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加入收藏|加入桌面|网站地图|RSS

东方法眼 [dffyw.com]

 

请选择搜索分类 全站资讯图片下载视频

侦查诉讼化的理性反思

2017年01月26日09:44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侦查模式的诉讼化改造不仅存在理论误区,而且存在实践困境。对侦查诉讼化如果缺少必要的警醒,可能误导侦查改革的方向,甚至为警察不作为背书。

  (210031 公安部现代警务改革研究所 李富成)

  内容摘要

  侦查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影响极为重大,必须引入监督机制,才可能保障侦查权的正确行使,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对侦查权进行制约。一些学者以“三方组合”的理论为依据,提出对我国侦查模式进行诉讼化改造。但是,侦查模式的诉讼化改造不仅存在理论误区,而且存在实践困境。对侦查诉讼化如果缺少必要的警醒,可能误导侦查改革的方向,甚至为警察不作为背书。对我国侦查模式的改造,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采取内部法制监督的方式。

  关键词

  侦查诉讼化   司法审查    内部监督   法制监督

  Rational reflection on the litigationization of investigation

  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ac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the right of the parties.In order to ensure the proper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investiga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s must be introduced.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main way to control the power of investigation is the judicial review. On the basis of "three combination" theory, some scholars proposed mode of investigation should tend to litigationization.But the litigation Reform of investigation mode, in theoretical level and practical level there are difficulties.If we do not have enough awareness, it may mislead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of the investigation,and even provide endorsement for the police inaction.The reform of investigation mode must be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adopt the way of internal legal supervision.

  Keyword:

  The litigationization of investigation; Judicial review; Internal supervision; Legal supervision

  一、侦查诉讼化的缘起

  ㈠侦查诉讼化的背景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既是初始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侦查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其后诉讼程序能否顺利进行。从现已发现的冤假错案看,大多与不当的侦查行为存在关联性。南宋的法医学家宋慈认为错案的源头在侦查:“每念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 ① 为了保障诉讼质量,避免发生冤假错案,提升司法的公正性,从2000年前后,国内一些学者纷纷提出侦查诉讼化的观点,试图引进第三方居中裁判的方式,对我国现行的侦查模式进行改造。

  由于侦查诉讼化是在司法改革的名义下提出的,目的是在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加强对侦查行为进行监督,其理论根据是“第三方居中裁判”,符合当下司法改革的潮流。所以,侦查诉讼化的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响应,认为找到了侦查监督的抓手。

  ㈡侦查诉讼化的概念

  从现已发表有关侦查诉讼化的文章看,人们对侦查诉讼化的认识并不统一,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将侦查诉讼化等同于司法审查:“一般而言,侦查诉讼化意指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被纳入一定的司法审查机制范围中,侦查机关的强制处分权交由中立的第三方如法院来行使。” ②按照该观点,侦查诉讼化就是引入司法审查机制,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处分权交由第三方来行使。那么,强制处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是否等于强制措施?从字面上看,二者并不等同。而且,由第三方来行使侦查阶段的强制处分权,既不合适,又不可行。从司法实践看,第三方根本没有力量来行使侦查阶段中的强制处分权。不过,从整个文章看,作者的本意是指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必须得到法院的审批。但是,如此界定侦查诉讼化,正说明侦查诉讼化的概念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另外一种观点是按照“三方组合模式”的理论来诠释侦查诉讼化:“侦查程序诉讼化就是为了保证侦查权的正确行使,有效保障人权,根据权力制约原理,按照诉讼程序‘三方组合’规律的要求,不断建立和完善有关侦查权的制约机制,优化和提高诉讼各方参与侦查程序的条件和程度,从而实现或体现侦查程序公开、公正和高效的一系列活动或一种诉讼状态。” ③此种观点是按照法庭审判模式对侦查模式进行改造的,强调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的地位相对平等,提高律师参与侦查过程的深度,由第三方对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决。

  以上两种有关侦查诉讼化的主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二者对侦查诉讼化的定义又有巨大的差异。由此看来,何谓侦查诉讼化?主张者们并未取得共识。就侦查诉讼化的定义而言,后一种观点比前一种观点更为准确。理由是既然主张侦查诉讼化,那么,其概念就应当体现诉讼的特点,所以,侦查诉讼化的本义就是在侦查模式改造时引进第三方居中裁判,当事人双方地位相对平等,律师深入地参与侦查过程。本文就是在此定义的背景下,讨论侦查诉讼化可能存在的理论误区、实践困境及其现实出路。

  二、侦查诉讼化的理论检讨

  尽管人们对侦查诉讼化概念的理解并不一致,但是,他们主张实施侦查诉讼化的理论根据却是大致相同:司法抑制理论、民主原则、审判中心理论。在正常情况下,依据相同的理论应当得出相同或近似的观点。如果依据相同的理论根据,却不能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就有必要对其检讨。

  ㈠司法抑制理论

  主张侦查诉讼化的学者认为法官介入侦查过程的根据是“司法抑制”,“司法抑制”的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制衡”。按照“三权分立制衡”的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并高于行政权,由于行政权具有扩张性,行政权需要司法权的制约和平衡。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警察必须依法行使侦查权,而确认侦查行为是否合法的权力保留于法院,理由是:“如果允许行政机关自行决定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行为,那么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就很难得到保障。而将是否允许侵犯的决定权交给法院,那么法院就会成为防御暴政的力量。这也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对个人权利践踏的最好方法。”④

  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体制,我国的法院、政府、人大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不能简单地用“三要分立”理论来改造我国的侦查模式。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我国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不仅是制约关系,还存在配合关系,不仅是法院制约公安、检察机关,公安、检察机关对法院也能够起到制约作用。尽管这样的规定不尽合理,但是,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按照“三权分立制衡“的理论来改造我国的侦查模式是存在法律障碍的。

  ㈡民主原则

  主张侦查诉讼化的另一个理论根据是侦查的民主性原则,一些学者认为侦查诉讼化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框架下决策形成的基本原则:“在侦查中,如果控辩双方中的任一方不能通过合法有效的手段以形成自己的观点,没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没有第三方以中立无偏的姿态对控辩双方的观点给以同等的注意,那么,所谓的‘民主‘就荡然无存。正是三方参与防止了武断,使侦查由侦查机关的‘独裁’变成三方的‘民主‘。“⑤

  民主核心含义就是遇到争议时,双方可以反复磋商,在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可以将争议提交第三方裁决。但是,耗费时日,久拖不决也是民主的另一个特点。民主原则主要适用于政治生活中,在政治生活中,民主协商能够达成共识,平衡各方利益,从而保证社会平稳有序地前进。然而,侦查工作不是政治生活,侦查工作要求迅速及时,侦查过程中任何时间上的迟延就等于蒸发了真理。侦查工作的首要目标是查明真相,明确犯罪嫌疑人,制止犯罪。所以,民主性原与侦查迅速及时的特点存在价值冲突。另外,在政治生活中坚持民主原则,有时需要掩盖部分真相或忽略部分真相,才能达成妥协,而发现真相是侦查活动的最高目标。如此看来,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性原则与侦查中追求真相的目标并不总是吻合。所以,将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协商性作为侦查诉讼化的理论支柱,显然缺少足够的说服力,更是用错了地方。加之,侦查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行政行为,处理的都是具体犯罪活动,达不到政治生活那样的高度。所以,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协商性原则,并不适合侦查行为。另外,侦查是一项对抗性很强的特殊活动,双方谋求的利益存在巨大冲突:侦查人员要千方百计查明案件事实,犯罪嫌疑人要千方百计掩盖犯罪事实,双方之间不存在协商的基础。所以,民主协商原则不能满足侦查工作的特殊要求,将民主原则作为对侦查行为进行诉讼化改造的理论依据显然是缺少说服力的。

  ㈢审判中心理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侦查诉讼化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实际上,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相关规定中,并不能明确地解读出要对侦查行为进行诉讼化改造,十八届四中全会有关司法改革的规定仅是强调司法改革必须围绕如何更好地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进行,仅是对司法改革大的方向做出引导,并未对司法改革的具体措施做出规定。

  应当说,审判中心理论揭示了诉讼的规律性,但是,真理也是有边界的,向前多走一步就可能滑入错误的疆界。审判中心理论的核心含义是任何一个人没有经过合格的法庭审判不得认定其有罪,剥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要经过法庭正当程序的裁判。依据审判中心理论并不能必然地得出侦查行为必须诉讼化的逻辑结论:一是审判中心理论是指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审判环节处于核心地位,其他的侦查、公诉等环节都是为审判阶段服务的。相反,如果侦查阶段也实行诉讼化,按照审判的架构来改造侦查行为,势必造成两个诉讼重心,反而会侵蚀审判中心的权威性。二是审判中心强调的是影响当事人核心利益的裁判必须发生在审判阶段,侦查行为虽然能够对当事人权利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是最终的,也不具有决定性,所以,不能因为审判环节具有对抗性、居中裁判性,就轻易得出侦查阶段也必须进行诉讼化的观点。三是侦查行为应当在审判过程中接受检验,这是审判中心的基本要义之一。侦查行为接受审判的检验、监督可以在审判阶段中进行,也可以在其他环节中进行。但是,在审判阶段对侦查行为进行审查、监督更具有程序上的正当性。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检察、审判相互制约,都是在各自的程序中进行的。近期,一些地方在司法改革的名义下,推出了检察人员提前介入侦查阶段,审判人员提前介入到检察阶段,甚至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此类改革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诉案件的质量,满足了“严打快判”的要求,却违反了程序正义,冲击了程序的正当性,其做法值得商榷。

  由此看来,无论是司法抑制理论,还是民主理论,乃至审判中心理论,都不能为侦查诉讼化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侦查程序诉讼化理论是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研究上的独创,即便是秉持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诉讼理论中亦未见有类似的论述。” ⑥所以,]以侦查诉讼化的理论来改造我国现行的侦查模式,存在诸多的理论误区,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刻检讨。

复制链接| 收藏|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