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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我国罪犯亲属知情权的确立与保障

2017年06月20日07:35 东方法眼高一飞 曾静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保障罪犯亲属知情权有积极意义,有利于促使监狱正确执法、保障罪犯合法权益。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1120)

  摘  要:罪犯亲属是狱务公开的重要对象,其知情的范畴除与监狱相关的信息外,还包括与罪犯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保障罪犯亲属知情权有积极意义,有利于促使监狱正确执法、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现阶段,我国罪犯亲属知情权的实现方式有两种:一是监狱主动公开,二是罪犯亲属向监狱申请公开。我国应当建立起以“监狱主动公开为基础,亲属依申请公开为补充”的罪犯亲属知情权的保障模式。现实中罪犯亲属知情权的保障有所欠缺,如监狱主动公开积极性不足、创新手段利用不够。应当通过制定详细的公开标准、明确保障罪犯亲属知情权的责任主体、完善罪犯亲属的救济渠道等方式加强对罪犯亲属知情权的保障。

  关键词:狱务公开;罪犯亲属;知情权

  本文同时载《中国监狱学刊》2017年第1期,第20-31页。

  The Establishment and Guarantee of the Criminal Relatives’ Right to Know in Our Country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e criminal relative is an important object of the public of prison affairs, The criminal relatives’ right to know includes prison affairs, and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interests of offenders.The criminal relatives' right to know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such as help to promote the correct law enforcement of prison,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riminals. At present, there are two ways to realize the right to know of the criminal relatives: the prison initiative to open and the criminal relatives apply for public to the prison. Our country should establish a security model that?"prison initiative to open as the foundation, Criminal relatives applies for public as a supplement"?.In reality, the right to know of the criminal relatives is still inadequate, such as prison lack of enthusiasm to public, innovative means is not enough. We should establish a detail public standards, Clear who is responsible to protect criminal relatives’ right to know ,Improve the criminal relatives’ remedies to strengthen protect the criminal relatives’ right to know.

  Keywords: The public of prison affairs; The criminal relatives; The right to know

  罪犯亲属知情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罪犯亲属作为公民有知情权,即“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保障公民知悉、获取信息,尤其是政务信息的权利”1。二是罪犯亲属具有知悉罪犯个人服刑信息的权利,原因在于亲属与罪犯之间具有血缘或者是夫妻关系,亲属天然的关心罪犯在监狱的日常生活、劳动、身体健康状况,这属于亲情伦理的范畴,应当予以尊重。罪犯亲属知情权主要是指第二个方面,即作为罪犯亲属具有的不同于一般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亲属知情权并非来源于罪犯权利而属于亲属所固有,即因其具有罪犯亲属的身份而享有知情权。

  一、罪犯亲属知情权的依据及意义

  早在1998年司法部颁布的《关于监狱系统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实行“两公开、一监督”的规定》中,司法部要求监狱主动将执法依据、程序、结果进行公开,并提出监狱公开的对象应当包括罪犯及其亲属、社会公众三类主体。这是我国首次要求进行狱务公开的规范性文件,也是首次对公开的范围进行确定,明确提出罪犯亲属属于狱务公开的特定对象,具有进步意义。由于时代的限制以及狱务公开经验不足,司法部虽然确定了三类公开对象,但是在公开内容上却没有进行区分,这一阶段狱务公开的不足在于:狱务公开内容有限、公开方式落后、公开不具有针对性。

  2001年司法部颁布了《关于在监狱系统推行狱务公开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进一步强化狱务公开。在这一规范性文件中,司法部为深化狱务公开,主要从拓展公开内容和创新公开方式两个方面进行,但是在保障罪犯亲属知情权却有所退步。司法部在《实施意见》第2条提出“全国各级监狱机关应根据狱务公开的原则,结合本地实际,采取有效形式,向罪犯和社会各界公开统一规定的内容”。可见,司法部在确定公开对象时,并没有继续将罪犯亲属单独列为一类,且对罪犯亲属与公众知情公开的内容相同。《实施意见》中也提出保障罪犯亲属的投诉、举报权,但正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需要以知情权作为依托和凭借2,罪犯亲属想要发挥对罪犯的帮助,对监狱进行投诉、举报,必须要比一般的社会公众知晓更多的与罪犯、监狱执法等相关的信息。因此,2001年规定取消罪犯亲属作为单独一类的狱务公开对象实非明智之举。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司法公开理念的更新,司法部于2015年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我国的狱务公开推向更高的台阶。在《意见》第2条中,司法部提出“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狱务公开原则,要求监狱“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意识”,创新公开方式,将公开作为监狱的日常工作事务开展;并提出“围绕罪犯及其近亲属、社会公众关注度较高的、监狱执法领域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进一步深化公开内容”,强调狱务公开内容要立足于公众、亲属的需求与实际状况,不能由监狱单方决定。对于保障罪犯亲属知情权来说,最为突出的是司法部重新认识到了罪犯亲属的重要性,将其与社会公众进行区分,在《意见》第4条中明确提出“监狱机关应当根据社会公众、罪犯近亲属及罪犯等公开对象的不同需求,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的内容”,明确根据不同主体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公开,使公开朝着多样化、精细化、人性化方向发展。

  首先,需要理清罪犯亲属知情权的重要意义;其次,需要分析为何对罪犯亲属知情权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狱务信息等向罪犯亲属公开的好处在于:

  第一,有助于罪犯与其家属感情的维系,促进罪犯积极矫正。人属于群居动物,需要与他人进行交流来获得情感的维系,所以在罪犯被关押期间,赋予亲属探望罪犯的权利是满足人性化需求的。但是亲属与罪犯会见往往受会见时间短、间隔时间长等因素的限制,亲属不能随时与罪犯交流,亲属想要为罪犯提供帮助,或者仅仅是为了知晓罪犯的现状以获得心理上的安慰,都需要在更大程度上获得罪犯的信息。而罪犯通过亲属对其的关注,知晓其尚未被社会所抛弃,往往也能在心理上得到安慰,便于其开展矫正。

  第二,有助于有对监狱工作进行监督,防止监狱侵犯罪犯人权。罪犯亲属在知晓信息的基础上,可以发挥对监狱的监督作用,达到保障罪犯权利的目的,充分体现知情权具有的保障其他权利正常行使的属性。如亲属可以通过于罪犯交流或监狱主动公开的方式,了解监狱是否保障罪犯的正常休息、饮食,监狱是否存在强迫罪犯超时劳动的情况,是否存在虐待罪犯的行为,监狱是否充分保障罪犯的减刑、假释的利益等。对于发现存在问题的,可以通过举报、投诉的方式促使监狱改正,既对监狱开展监督,同时达到保障罪犯权益的目的。

  那么为什么需要针对罪犯家属单独进行狱务公开呢?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各主体关注的信息范畴不一致。监狱的公开对象具有多样性,包含罪犯、罪犯亲属、社会公众,这三者知情权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性,如关于监狱的性质,监狱卫生、安全状况等关于监狱整体状况,罪犯的基本权利义务,减刑假释政策等社会整体比较关注的事项3。但是应当意识到,罪犯亲属与社会公众4想要获得的信息更有可能是不同的——公众更想知道监狱建设等涉及监狱整体情况信息、刑罚的执行与变更情况、罪犯的人权保障情况,或者是监狱数据资料、监狱采购的统计情况等便于监督监狱的信息;而罪犯亲属更想了解的是罪犯的个人服刑信息,是作为家人关心罪犯在监狱的生活状况。所以,主体需求层面上的不同决定了需要区分对象进行公开,也决定了对罪犯亲属单独进行狱务公开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有针对性的进行狱务公开具有更高的效率,便于罪犯亲属、公众及时准确的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提高受众获得信息的效率。

  二、罪犯亲属知情权的范围

  亲属获得关于罪犯的信息一般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当亲属在与罪犯进行会见时,通过与罪犯交流获得信息;二是通过监狱主动公开获得信息。在这两种途径中,第一种通过与罪犯的当面交流更具有真实性和互动性;但是,在交流时主要关注的是罪犯的生活状况、劳动情况等事项,知情权的范围有限,亲属通过这一途径获得的信息是不完整的、零散的。监狱的公开虽然不具有直观性和互动性,但是其公开事项涵盖范围广,系统且完整。因此,亲属知情权应当主要通过监狱得到保障。那么,监狱应当如何确定罪犯亲属知情权的范围呢?

  (一)“亲属”的范围

  在《意见》第6条明确提出“除向社会公众公开的内容外,监狱还应当依法向罪犯近亲属公开有关罪犯的个人服刑信息”,这里使用的是“罪犯近亲属”而非“罪犯亲属”。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6条中将“近亲属”规定为“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监狱法》第47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48条规定罪犯“可以会见亲属、监护人”,会见通信的范围远大于《意见》中“近亲属”的规定,《意见》规定是否不合理?

  从罪犯角度分析,一般而言,关注罪犯的亲属包括其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均属近亲属的范畴,界定为“近亲属”基本上满足实际的需要。从监狱角度分析,对罪犯近亲属公布的信息可能包含罪犯隐私,界定为“近亲属”有利于缩小主动公开的范畴,保障罪犯隐私。从与会见通信比较分析,与谁通信是罪犯主动选择的,即使罪犯向其公开个人隐私也是罪犯的自由选择;在与罪犯会见时也主要是由亲属申请,监狱一般只是被动审查。因此,二者与监狱主动公开不同,监狱为保障罪犯个人服刑信息不被泄露,必定会更加谨慎,缩小公开对象范围。因此,权衡而言,“罪犯近亲属”作为知晓罪犯个人服刑信息的主体是合理的。

  当成年罪犯没有近亲属时,其他关系密切的亲属可以按照顺位原则,代替近亲属享有知情权,从而保障罪犯的正当权益。如罪犯虽然没有近亲属,但是存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亲属的,监狱不能以形式上不满足“近亲属”的范畴而拒绝此类关系密切亲属知情的权利。

  当罪犯既没有近亲属,也没有其他关系密切的亲属,是否可以将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如未婚夫、妻)视为享有罪犯个人服刑信息知情权的“近亲属”。在江苏监狱网“办事服务”一栏下,有关于“常见问题”的版块,有人提出“罪犯与其是未婚夫妻关系,在领取结婚证之前罪犯被关押进监狱,现在其无法与罪犯进行会见;罪犯没有父母及其他亲戚,而且刑期长达8年,监狱的规定很不人性化”的问题。江苏监狱局回答“根据《监狱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服刑人员可以会见亲属、监护人…鉴于你未婚夫没有父母和其他亲戚,你可以拨打962326全省监狱狱务公开服务热线咨询关于来监帮教的具体规定”。5由此可看出,针对没有父母及其他亲属的罪犯,由关系密切的人对罪犯进行会见帮助是很有必要的,江苏监狱管理局在遵循法律的规定下加强对此类罪犯的保护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单纯会见帮教无法达到对罪犯的权益的充分保障。此类没有亲属的罪犯本身即属于弱势群体,在他们犯罪后对其关注的人较少,为了凸显对罪犯的人权保障,将与此类与罪犯密切关系的人视为罪犯近亲属对保障罪犯权益具有现实意义。当然,与罪犯关系密切的人需要向监狱提交申请,监狱进行审查,在征求罪犯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本文采取“罪犯亲属知情权”,不仅在于《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近亲属”的规定无法涵盖全部罪犯的情况,近亲属之外的其他亲属仍有可能属于知情权的主体,而且“罪犯亲属”的称谓更符合社会公众的认知。

  (二)知情权的具体内容

  《意见》第3条原则性的规定监狱“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可能妨害正常执法活动或者影响社会稳定的执法信息”。因此,罪犯亲属的知情权受到限制,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监狱的正常管理秩序、他人隐私高于罪犯亲属知情权的需要。

  从《意见》可以看出,罪犯亲属知情权的范畴大于公众,罪犯个人服刑信息仅针对罪犯亲属公开。第6条明确规定了对罪犯亲属公开的具体内容,包括:(1)监狱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2)对监狱提请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建议有异议的处理方式;(3)监狱对罪犯实行分级处遇、考评、奖惩的结果,以及对结果有异议的处理方式;(4)罪犯立功或重大立功的结果,以及对结果有异议的处理方式;(5)监狱批准罪犯通讯会见、离监探亲、特许离监的结果;(6)罪犯参加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社会自学考试、考核的结果;(7)罪犯从事的劳动项目、岗位和劳动报酬以及劳动技能、劳动绩效和劳动素养的评估等情况;(8)罪犯食品、日用品消费及个人钱款账户收支等情况;(9)罪犯身体健康状况、体检结果以及疾病诊治等情况;(10)监狱认为需要向罪犯近亲属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一,将监狱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规定为对罪犯亲属重点公开的内容具有合理性。为保障亲属知晓罪犯的具体关押地点,执行机关应当及时告知亲属罪犯被监管的监狱名称,《刑事诉讼法》253条规定“执行机关应当将罪犯及时收押,并且通知罪犯家属”,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执行机关应当确保罪犯亲属的知情权。

  在实践中,监狱地址等信息一般会向社会公众公开,一些监狱将其所在地址、联系方式、乘车路线等公布于监狱门户网站,便利公众及亲属查询。如江苏、广东等地的监狱管理局门户网站,将辖区内的各个监狱的详细信息进行公布,便于公众查询。监狱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与罪犯个人信息无关,公众可能存在知悉监狱相关信息的需求,实践中将这类信息视为针对公众公开的信息具有合理性。而《意见》强调对罪犯亲属公开监狱的名称等信息,重点在于向监狱施加向亲属公开此类信息的绝对义务,监狱不能拒绝;且为了进一步满足罪犯亲属的需求,体现监狱的人性化,通知罪犯亲属时,不能局限于告知罪犯被关押的地点,应当同时告知亲属监狱的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

  第二,对罪犯亲属公开具有争议性的处理结果有助于及时化解纠纷,并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督。以罪犯减刑为例说明向罪犯亲属公开处理结果的重要性。监狱针对某一罪犯提请减刑的,由监狱内部审核罪犯是否符合满足减刑的条件,主要审查罪犯的罪名与刑期、计分情况、平时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减刑幅度等事项;减刑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并由法院最终裁定。因此,对监狱提请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主体包括监狱监管人员、检察机关、法院6、其他罪犯及其亲属。

  首先,《意见》中规定对罪犯亲属公开的是对监狱提请“假减暂”建议“有异议的处理方式”,那么公开的内容是否包含监狱提请减刑的行为?换句话说,如果对监狱提请减刑建议不存在异议的,监狱在提请减刑时是否需要告知罪犯亲属,抑或在法院做出减刑裁定时一并告知?狱务公开的发展趋势是强调监狱开展“刑罚执行办案平台”建设,对刑罚执行全过程进行公开,如河北省建立司法行政信息公开网,网站设置 “监狱管理局狱务公开信息”平台,对刑罚执行内容实行 “四个公开”,包含执法依据、内容、程序、结果全过程公开7。因此,无论其他主体是否存在异议,监狱都应当及时向罪犯亲属公开罪犯刑罚执行变更的全过程。

  其次,监狱告知罪犯亲属有异议的处理方式时是否需要告知具体提出异议的主体以及具体理由?对于监狱、法院、检察机关提出的异议,应当如实告知罪犯及亲属监狱、法院、检察院不同意减刑的理由。对于其他罪犯及亲属提出的异议,如果对罪犯减刑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罪犯及其亲属提出异议的事项、不予减刑或降低减刑幅度的具体理由,但是对提出异议的其他罪犯及其亲属身份信息应当进行保密,防止打击报复;如果其他罪犯及其亲属提出的减刑异议监狱经核实不予采纳,对罪犯减刑并未产生影响的,可以不予告知。

  再次,监狱需要告知罪犯亲属获得帮助的途径。如检察机关对监狱提请减刑提出异议或法院不予减刑或降低减刑幅度,而罪犯及亲属认为法院、检察院理由不当的,监狱应当及时向其解释,解开亲属疑惑;如果亲属对监狱解释仍不满意的,监狱可以在告知罪犯具体理由时一并告知亲属进行投诉、举报的途径,防止罪犯亲属产生不理性行为,及时化解矛盾。

  最后,监狱是否应当采取更为充足的措施以保障亲属及时知晓罪犯刑罚变更的情况?即是否需要在监狱门户网站公布的同时以其他方式向亲属专门公开?在监狱门户网站上的信息公开满足公众对监狱“假减暂”案件的事后监督,但是对罪犯亲属而言,事后维护罪犯的权益过于滞后,监狱需要在检察机关、法院等提出异议后及时告知罪犯亲属,使其能够及时采取措施维护罪犯正当权益。可以采取发送短信的方式告知亲属,如江苏省各监狱开通刑罚执行信息公开平台,用手机短信的形式及时向罪犯亲属、执法监督员和有关部门发布罪犯服刑改造信息8.2万余条,自2012年3月开始,南通女子监狱正式启用刑罚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利用短信向服刑人员亲属发送信息8。利用手机短信及时告知亲属关于罪犯刑罚变更的情况,有助于亲属对刑罚变更中的行为及时进行监督。

  对于监狱或其他机关决定的关系到罪犯切身利益的事项,如监狱对罪犯的分级处遇,监狱批准罪犯通讯会见、离监探亲、特许离监情况,法院对罪犯立功情况的认定等,关系到罪犯的重大利益的,应当及时告知罪犯亲属,使亲属充分发挥保障罪犯权益、监督公权力的作用。

  第三,对亲属公开关于罪犯身体健康、劳动状况、教育情况及个人收支等生活状况有助于充分保障罪犯人权。罪犯在监狱中的生活状况属于亲属关心的内容,将与罪犯生活状况相关的事项告知罪犯亲属,有助于亲属及时知晓罪犯的动态。对于罪犯的健康情况,及时告知亲属罪犯的病情状况、病发原因、治疗情况等,便于亲属采取适当措施保障罪犯利益,如为罪犯申请保外就医等;告知罪犯的劳动状况,防止监狱对罪犯实施超强度劳动;告知罪犯个人收支情况,防止监狱克扣罪犯的劳动所得等。

  (三)罪犯非正常死亡事件中保障亲属知情权

  罪犯非正常死亡情况,监狱应当主动、及时、完整地向罪犯亲属公开。

  《监狱罪犯死亡处理规定》第2条提出“罪犯非正常死亡是指自杀死亡,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意外事故、他杀、体罚虐待、击毙以及其他外部原因作用于人体造成的死亡”,罪犯非正常死亡具有突发性,犯罪亲属往往无法接受,从而引发罪犯亲属与监狱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因此,如何防止罪犯亲属的不理性行为成为罪犯非正常死亡事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意见》第5条第21项提出向社会公众公开的范畴包括“监狱执法管理重大事件的处置及调查情况”,其中应当包括罪犯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调查情况。罪犯的非正常死亡一般会引起较大的关注,而监狱的不透明也极易引发不良舆论,监狱不能以罪犯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可能妨害正常执法活动或者影响社会稳定”为由,拒绝亲属知晓罪犯非正常死亡的信息,否则可能会对社会稳定形成更大的隐患。因此,及时向公众公开罪犯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对化解监狱舆论危机、保证监狱的正常监管秩序由重大意义。但是,对公众的公开情况一般是在事后原因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公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远不能满足罪犯亲属的知情权。因此,在罪犯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强调监狱等对罪犯亲属的全程公开及亲属的全程参与是化解监狱与罪犯亲属矛盾的一大良方。

  首先,在罪犯非正常死亡后,派驻监狱检察机构会及时介入调查罪犯的死亡原因,进行尸检等,这时,监狱应当与派驻检察机构共同保障罪犯亲属的知情权,监狱不能以派驻监狱检察机构已经告知罪犯亲属的调查情况而忽视自己的义务,监狱应当在罪犯亲属到场时全程参与。其次,告知罪犯亲属的内容应当具有全面性。派驻检察机构不仅需要告知罪犯的死亡原因,也需要及时告知罪犯亲属检察人员调查到的关于罪犯的其他情况,如罪犯生前的行为、情绪状况等信息。监狱应当让知晓罪犯情况的监管干警全程参与,告知亲属罪犯死亡之前的行为表现,保障亲属及时获得其所需要的信息。最后,监狱及派驻检察机构应当与罪犯亲属进行交流。监狱及派驻检察机构不仅需要向罪犯亲属进行单方的告知,更为重要的是听取罪犯亲属的意见,并向亲属解释他们的疑问,发现亲属产生不良情绪的根源并及时化解。因此,可以通过充分的保障罪犯亲属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来化解监狱与亲属之间的矛盾,及时解决罪犯非正常死亡事件,保障监狱的正常监管秩序。

  (四)罪犯要求不向亲属公开自己隐私的权利及其限度

  《意见》中第3条规定“不得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第7条也提出“对涉及罪犯个人隐私的信息不得公开”。一般而言,个人具有保障自己隐私不被他人知晓的权利,隐私权不受侵犯蕴含在人权保障之中。“人权是人的价值的社会承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观念上的、道德上的、政治上的、法律上的标准。它包含着‘是人的权利’,‘是人作为人的权利’,‘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权利’和‘是使人成为有尊严的人的权利’等多个层次。”9罪犯即使失去人身自由,但是其作为人的属性并没有改变,其隐私权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意见》中充分肯定罪犯的隐私权具有进步意义。

  《意见》第3条是对公众、罪犯、罪犯亲属三者的公开时的总体规定,第7条针对的是监狱在对罪犯进行狱务公开时,不要将涉及罪犯个人隐私的事项向其他罪犯公开,那么罪犯隐私权是否不能向其亲属公开呢?如在特殊情况下,罪犯为了避免亲属的担忧而故意不告知亲属关于自身健康等的一些状况,而且要求监狱对个人身体状况进行保密,监狱是否应当尊重罪犯的个人意志呢?

  一方面,《政府公开条例》第23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按照此条款的理念,罪犯有权拒绝监狱对涉及个人隐私事项的公开,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亲属,毕竟隐私权属于个人权利而不属于亲属共同权利。因此,罪犯的隐私权高于罪犯亲属的知情权的,当罪犯要求不公开时,应当尊重罪犯的意志,监狱不仅不能主动公开,即使家属询问,监狱也不得告知罪犯亲属关于罪犯的个人隐私。

  另一方面,《意见》第6条规定监狱对罪犯的身体健康状况、体检状况、疾病治疗情况应当主动向亲属公开,法规将此类信息纳入绝对公开的范畴,罪犯没有置喙的余地,监狱应当按照法规的规定向罪犯亲属公开。因此,保障罪犯隐私权针对的是其他人而不包括罪犯的亲属,监狱不能以保障罪犯隐私为由拒绝向亲属告知罪犯的有关个人信息。但是这一做法是否会使监狱遭受不尊重罪犯的主体资格、不尊重罪犯人权的质疑呢?

  应当认为,罪犯隐私权应当让位于监狱正常管理秩序这一公共利益的需要。首先,从罪犯角度出发,个人理性是有限的,特别是处于监狱中的罪犯,可能因为所处环境产生自暴自弃等负面情绪,对患病罪犯及时告知家属,发挥家属的作用,有利于罪犯心理的健康发展。其次,从保障罪犯人权角度,及时告知亲属罪犯的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有利于发挥亲属保障罪犯权利的作用,如罪犯病情特别严重的,亲属可以向监狱申请保外就医等,这与侵犯罪犯个人意志、侵犯人权的行为性质完全不同。再次,从公开的功能角度出发,隐私权本属于个人的权利,但是处于监狱中的罪犯,本就处于封闭的环境当中,与亲属的交流少,如果再以罪犯隐私权为由不告知亲属关于罪犯的个人情况,无疑加剧了监狱的封闭性,不仅不利于罪犯与家属之间保持正常的交流而促进罪犯的积极矫正,甚至可能因缺少公开而无法对监狱进行监督,导致监狱功能的异化。最后,从维护监狱秩序角度出发,监狱与一般的政府机构存在差异,不能以对其他行政机关的规定要求监狱遵照实施。监狱及时告知亲属罪犯的身体健康状况,防止罪犯因病情恶化甚至死亡时家属与其产生纠纷,保障监狱的正常管理秩序。因此,罪犯隐私权实质上由罪犯个人及其亲属共同享有,所以在划定亲属知情权的主体范围时,以近亲属代替亲属,缩小知悉罪犯隐私信息的主体范畴,有利于对罪犯隐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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