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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刑后民”并非绝对原则

2011年02月21日20:31 东方法眼 王学堂
   
 

  河北省石家庄市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买官卖官事件震惊国人,而王翠棉正是扳倒她的“功臣”。她的不懈举报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王亚丽最终事发。但引发此案的王翠棉之父王破盘生前担任董事长的金华公司价值数亿元在建楼盘金华大厦的归属问题一直没有定论。(2011年2月16日检察日报)

  案件久拖不决,就是因为“先刑后民”;也因为这一原则,导致一年近2000万元的损失在继续。“先刑后民”民事权益维护路上的成了坚冰一块。

  我们知道,所谓“先刑后民原则”是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一种方式。在我国的诉讼法基本理论以及立法层面,都没有关于“先刑后民”的明确规定,而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先刑后民”仅是协调刑民交叉案件的方法之一,并未给予其一般原则的地位。在刑民交叉的情况下,还有“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的处理方式,三者平行列于同一位阶,这在司法解释中是通过是否属于“同一事实”,是否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来加以区分体现的。因此,与其说相关司法解释强调的是“先刑后民”,倒不如说强调的是对刑民交叉案件应视个案具体情况予以分别处理。因此,遇到刑民交叉的案情,不能不加区分地直接以先刑后民来中止民事诉讼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就我看来,上述案件完全可以适用这一条来开审民事部分。

  我们知道有则王永胜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河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刊登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第2期),最高法院关于该案的裁判要旨认为:犯罪分子利用商业银行对其自助柜员机管理、维护上的疏漏,通过在自助银行网点门口刷卡处安装读卡器、在柜员机上部安装摄像装置的方式,窃取储户借记卡的卡号、信息及密码,复制假的借记卡,将储户借记卡账户内的钱款支取、消费的,应当认定商业银行没有为在其自助柜员机办理交易的储户提供必要的安全、保密的环境,构成违约。储户诉讼请求商业银行按照储蓄存款合同承担支付责任,商业银行以储户借记卡内的资金短少是由于犯罪行为所致,不应由其承担民事责任为由进行抗辩的,对其抗辩主张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我国虽非判例法国家,法律人都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的案例均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讨论,不仅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同时也具有较强的指导性,从学理上说,这些案例相当于中国的“判例”。从这个意义上,自2009年2月起,银行卡被克隆类案件应该是有统一适用规则的,那就是银行要担全责。

  在现实生活中,因这类案件逐渐增多,银行无不以“先刑后民”原则予以抗辩,由于犯罪手段的高科技化,公安机关无法一一侦破,如果僵硬地适用“先刑后民”的一贯思路,势必造成原告遭受损害的权利迟迟得不到救济,正义迟迟得不到实现,这不符司法为民的宗旨。所以,目前尚无一例判决以“先刑后民”为前提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或可为上述案件作例证。

  难道说案件复杂可以作为中止民事审理的理由吗?当然不能,因为损失也大,而法律定分止争的功能要求我们的法院无权拒绝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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