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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机制的构建

2016年12月28日11:25 东方法眼高一飞 张露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仍然存在查封、扣押等侦查活动不规范、涉案财物处置信息化平台不健全、处置过程缺乏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参与程序、处置信息不公开时的救济措施不完善等问题

  (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401126)

  摘要:为保障刑事诉讼中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有必要构建较为完善的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机制。目前,我国各地在公开返还涉案财物、公开涉案财物处理结果、涉案财物公开拍卖和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查封、扣押等侦查活动不规范、涉案财物处置信息化平台不健全、处置过程缺乏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参与程序、处置信息不公开时的救济措施不完善等问题。对此,有必要对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的内容予以界定。不同的诉讼环节、不同的公开对象应采取不同的公开方式,特别是在现代信息社会,要及时将涉案财物处置信息在网络平台公开,同时将拍卖信息在网上发布。司法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涉案财物处置信息,对案件相关人申请公开的,有权机关应当对其予以审查并作出决定。为保护第三人财产利益,可以在庭审过程中就第三人财产权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或者建立专门的案外人财产权的听证程序。最后,应建立涉案财物集中管理与公开机制,建立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的集中管理平台,对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实行“单据移送、三家共管”,以进行统一公开。

  关键词:阳光司法;司法公开;涉案财物;保障机制

  Abstract:To protect the parties to the cas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the public right to in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judiciary involved in the disposal of property in the corresponding disclosure obligation, to build a more perfect criminal proceedings involving public property disposal mechanism. On the status of China's current judicial point of view, the return of property involved in the public, public property involved results, involving public property auctions and property involved centralized man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country have carried out activ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and have achieved some result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such as attachment, seizure and other investigative activities are irregularities,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is not perfect, it lacks of participatory processes for the interested parties, the relief measures is not complete.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dispose of the property involved in the Criminal disclosure be defined. Different aspects of litigation and various public object should be disclosed in different ways, especially in the modern information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promptly public the information involved in the disposal of property by network platform, and put the auction information online. The judiciary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open the information involved in the disposal of property, as to the case that parties concerned apply for public, the organ should review it and make decision.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third party, it can be carried out in the course of the trial court investigation and court debate on the property rights of a third party, or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ized property outsider hearings. Finally,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property involv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entralized management and disclosure mechanism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perty involved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centralized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document transfer, three condominium" to unify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Keywords:justice in sunshine; public judicature; property involved; safeguard mechanisms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报告中都明确提出了“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的要求。同时,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要求指提出“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把构建阳光司法机制作为打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2015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实施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意见》,明确了包括公开机制构建在内的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规范工作的政策导向。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3月6日发布施行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这一规定对涉案财物的移送、接收、保管、处理和监督工作都予以明确。2016年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破解执行难问题,审议并通过《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执行信息化建设。在执行案件办理过程公开、节点告知、程序对接、文书上网等方面下功夫,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提供全方位、多元化、实时性的执行公开服务,全面推进阳光执行。”在新一轮司法改革进程中,应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的范围,创新公开方式和程序,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提供多方位、多元化的司法公开服务,进而逐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机制。

  本文着重研究司法公开机制中的涉案财物处置公开程序,笔者通过对相关基础理论的考察,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涉案财物处置公开的现状,以期对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机制有所裨益。

  一、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的现状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主要以“告知”、“公告”和“见证人在场”的形式规定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直接规定有涉案财物处置的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23日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人民法院采取财产执行措施后的对双方当事人的告知和提供查询义务。赋予了法院向当事人公开涉案财物处置信息这一最基本的义务。之后,公安部于2010年11月4日发布《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特别指出要注重管理的信息化和规范化。2014年9月,最高法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执行流程公开的若干意见》,较为全面地规定了执法公开的总体要求、渠道、内容、流程和职责分工。

  2015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意见》,其中第七条提到:“涉案财物处置工作应当做到公开、公平”,明确了包括公开机制构建在内的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规范工作的政策导向和总体要求。随后,2015年3月6日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规定对于应当返还被害人的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无人认领的,应当公告通知,并明确了涉案财物管理的监督保障工作,做好信息查询和信息公开。2015年7月22日公安部印发了《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对2010年的规定进行废止,将条文增加到了32条,使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的管理工作规定更加细化。随着2016年“两会”的召开,最高法在2016年3月公布《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报告》白皮书,总结了2013年以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取得的成效,包括建成了覆盖全国的网络执行查控体系,开发建设了执行信息公开平台,以全面推进阳光执行。

  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在不同的诉讼环节享有对涉案财物不尽相同的处置权,如侦查环节的查封、扣押、冻结,审查起诉阶段的涉案财物移送和审判环节的没收、追缴等。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的本质是司法公开,特别是执法公开,是我国当今司法公开大趋势之下具体机制的构建,其理论基础和价值意义与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和审判公开等其他公开机制具有共通性,同时又有着自身不同的特点。为了保障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害,防止出现私自截留、私分、窃取、挪用等擅自处理涉案财物等暗箱操作问题,我们所构建的各个不同的诉讼主体在不同的诉讼环节中对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过程的公开程序,就共同组成了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机制。

  我国2012年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39条将原条文中的“物品”改为“财物”,把财产性物品也涵盖在内,扩大了可处置对象的范围。同时也在第280条中第一次使用了“涉案财产”这一概念。1那么,进一步来讲,何谓本文中所讨论的“涉案财物”呢?在介绍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主要环节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涉案财物”予以界定。

  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中对“涉案财物”有着不尽相同的规定。最早在2006年4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有关走私案件涉案财物处理规定》中,将“涉案财物”定义为了“涉案的赃款赃物”。而后2015年3月6日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和2015年7月22日出台的《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中也分别都有相应的规定。

  有学者认为,涉案款(财)物,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公检法机关依据合理理由扣押的、可能是犯罪所得的一切款项、物品及其孳息、变价款物。涉案款物不包括作案工具,不包括违禁品,也不包括成为罚金、没收财产刑执行标的被告人的合法财产。2

  笔者认为,从司法公开的角度界定“涉案财物”的范围时,要坚持最大化原则,扩大涉案财物的界限。正如最高院院长周强所说:“能公开的都要公开”、“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所以对涉案财物公开的范围也应当做广义上的理解,凡是在刑事诉讼进程中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依法查封、扣押、冻结、保全、拍卖、追缴、罚没等程序性处置和实体性处置的当事人财物或相关第三人财物都应该看作是涉案财物。公开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满足财产权利相关者的知悉权,切实保障他们的利益。本文所探讨的是刑事诉讼中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的公开机制,着重研究涉案财物的获取、移送、保管和处理等主要处置环节。

  从获取环节来看,我国现行刑诉法第139条至143条对查封、扣押物证、书证予以专节规定。最高检于2010年5月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工作规定》第四条也明确了检察机关查扣冻的财产范围,规定:“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款物,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严禁以虚假立案或者其他非法方式扣押、冻结款物。对涉案单位私设账外资金但与案件无关的,不得扣押、冻结,可以通知有关主管机关或者其上级单位处理。严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合法财产。”

  从移交、保管环节来看,普通刑事案件经历完整的刑事诉讼程序,需要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在涉案财物的移送、保管环节互相配合,形成统一的运转流程。同时,公检法三机关本身也都会涉及到涉案财物的移交和保管,这是对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的程序性处置。

  我国刑诉法解释第359条规定:“对人民检察院随案移送的被告人财物及其孳息,应当根据清单核查后妥善保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第362条规定:“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包括作为物证的货币、有价证券等,应当随案移送。”由此看来,在我国,需要随案移送的涉案财物主要侧重于其证据价值,能够作为证据使用是其应当移送的必要条件。同时,对于不宜移送的财物,原则上只需要采取清单加照片的方式随案移送即可。

  从处理环节来看,涉案财物的处理涉及多种不同的措施,可能存在于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内容较为庞杂。就没收制度而言,在英国和美国,存在着民事没收和刑事没收二元化的模式。比如,在刑事没收中,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详细规定了刑事没收的条件和对象、作出没收决定的程序、对没收决定的证据要求、相关的保全措施,以及没收令的执行、变更和撤销等。[1]而在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只有刑事没收程序这一一元化的模式。特别是在德国,其刑事诉讼法对涉案财物处理程序作出了非常详尽的规定,规定没收的对象是行为人由犯罪行为制造(产生)的或用于犯罪、犯罪预备或决意用于犯罪之物,以保护公众免受危险物品的危害。[2]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第143条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涉案财物有没收、责令退赔和追缴等处理方式。2012年修改刑诉法时又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这一特别程序,完善了我国的刑事没收制度,同时形成了一般没收和特别没收这两种方式。追缴和责令退赔也是我国现行《刑法》第64条中所明文规定的制度,二者的区别不仅在于执行对象的合法性与非法性,追缴的违法所得是仍然存在、可被直接执行的,而责令退赔则针对涉案财物已经损毁、灭失的情况。

  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公开贯穿整个诉讼进程中,我国过去当然存在涉案财财物公开的实践,目前正在进行诉讼涉案财物公开的一系列改革,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系统的总结,我们已有的诉讼涉案财物公开实践主要分为以下几类情况:

  (一)公开返还涉案财物的情况

  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和相关法规的规定,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办理涉案财物的返还工作。笔者通过抽样调查湖南、重庆、河南、贵州、陕西、安徽和湖北各省市的情况,发现公开返还涉案财物基本上已经在全国大范围内普及,对于应当返还被害人的涉案财物,公安机关大多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公开返还,且主要是“涉案财物返还大会”的形式。

  为了实现打击犯罪、执政为民的方针,提升司法公信力,切实减少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并实现涉案财物的及时返还,各地公安机关公开返还涉案财物的活动首先呈现出集中返还、多次返还的特点。其次,根据每次返还涉案财物的规模不同,公开的场所也有所不同,有时在公安机关办公场所内,有时在人口聚集较多的广场内,都能够实现不同程度的公开。再次,公开返还涉案财物的群众参与性强,现场几乎都有媒体记者进行同步报道,如重庆市荣昌于2013年7月9日举行的涉案财物公开返还仪式中,不仅有领导班子成员,还有民警代表、失主代表及群众代表等近100人参加。[3]最后,在涉案财物公开返还大会上,各地区都能够实现分类展示、分类返还,提高了返还的效率。

  (二)公开涉案财物处理结果的情况

  司法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中的涉案财物作出返还、责令退赔或者没收等处理行为后,应当出具相应的法律文书并送达相对人,这就是涉案财物处理结果的公开,即法律文书的公开。此种公开行为在我国各级司法机关都应当能够做到,是履行最基本的告知义务。河南省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选择的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检务公开制度改革的试点之一,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门针对“职务犯罪案件涉案款物处理结果公开”的检务改革,并设立郑州、许昌、南阳三个试点。对于公开刑事案件涉案财物处理情况方面,特别提到:“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对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办理进展和结果公开;对职务犯罪案件查封、扣押、冻结等涉案款物处理结果公开;对危害民生、侵害民利的典型案例公开。”[4]此举是目前我国检务公开中少有的专门针对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理结果公开进行的改革,以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为切入点,强调公开查封、扣押、冻结涉案款物的处理结果,是积极探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制度的一大创举。

  (三)涉案财物公开拍卖的情况

  涉案财物的公开拍卖在我国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早在十一年前就有一起引起全国广泛关注的“李真涉案物品公开拍卖会”。此次拍卖会公开展出物品共619件,均为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犯罪所得。[5]近年来,随着科技进步,司法网络拍卖已经成为最便捷、应用最广泛的方式,司法机关在官方网站发布拍卖公告,加大了公开的力度。

  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主办的“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设有“拍卖专栏”,下设项目公告、工作公示、摇号结果、政策法规和拍卖流程等各种拍卖信息,全国所有拍卖公告均展示在此网站上,并可以网上竞价和网上支付。同时,全国885家人民法院已经入驻“司法拍卖——淘宝拍卖会”网站,对拍卖标的物进行分类竞拍,并在标的物照片下附有起拍价、评估价和拍卖时间,是我国最大最全的司法拍卖网站。据2016年《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报告》白皮书显示,2015年浙江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共完成1.46万件拍品的拍卖;全省网拍率达99.76%,成交率为90.33%,成交拍品的平均溢价率为39.9%,比过去传统委托拍卖分别提高14个百分点和18个百分点;总成交额为305.15亿元,为当事人节省佣金6.76亿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推行网络司法拍卖过程中积极寻求金融支持,推动商业银行为竞买人提供贷款服务,2015年仅中国银行江苏分行就受理贷款申请524笔,共计4.5亿元。该院还专门出台规定,完善了拍卖保留价的确定方式,调整了评估费用的收取方法。全国司法网拍单笔成交金额最高纪录屡被江苏刷新,目前最高一笔达4.25亿元。[6]另外,我国接近一半的法院还在其官网中公布拍卖公告。根据社科院的调研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国内已有38.5%的高级人民法院和44.2%的中级人民法院在其设立的门户网站上公开拍卖公告。[7]

  (四)涉案财物集中管理的情况

  涉案财物的集中规范化管理,是实现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的一个重要前提。特别是跨区域、跨部门的涉案财物电子信息化管理,使涉案财物的来源、去向、保管等处置信息都在平台上公开,既能有效遏制司法腐败、防范涉案财物暗箱操作,又能够方便当事人凭密码查询相关涉案财物信息。目前,我国各地区也都在探索建立刑事诉讼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制度,全面实现由“专人”对涉案财物进行“专管”。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利用互联网实现涉案财物执行信息的互联互通也初具规模、初显成效。

  2013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发挥联合调动作用,建成覆盖全国的网络执行查控体系,与2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了网络对接,覆盖全国共约22万个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中的70%,部分领域实现查询、冻结、扣划一体化功能,实现执行模式质的飞跃。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系统于2014年12月24日开通,目前已与全国498家法院实现远程音视频的对接,全国四级法院上下一体、内外联动、规范高效、反应快捷的执行指挥体系初步形成。

  地方法院也对此做出了探索和努力。浙江法院还探索建立了执行实施权的分段和集约机制,推行“一案一人一帐号”案款管理系统。案款管理系统与短信平台无缝对接并实行动态管理,一旦执行法院财务部门确认案款的收取和支付,立即以短信方式通知当事人,并对款项沉淀时间实施分级预警提醒,案款管理更加全面、高效。另外,在浙江省诸暨市建立了全国首家公检法一体的“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中心”,设立专门的场所统一管理公检法办理刑事案件中的所有涉案财物,将其细分为9大类,并且实现电子信息化录入。截止到2015年5月,该平台已录入3部门3大类16种4282项信息,[8]该管理中心可谓探索跨部门统一集中管理刑事涉案财物的典范。同样具有代表意义的涉案财物管理公开的范例是山西省新绛县的做法。[9]该县公安局也对刑事涉案财物进行统一备案和集中管理,设有保管库等一系列硬件设施,并通过管理台账进行分类存放和精细分区,实现实时、动态和信息化管理,使相关人员能够通过密码进入管理系统,随时追踪涉案财物上缴、使用、移交情况。

  二、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公开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对我国目前实践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各地司法机关的积极探索下,涉案财物处置公开机制的构建已经初见成效。为了建立更加系统化、成熟化的公开机制,仍需要对我国现状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和有待完善之处进行深入分析,以便于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和完善措施。

  (一)查封、扣押等侦查活动不规范

  查封、扣押是获取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的主要方式,侦查活动本身的不规范是造成程序不公开的主要障碍之一。在我国的侦查实践当中,由于外在监督不力等各方面原因的存在,客观上存在着查封、扣押等侦查活动不规范的问题。

  首先,存在立案之前扣押的问题。有些侦查机关为了追求案件的破案率,采取“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程序,滥用侦查权,在刑事立案之前对涉案财物进行扣押,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涉案财物利益相关人的财产权造成了侵犯。

  其次,刑事诉讼涉案财物扣押后保管不善的问题。实践中,由于管理不到位、责任心不强,存在丢失财物、甚至暗箱操作等现象,媒体报道的贵重物品遭警方扣押后丢失的情况比比皆是。[10]还有,笔者在重庆市某区人民检察院调研时就发现因扣押清单不规范而带来不良后果的案例。在梁某涉嫌诈骗一案中,警方当着见证人、当事人的面扣押了欠条等物品,而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梁某的妻子却指出当场扣押的欠条没有在扣押清单上列明,且未随案移送,便当即提出异议,要求投诉公安机关。由于扣押时侦查人员的疏忽,一来因案件要退回补充侦查,延长了案件的审查时间,二来给公安司法机关在群众面前的司法公信力带来不利影响。

  (二)涉案财物处置信息化平台不健全

  目前,我国司法机关信息化管理平台没有完全普及,所以对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的信息化平台建设也尚未健全,主要表现在功能少、方式少、不统一等方面。

  一是覆盖范围小。我国的公检法网上信息化办公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据了解,有一些国家级贫困县或者是偏远山区的司法机关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管理系统,所以,在这些地区建立专门针对涉案财物处置信息化平台的更是少之又少。根据数据统计,在2011年的专项治理中,仅16个省份将涉案财物纳入到这个层面的信息化管理中[11],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至今仍未适用。

  二是没有统一的信息集中管理平台。在建立涉案财物信息管理平台的司法机关之中,各个部门形成自身独立的信息系统,没有和公检法的信息实现共享。就执行罚没财物工作来说,目前状况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执行信息登记和发布机制,相关情况很难为公众所知悉。[12]这和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涉案财物分开管理密切相关,在建立跨部门的涉案财物集中管理机制之前,实现涉案财物信息跨部门共享是有一定困难的。

  三是信息化平台功能受限,大多只停留在记录查询上。比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山东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设计的“涉案财物管理系统”,主要功能为信息登记、查询和管理,缺乏预警等较为智能化的功能。另外,司法机关门户网站对社会公众公开的案件执行信息较少,如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执行案件流程”一栏中,可以查询到的“公众服务”只有机构设置、法官名录、公开指南、诉讼指南、司法解释、指导案例、审判业务、开庭公告、名册信息和意见建议,而且有的栏目中并无实质性内容,公开实效难以实现。

  (三)处置过程缺乏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参与程序

  对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的处置过程,要想使其体现公开性,增加透明度,利害关系人等与财产利益相关的第三人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当事人、第三人和见证人的参与,能够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保护第三人的财产权益不受侵犯,从而更加公正、公开地处置涉案财物。在德国和日本的没收程序中,均有第三人参加的程序,充分给予第三人了解涉案财物处置情况的机会。在美国,除了保障第三人的参与权之外,还要举行听证会,该第三人可以以听证会的形式对财产权益进行举证,同时实现刑事没收的公开性。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只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就涉案财物的处置主张权利,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涉案财物利益相关第三人参与处置过程的程序,也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比如,在通过诉讼程序处理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中,被告人在行使辩护权的同时可以行使有关涉案财物是否应当追缴和没收的辩护权,但对于被告人以外的第三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得到有效参与诉讼程序的机会,刑诉法也没有规定公安司法机关负有使他们知悉权利可能受到侵害的告知义务。第三人不仅仅在判决之前对需要追缴、没收的财产不知情,即使是在判决之后也很有可能不知道其合法权益已经受到了侵害。[13]如此一来,处置过程缺乏了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参与,就无法保障其知悉权,最终导致合法财产权利受到侵害。

  (四)处置信息不公开时的救济措施不完善

  正所谓“无救济则无权利”,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信息公开的真正贯彻实施,需要有救济措施的保障。但无论是司法文件的规定,还是实践中的操作,都缺乏对涉案财物处置信息不公开的救济程序。

  一方面,在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文件中并没有直接针对司法信息不公开的救济加以规定。国务院于2007年出台、并于2008年1月1日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不适用于司法机关,从此条例中无法找寻适用于司法机关信息公开救济机制的相关规范。在我国刑诉法中,对一审法院违反审判公开原则审理案件提供了上诉、抗诉、再审等程序性救济方式。由此可知,对司法信息公开的救济况且只能依据审判公开原则,对于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信息公开的救济的法律依据也就更加无从找寻。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赋予救济措施,当事人或者公众的知情权无法得到满足时便“状告无门”,不得不寻求网络、媒体,实践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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