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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囚与诚信

2003年11月18日16:22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2002年4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刊载了一则题为"重庆助学贷款遭遇尴尬,两三成学生赖帐不还"的文章。2002年3月的《深圳晚报》报道了北京地区助学贷款

  2002年4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刊载了一则题为"重庆助学贷款遭遇尴尬,两三成学生赖帐不还"的文章。2002年3月的《深圳晚报》报道了北京地区助学贷款大约有10%左右收不回来,大学生何以重利轻义,赖帐不还,诚信不如唐代的死囚呢?

  死囚是应判死刑或已判死刑但还没有执行的囚犯,诚信既是一个日常话语,又是一条法律原则。从日常话语来看诚信就是诚实信用,它的反义词是欺诈,所以诚信就是老老实实守信用、不欺诈,这或许是对其最简单也是最准确的诠释。从法律术语来看,诚信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被奉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德国学者施塔姆勒(stammler)将诚信原则与"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联系起来,认为诚信原则是这种理想的体现,符合这种理想即符合诚信原则[1]。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诚信原则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含有"信"的因素,即法律关系一方应顾及他方利益,二是含有诚的因素,包括成人成己,成其事物,三是含有遵从交易习惯[2]。无论是从日常话语还是从法律语义来看,诚信都是诚实守信不欺他人,而死囚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江洋大盗之辈,他们始终与残忍、狡诈联系在一起。死囚与诚信之间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资治通鉴》中的一段记载或许能改变这种看法。

  "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3] "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4]

  求生是人的一种本能。按马斯洛的层次需要理论,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唐太宗纵遣天下死囚,约定第二年秋天来京受死,结果是纵谴的三百九十名死囚,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问题一是死囚何以能视死如归?问题二是死囚既然被纵谴,又无人督帅,按说已脱离危险地带,生命诚可贵,何不逃之夭夭了而前来受死呢?这说明在死囚价值观念中有比生存安全更重要的东西存在,这就是诚信,问题在于是死囚何以诚信如斯,置宝贵的生命于不顾,前来就死?

  原因大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唐律》不严不厉,疏而不漏,得古今之中平,尽去前朝酷刑,套用今天的话说,《唐律》属于良法之治,《唐律》在制定时也本着法务宽简,宽仁慎刑的精神进行编纂。

  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务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赦令》)。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从轻,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刑法》)。他还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资治通鉴·唐纪十》)。凡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贞观政要·赦令》),切忌草率从事。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李世民即位之后,就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行了《贞观律》,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本来唐高祖李渊制定《武德律》时,就曾经"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武德律》比隋律已经减轻了许多。可是在贞观年间,李世民仍然认为"旧律令重",所以对《武德律》又作了重大的修改,共立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蠢,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唐纪十》),尤其对死刑一再从轻,改为流刑,并删去"兄弟连坐俱死"之法。这样一来,比从前的死刑规定,几乎减少一半。此外还制定了"议、请、减、赎、当、免"的制度(见《旧唐书·刑法志》)。

  二是在死刑适用上遵守严格的程序

  上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又古刑人,君为之彻乐减膳。朕庭无常设之乐,然常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断案,唯据律文,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其间岂能尽无冤呼!""决死囚者,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者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由是活者甚么,其五覆奏者,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又三覆奏,[5]。唐太宗认为,死刑至重,事关人命,须格外重视,所以对死刑犯要实行三覆奏,向皇帝报告三次,目的是对死刑的实行与否能在深思熟虑后,决定是否实行死刑,因为唐太宗清楚地认识到对人犯实行死刑并不是统治者的胜利,而是统治者在治理国家,德化社会过程中的一种无奈。然而百司断案、唯据律文,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不能体悟圣意,其间必有冤枉者。实行三覆奏,把死刑核准权收归皇上一人,能有效地减少死刑,枉绝冤枉。死刑只能适用那些依法非杀不可,并且没有可矜情节的囚犯。同时唐太宗规定实行死刑之日,尚食不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因为酒能乱性,音乐能使人沉缅于情感这中,不能进行理性思维,目的是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让皇帝进行冷静思考,以免错杀无辜。后来,唐太宗觉得三覆奏还不够,特别是在错杀张蕴古之后,规定了五复奏并且前三次和后两次复奏之间必须有时间间隔,不能在须臾之间完成。这样经过三复奏和五覆奏程序杀掉的囚犯基本上都是该杀的,所以囚犯在被判处死刑之后,觉得自己是罪无可赦,并且在程序上受到公正的对待,所以他们能够在无人督帅的情况下,第二年秋天来京受刑。

  三是唐太宗对囚犯进行了终极的人文关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既使是应死之人,其悲苦状也是令人同情的。死囚或许有白发父母在堂,或许有娇妻幼儿令他牵挂,那么在其临死之前,让其回家告慰一下父母,抚慰一番妻子,对父母尽一年孝道,对妻对子尽一年夫道父道,亦是上合天道,下合人情的。一年之内,死囚们已做了他们该做的,说了他们该说的话,在临死之前能享受一番亲情,让他们去死,他们会觉得尘世已无令他们牵挂之事,之人、之情,他们去死也是含笑而死。如果说他们还欠了什么,那么欠的只是对皇帝天大人情,所以皇帝令他们第二年秋天来受死。尽管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亡匿者。唐太宗以一个明君的博大胸襟,同情囚犯、相信囚犯、信任囚犯让其回家。囚犯以同样的诚信回报太宗,如期自诣朝堂,所以死囚的诚信并非是无因之果,他是基于唐太宗成其孝道、夫道、父道之后,回报唐太宗。死囚无一亡匿成了唐太宗的明君之道,贤人之道,王者之道。死囚的诚信是基于爱人如己的原因衍生出来的,他们如期而归也就不足为怪了。

  死囚与诚信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令人津津乐道的,特别是在今天信用失范,人不守信,人们很有必要重温"死囚与诚信"这个话题,重新审视"诚信"价值。

  诚信价值之一是,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加快交易的成功率。市场经济是一个商品流通的经济,人、财、物在流通中才能实现增值和社会总财富的增加。市场主体在法律、道德允可的范围内追求利益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途径必须是交易双方以诚信为基础才能得到保证。市场主体在进行交易时,一方面进行追求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考虑交易的安全。如果一笔交易不安全,不仅无利润可言,而且往往导致血本无归,因而利润最大化必须是在确保交易安全的前提下的利润最大化。因而在商品交易中增加了保证、担保、质押、抵押,并且制定了《担保法》,《担保法》的制定与完善既是商品经济成熟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诚信价值弱化的表征。保证的增加意味着交易成本的增加,交易最理想状态是商品经济主体人皆尧禹,本着诚信的原则以成人成己、爱人如己的心态进行交易。因为双方本着诚信原则进行交易,意味着交易成本下降,利润最大化能得到实现,所以商品经济呼唤诚信原则,交易主体需要诚信理念。市场交易主体的诚信程度与市场利润是成正比例,所以市场经济不能没有诚信,没有诚信的市场经济意味着资金、商品将处于静止状态,静状态下资金是最安全的,但静止状态下的资金是不可能增加社会总财富的。

  诚信原则价值之二。是为人们提供一种合理的预期;登伯格(Dewburg)和恩德曼(Endmann)将诚信解释为"人人可得期待的交易上道德的基础"[6]诚信本质是爱人如己,如果大家都本着诚信原则去行事,都爱人如己。在交易中诚实不欺,善意行事,爱己及人,那么这种预期就能够实现。合理的预期,就是为人们生活提供一种秩序,人们只要遵守这些秩序就能实现人们的预期。正在马斯洛所言"我们社会中大多数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和有组织世界;这种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种世界里,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7]诚信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种连续的、稳定的、可预期的生活状态,商品主体之间本着诚信进行交易,基于诚实不欺,恪守交易习惯进行交易,这就为交易双方提供一种交易上的安全,能缓解交易主体之间心理上紧张状态。人们挣钱是为更好地体面生活,但如果在挣钱中绞尽脑汁、步步设防,岂不活得太累?所以无论是进行商品交易还是为人处事岂能不讲诚信,古人早就说过"人无信不立"。看来在对待"诚信"的态度上,我们不妨学习一下唐代的死囚。

  注释:

  [1] 李双元主编,《比较民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54-55页。
  [2] 史尚宽:《德法总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78年版,320页。
  [3] 《资治通鉴》、《唐纪十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
  [4] 《资治通鉴》、《唐纪十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
  [5] 《资治通鉴》,《唐纪九·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
  [6] 《比较民法学》李双元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55页。
  [7] 《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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