有一系列规定,但不够完善;死刑的罪名数量繁多;非暴力犯罪保留死刑过多;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死刑。
  死刑的司法状况:适用过多、过滥。对死刑适用标准掌握不是非常严格;最高司法机关困于各方面压力,长期地将死刑核准权下放;我国死刑适用数量过多。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既是必要也是可行的,它是促进我国人权发展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从改革的视角分析,中国死刑改革存在以下问题:死刑制度改革目标有多长;改革时机的确定;全面系统改革,时机与目标选择要慎重。如何规划死刑改革实施的步骤。改革条件具备的问题,中国死刑制度改革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中国制度改革相当不完善,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死刑的改革;改革外部环境促成的问题。中国目前是一个国家、四个地区。中国与台湾保留死刑,香港与澳门没有死刑。欧美国家限制死刑、废止死刑对中国死刑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
  死刑问题涉及立法、司法等方面,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死刑问题。 
  难点一:国内外重大的社会条件,国际环境的促进和压力,在国际社会限制废止死刑方面,我们又面临国内比较严峻的犯罪形势,我们的刑事政策的相应改革措施如何做?
  难点二:死刑作为一个法制问题,涉及到决策性问题。它需要我们的领导人有全球的眼光和胸襟。在死刑制度改革中,国家决策人,会做出一些决策,需要各方面条件的配合。
  难点三:经济发展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机关利用严厉的措施来打击犯罪。刑罚对保护经济发展是起到作用。
  难点四:严重社会治安。从现在阶段看,死刑是促进社会平稳发展的需要。慎重减少死刑适用与维护社会秩序是一对矛盾。
  难点五:政权稳定与外部环境的问题。中国的现阶段死刑制度对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还是有作用的。
  从1997年刑法典看,死刑立法是一个不断增加,不断膨胀的过程。刑法总则的严格控制死刑与刑法分则扩张死刑适用相矛盾。刑法分则大量扩张死刑的罪名,总则与分则存在内在矛盾。刑法总则规定的证明标准是过度抽象,造成的负面效果是仅仅是强调客观危害严重。刑罚总则中适用标准笼统。死缓适用的条件有很大的随意性。什么是不须立即执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我们刑罚体系存在不协调,有的学者概括为:轻刑过重,重刑过轻。
  难点之六:
  死刑的司法适用,从实体法看,还缺少一定的规则。我们的立法是比较概括的。涉及死刑问题并没有一个实体法规则。在司法实务中崇尚死刑适用,对死刑的功能还存在许多理解上的误区。在79年刑法中,并没有那么多的死刑,目前我们对死刑的依赖性有过无不及。
  非法干扰死刑案件审判的因素还是比较多,死刑案件一般都是大案和要案,法院之上还有许多有权机关能够干扰法院的裁判。目前法院在审理中存在案件请示制度,上下级法院之间进行案件请求的弊端是非常多的。
  存在案件协调制度,往往是在政法委或纪律检查委员会名义下协调案件。
  死刑核准权收回不仅仅是个程序问题,还关系到许多实体问题有待解决。
  难点之七:观念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观念发展不是同步的。死刑报应观还是受到崇尚。从没有那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说过要多杀人,相反,毛主席一贯强调要少杀人。但是有些地方领导人,他们有时不能用理智的方法看待死刑问题。
  我们的民意代表的现代法治理念还有待提高,他们有些观念落后于司法改革的实践。我们开过几次死刑会议,在网络上,反对废止死刑的观点还是比较多。几年前,我们在湘潭大学召开过一个死刑问题研讨会,网上调查大约有90%的人反对废止死刑。一年前,我在山东参加一个电视台讨论废除死刑的辩论,大约有75%的民众反对经济犯罪废止死刑。
  中国死刑制度如何改革:
  从限制减少死刑,到最终废止死刑,无非是从立法与司法两方面着手。完全依靠立法改革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我们认为死刑的司法改革是比较直接的,能够立即收到效果一个有效措施。
  要以观念变革与制度推进相结合的方式改革死刑。制度性措施依赖观念性变革。即使有制度性措施,如果观念没有变革,会影响死刑的最终废止。同时促进决策者与民意变更相结合。决策者的认识与普通民众的认识对社会发生作用是不同,决策者的正确决策对推进社会进步是起重大作用。我们认为决策者的观念是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死刑改革的方向:我们是向着全部废止死刑的方向努力,我们不同意有些学者欧洲采取彻底死亡的做法。我们应采取逐步废除死刑的做法。我们不仅要确定死刑改革的方向,而且要确定死刑改革的具体措施。我们觉得对死刑改革实行分步走是正确的,需要在死刑改革中,确定死刑案件具体措施。如果不从数量上把死刑上降下来,改革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要确立逐步废除死刑的策略,在立法上如果能对备而不用的死刑废止,就能对废止死刑起一种宣传作用。
  死刑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死刑制度改革不仅是死刑的问题,涉及其它许多方面。最高法院曾经提出了死刑案件替代措施问题,我觉得有其自身价值。西方国家一些成功的司法经验,我们要加以借鉴。要把适用死刑的罪行,能不能通过立法行为具体规定下来?如果在其它罪中包括死刑犯罪,能否转化到专门的死刑犯罪中?中国现在阶段急需变革是有关死刑的司法文化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立法界,司法界,共同努力,才能对死刑问题做出比较大的贡献。
  宋英辉教授发言:一、为了限制死刑适用,中国刑事诉讼程序法对死刑案件做了许多规定。首先是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相对有期徒刑的案件,死刑案件管辖法院的级别是比较高级别。在辩护制度方面有两个特别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为指定辩护;实施强制辩护。死刑在程序方面最重要的规定是刑事诉讼法对死刑案件实行复核程序。死刑案件虽然经过了一、二审程序,必须经过复核才能执行,死刑复核程序是必须的强制性程序。
  从83年以后,根据全国人大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法院把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权于高级法院,没有授权的案件仍然属于最高法院。
  在执行程序中,对死刑案件的执行规定了一些特殊措施,下级法院在接到上级法院执行的命令时,如果发现执行中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暂停执行。在执行死刑时,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
  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的规定,发生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死刑复核程序自身存在问题:不公开,不开放,没有公开对抗,主要是书面审。在这种程序中,辩护律师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现行死刑程序的另一问题是对死刑案件的侦查、起诉程序应该不同于一般案件的侦查、起诉程序,目前还没有制定关于死刑案件侦查、起诉、审判的特殊规定。
  83年全国人大对法院组织法加以修改:最高法院在必要时候可以把一些暴力犯罪的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行使。96的修改刑事诉讼时,恢复了原来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由于最高法院的组织法没有修改,仍然把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产生的问题是高级法院通常是用二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的程序。
  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导致不同的法院掌握死刑的量刑标准不统一。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学术界对死刑程序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许多方案。
  死刑复核程序本身的改革,学术界有许多改革建议。主要有两个方案:把高级法院核准权收归最高法院;强化律师作用。有人觉得可以搞死刑听证程序。另一种方案对于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如果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死刑案件的最终权也就到了最高法院。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是一种比较理想方案,更有利于发挥律师的作用。但是实行三审终审,涉及到中国审级制度的改革。我个人认为在短期内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把授权的权力收回最高法院。死刑案件改革不仅仅涉及到侦查,起诉都能产生到影响。
  一、侦查起诉程序应该努力的方向
  死刑案件的侦查程序除了遵守一般案件的规定外,在侦查中应该特别注意以下方面:讯问必须在法定的羁押场所进行,这样有利于保证侦查的合法性;不能搞连续讯问;对于死刑案件应该搞全程的录音录像。
  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要特别注重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保障。包括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和律师帮助权。死刑案件实行律师在场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没有钱的被告人,国家应该为其提供帮助。国家给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提供律师的帮助应该提前到侦查阶段。同时强调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应当从公诉的角度,提前介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对收集证据提出建议。必要时检察机关可以用听证的方式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见。要审查侦查程序是否合法。根据我们的司法解释,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对非法证据就应该排除。
  对于审判程序来说,一、二审程序应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对于控、辨双方有争议的证据,证人、鉴定人一定要出庭作证。加强对证人的保护和对证人的补偿。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严格。对于非法证人证言,口供应该排除。对于证据是否合法产生争议时,应该由警方举证,警方不能举证时,推定其收集的证据是非法证据。可能判处死刑案件的证据一定要确实充分,对证据有疑问的案件不能处以死刑。对于死刑案件,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适当地分开。对于二审程序,除了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应该一律开庭。二审法院应该重点审查辩护方意见。不管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审判法院可以到现场去核实证据。
  改革侦查程序,侦查程序是基础。具体途径可以分步走。在法律做修改之前。应该通过审判程序使侦查程序发生改革。如,对非法证据采取严格的排除,使公安机关严格取证。但根本上还是靠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储槐植发言:改革促进开放,开放促进改革。上个月,中国与西班牙签署了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17个引渡条约,也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引渡条约:明确规定被引渡人不判处死刑。由于国际上通行死刑犯不引渡,前年把余振东从美国引渡回来,广东法院对他判决。判决书用了情节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词语,但没有判处他死刑,判决书上的理由是:他原意回国接受审判。
  由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引渡条约还不多,贪污犯要想不死就得外逃。从这一点看,如果对没有外逃的贪污犯判处死刑就是不公平。我们不能将引渡回来的人判处死刑,否则,我们国际义务就不遵守了。那么,我们能否对国内类似的案件也不判处死刑?
  美国柯恩教授发言:最高法院是不是已雇佣了比较多的法官?是不是对他们进行了培训。我同意储教授的发言,加拿大政府已经得到这样承诺,我对他们说你可以相信中国政府。出于现实的原因,全球化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外国人提问:中国政府是不是会批准"两权公约"?
  赵秉志发言:关于"两权"公约的问题,我国已把保障人权纳入宪法,又把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从某一方面讲,也是为了尽快地批准"两权"公约做准备。我觉得中国近年来在人权与法治方面进步是非常大的。前一时间,我们与加拿大有关方面开了一个会议,他们非常感叹:中国法院法官已经明确地讨论沉默权的问题,中国法官认为沉默权有许多合理因素需要考虑。我们批准"两权"公约仅仅是个表相,但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我相信中国政府批准"两权"公约的时间不会很长。
  宋英辉发言: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全部录音录像,但是区别对待的,估计大约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推行,公安机关也准备在做。东部的一些发达地区的公安机关已经开始做录音录像,有了一些法律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但具体实施的时间会有不同的规定。
  美国拉科夫法官发问: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引渡问题。美国最高法院在宣布死刑的时,他们讲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美国有些人说:对外国人的观点你可以置之不理。有的国会议员说:如果通过法律规定禁止你在什么时间看升太阳,这样的法律是荒谬的。问题是在生活中不能忽视外国国家占主流的观点。许多国家达成一致性协议赞成废除死刑。有两个国家是反对这样做的:一个是中国,一个国美国的。美国曾经是一个有奴隶的国家,国际上有人反对奴隶,国际上的观点最终说服了美国人。我有一点猜疑,在中国有一个自然的反映:反对外国的人干涉自己国家。事实上只是外国对你们国家提出一个开明的意见。人们越来越多认识到,没有太多的国家支持死刑了。我非常感兴趣,农村与城市对死刑做法的差异。在美国,死刑的执行南方比其它地方多,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南部主要是农村地区,也是暴力的地区。有一个很自然的原因,犯罪率下降地区,主要是没有判处死刑的州,死刑的威胁力量并没有对抑制犯罪产生影响,它只是象征性的影响。
  宋英辉发言:中国死刑改革除了同联合国的司法准则相吻合之外,还有内部的一些动力在其中。中国也在积极准备,我从参与刑事诉讼的立法讨论中知道,我们法律的修改应该尽可能与联合国相关文件相吻合。如,刑事诉讼有这样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机关的讯问应当回答,现在大家普遍感觉到这与联合国文件规定"任何人不能被强迫自证其罪"不一致的,大家意见是在修改立法时废止这一条。中国法律改革也应该看到一些它内部的要求,人们在观念上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过多地适用死刑不利于社会安全,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就有好处。另外,我们司法机关也在进行改革,一些司法机关为了降低了羁押率,主动地进行改革。我们司法机关意识到司法实践存在的一些问题,自己主动进行改革。中国的司法改革既有外部的因素失去,也有内部动力。
  犯罪率很高,社会治安压力很大。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我觉得目前犯罪率高是正常现象。从控制犯罪与打击犯罪看,应该增加侦查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在有关刑事诉讼法修改讨论中,强调保障人权的同时,应该给公安机关一些特殊的侦查手段,可能在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会增加一些特殊的侦查手段。
  刘京华法官发言:制约刑罚裁量的因素就是程序,北京市的死刑案件一般都是由中级人民法院审判,而中级人民法院与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量刑的刑期是不同的,同一个案件由不同级别法院审理就可能导致不同的刑期。案件的自然分流不是由审判决定而是公安、检察机关决定的。如果不对这个问题加以解决,就会影响到司法公正。
  现在强调对案件的审理不能超审限,如有四个人入室抢劫杀人案件,公安抓住了一个,其他的人逃跑了,导致对最后一个人的量刑越来越重。仅仅是由于审限问题导致量刑不公,这一点在审判中必须加以注意。
  发达国家对案件审理都是没有期限规定的,在共同犯罪中,如果有的犯罪嫌疑人逃跑,开始审理时证据是不清楚,但到后来证据是越来越充分,最后一个被抓住的人所量的刑期或刑种就可能比较重。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在死缓上,这是亡羊补牢的一种选择,一种客观的选择。中国的证人出庭作证难度很大,美国有90%的案件是通过辩护交易解决的,中国刑事案件无论大小,一审的案件100%都是要开庭的。如果美国的所有的案件都开庭,美国也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证人出庭作证的。
  中国法官发言:法律规定死刑,法官必须按法律去做,中国的法官比美国难当。对于一些暴力案件,如果法官按照法律的具体案件不判处死刑,法官是很难的。他说服一个当事人,要比判决一个案件难得多。在中国减少死刑案件审判数量难度不大,如何把施加法官身上的压力分流出去,把法院面临的压力分流出去,难度很大。
作者李富成的更多文章责任编辑:李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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