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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的民众认同:基于三起新闻事件的实证分析

2011年01月10日15:00 东方法眼 王学堂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广东佛山 528000)

  内容摘要: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我国一项新型制度,在立法上尚未有明确规定,且在理论方面准备不足,法学界对刑事和解见解不一。司法实践中,对哪类案件、哪些情况下可以适用以及如何适用把握不准,存有不少分歧。即使有的案件通过和解结案,但社会效果往往不佳,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刑事和解被认为是“花钱买刑”,是司法不公的体现。本文拟从10年来关于刑事和解的三起新闻事件入手,实证分析当前刑事和解的突围路径。

  关 键 词:法的理论,刑事犯罪,诉讼和解

  刑法的价值在于秩序和安全,刑法价值的实现有赖于良好的立法、诉讼机制以及司法水平和社会环境,在现实条件下,刑法价值只能相对地实现,而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刑法价值的实现。大量司法实践表明,有具体被害人的刑事犯罪案件处理不当,往往会诱发涉法上访等不安定因素。通过刑事和解,恢复加害人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受害人受到的损害,修补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为被告人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创造条件。刑事和解制度对于妥善处理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相当的潜力。

  在西方诉讼法学理论上,所谓刑事和解制度(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会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破坏的加害人和被害者原本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在西方,这也属于新型的司法制度。

  我国悠久的调解历史、“厌讼”的文化传统、新时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设定和司法实践中存在和解的事实,均有利于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建立。

  刑事和解虽然是民事契约自由精神在刑事法领域的发挥,在和解过程中要遵循契约自由的原则,但并不意味着民事的合同规则在解决刑事和解问题上是充足的,因为当事人之间进行和解的毕竟不是简单的一般侵权行为。

  目前,关于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如何产生(究竟是由相关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担任还是由社会自愿人员担任,需要什么样的资质)、刑事和解可以针对哪些类型的案件(是固定在自诉案件范围内,还是在公诉案件中也予以运用)、刑事和解究竟可以在多大范围的诉讼程序上产生(诉讼前的和解是否要在法律上承认)、刑事和解调停的步骤和方式(怎样的步骤保证刑事和解制度中当事人确实自愿和解)、没有启动诉讼程序的刑事和解是否需要由司法机关加以监督(例如不经公安司法机关的私下和解)、诉讼过程中产生刑事和解是否需要司法机关加以监督(如何监督以及进行多大程度的监督)、刑事和解达成之后执行过程出现问题如何解决等等程序上的事项,在刑事诉讼法中都没有规定。

  也正因为如此,当年东莞法院首创的刑事和解制度曾被广泛质疑和诘难,认为是“以钱买刑”。

  就我看来,目前我国实行刑事和解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主要主尖于民众的认同基础差。

  一、山东巩金明信访案

  2002年8月8日上午9时许,被告人黄法俭(男,汉族,小学文化,农民,1983年6月2日生,山东省夏津县郑保屯镇郑保屯村,2002年8月18日被拘留,同年9月13日被逮捕)在夏津郑保屯镇郑保屯村南见同村农民巩金明的女儿巩秀春(女,汉族,初中文化,学生,共青团员,1986年2月生)一人在地里干活顿生歹意,上前将巩秀春摁倒在地掐昏奸淫之后,见巩秀春未死,怕罪行败露顿生杀人灭口之恶念,又用双手猛掐巩秀春颈部致其当场至息死亡,又将巩秀春尸体移至现场东南侧潜逃。2002年8月18日被告人黄法俭因形迹可疑被山东省临清市铁路公安派出所干警盘查询问时即其交特了在夏津县做案的罪行被抓获归案。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2月28日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并于同年3月7日一审宣判认为,被告人黄法俭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之手段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在实施强奸行为后又杀人灭口,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形响极坏,应依法从严惩处。被告人黄法俭在被盘查时主动交特其杀人强奸的罪行应视为“自首”,但鉴于于其犯罪情节严重依法不予从轻处罚,依法对被告人黄法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即被害人巩秀春的父亲巩金明经济损失人民币3000元。

  宣判后被告人黄法俭对判决不服,以投案“自首”为主要理由提起上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5月27日审理认为,上诉人黄法俭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方法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后,唯恐罪行败露又杀人灭口,并致人死亡,其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本应严惩,但鉴于上诉人黄法俭在逃跑期间,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机关盘问时主动交特了其杀人强奸的罪行应视为“自首”可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据此对被告人黄法俭改判为,判处死刑缓其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二万元。

  从一、二审的判决看,关键在于“自首”是否可以或者不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问题。一审认定为“不可以”,二审认定“可以”。但更主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刑事和解的适用不当上。

  在终审判决之后,山东省高级法院的法官拿了两万两千元钱给巩家。法官解释说,在一审中没有给巩家相应的赔偿,但是考虑到不能让被害人损失得太大,就拿出两万多元钱算是补偿[1]。

  但巩家人仍然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他们仍旧认为凶手应该偿命,而出现这样的结果肯定是有人在背后做了手脚。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后,被害人巩秀春的父亲巩金明开始上访申诉,在北京、济南巩金明夫妇二人抱着女儿的遗像和装有其骨灰的小棺材跪着向围观的人员苦诉并焚烧其女儿生前的遗物等,社会负面形响很大。甚至在奥运会期间仍在北京上访。

  今天我们评价这起案件,按照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对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或者恶意地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的规定,对被告人予以从宽处罚(判处死缓)是妥当的。

  但当时终审法官出于刑事和解的角度给被害人的2万元赔偿款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反而成为被害人家属的上访理由(司法不公)。

  这当然与我国的国情有关,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二、东莞“赔钱减刑”与“花钱买命”的争议

  2005年11月1日晚9时左右,被告人王某、赖某、周某抢劫并致被害人蔡某死亡。在公诉机关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被害人的家属也依法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因为该案的发生,被害人一家的生活已陷入了极端困顿的境地。被告人王某的家属同意先行赔偿原告5万元人民币,原告对此结果表示满意,被告人也表示要痛改前非。最后,东莞法官根据双方真实意思表达,并依照法律,对被告人王某作出一定程度的从轻处罚,一审判处死缓。

  2007年初媒体报道了东莞法院的上述做法。

  据介绍,东莞市二级法院已经在30多宗案件中适用了此办法。该报道一出,这项政策立即遭到广泛质疑,在网络上,网民们纷纷批判此项政策是“花钱买命”。新浪网以“你能接受赔钱就可减刑的司法尝试吗?”为题做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7.43%的网民表示不能接受这种做法,而表示能接受的只占5.15%,民意由此可见一斑[2]。

  民意为什么反对刑事和解?

  或许,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2009年8月10日至14日召开的全国法院大法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很好的解释了这一点。他说,“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3]

  我们必须要承认,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可能异化为“以钱买刑”(如有法院操作中先交罚金后判缓刑的情形)。

  最高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主编的《人民法院案例选》期刊曾选登了山东某法院一刑庭法官的案例,本来该法官是从法律适用上进行自我表扬。结果责任编辑一针见血,该案中有“以钱买刑”之嫌疑。

  这些司法实践中的弊端事实上阻碍着刑事和解制度的“被认同”。

  三、佛山禅城法院刑事和解的试水

  2009年7月11日,被害人“阿花”被三名男子挟持到南庄镇一间出租屋内,以阿花叫另外一名被他们控制的卖淫女逃走为由,要求阿花赔偿他们的损失。阿花不肯妥协,张某、潘某和黄某等人于是将她关了起来。当月14日晚上,张某等人再次恐吓阿花,逼她交出了身份证、农业银行借记卡及密码。随后,张某等人从柜员机提走了阿花辛苦打工赚下的5700元。15日天凌晨5时,阿花趁着屋里的人都睡着了,偷偷地在出租屋里找了两把伞撑开,两手各拿一把,从出租屋三楼北面的阳台上,纵身跳出窗外。经法医鉴定,阿花损伤程度属重伤,伤残程度为六级。阿花拿到1700元医疗赔偿款后,再也没拿回一点赔偿,而她的住院治疗费已经花了5万元。

  2010年2月10日,禅城区检察院向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阿花主张这3名涉嫌抢劫的被告人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116万元。庭审中,3名被告人称家穷,无力赔偿。

  这让承办法官为难起来,一方面,阿花错误地以城市标准来索赔,有部分赔偿申请甚至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依法最多只能支持10多万元;另一方面,如果简单地以一纸判决结案,阿花这边肯定想不通。重要的是,三被告人也理赔不起,阿花领到的判决书极可能变成一张“白条”。

  在法官16次通电话的释法明理后,阿花一方终于意识到,116万元赔偿是不可能拿到的。而三被告人得知如果能够获得阿花的谅解,将会获得酌情从轻处罚的从轻处理后,双方都表达了希望调解的意向。2010年5月26日,阿花与张某等三人达成和解协议,三名被告人每人向阿花赔偿5万元,并当场支付了赔偿款10万元,同时承诺两年内付清余下的5万元。

  据了解,今年以来,禅城区人民法院共促成35件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对话,其中有28件刑事案件达成和解协议,涉案的38名被害人获赔金额累计高达190万元。[4]

  对这一新闻,再次引发民众热议。

  但法学界学者普遍予以赞同,认为禅城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发挥法官的主导作用,积极稳妥地调处刑事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的附带民事争议,是司法能动性的体现,也是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5]

  其实,这些都可以在实践中探讨,千万别动辄扣上大帽子,一棍子打死。因为法律人都知道,这本来是个诉讼程序中的操作问题。

  目前,对刑事和解,出现了“法院一头热当事人一头冷”的尴尬局面。

  自2008年8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诉讼中适用和解的指导意见(试行)》施行以来,据佛山市中级法院2009年统计,自2008年8月以来,一审案件中,通过刑事和解处理的案件只有126件,占收案总数的1.6%,比例偏低。[6]

  一方面,我国还缺少宽容犯罪的环境,被害人和被告人对抗情绪激烈,被害人持复仇心理,根本无和解意愿,双方缺乏和解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绝大部分被告人几乎都是一贫如洗,自身没有赔偿能力,家人亲友亦没有能力承担赔偿责任。在这种现实情形下开展和解工作显得很苍白。

  更重要的是,我国民众对“花钱买刑”的刑事和解认知程度不高,这些都在制约我国这项制度的发展。

  四、正确看待民意

  互联网的开放性、匿名性、互动性等特征,为公民提供了更为自由、充分的意见表达空间。普通网民轻松拥有了网络话语权,可以大胆地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徐州“一夫二妻”区委书记、湖南衡阳六名“瞌睡干部”、剑阁“节约喝茅台”局长……这些事件,经过网络的揭露,都由此发生了急剧转向,问题解决进入了快车道。通过网络,中国公众的参政意识和公民意识正在逐步提高,今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走进中国政府网访谈室,第一次与全球网友在线交流。这些无不说明了网络的力量。网民一时间成了民意代表,网帖更成了民意的代名词。

  虚拟的网民、网络上众多的网帖真的就一定能代表民意,或者说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民意?这是一个目前尚无法予以结论的难题。

  网络民意大多是网民个体意见的表达,尽管有时可能会形成一种或数种比较相近的集体性意见,但与通常所说的具有普遍性的“民意”并不完全相同。同时,作为网络民意主体的网民,也普遍缺乏了解案件事实的条件和正确运用法律的能力。大多数网民通常是“跟着感觉走”,凭个人好恶来对案件作简单判断。而,网民很可能不具备全面了解案件相关客观事实的条件。尤其是,在案件判决结果出来之前,案件事实往往真假难辨,查明和认证事实的工作就算是对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来说也绝非易事。在此情形下,网民或根据一些未被查证属实的案件情节,或依据单独一方当事人的只言片语,就匆匆作出某种带有结论性的判断和定性,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更不能代表公共意志。

  网络舆论是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但网络所形成的舆论既可能是民意的代表,也可能是一种“舆论暴力”,有些网络言论以讹传讹加剧了公众对事实真相的不确定性和理性的丧失。在保障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应如何防止言论自由的滥用?网络应当承担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以及公民言论的道德底线在哪?

  互联网上存在很多良莠不全的信息,在难辨真假的情况下,那些带有强烈情绪性和煽动性的言论很容易干扰普通民众的判断。匿名性在给网友言论自由的同时,让网络成了谣言的发源地;声势浩大的“人肉搜索”在疯狂“寻宝”的同时,也导致铺天盖地的舆论暴力。这值得我们网民深思。

  公众一般认为真正的法治社会,司法不应受公众情绪左右。如何能够正确处理网络舆论与司法裁判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网民对案件事实和司法审判程序乃至于判决结果,发表形形色色的观点和看法,由此形成“全民皆法官”或“网络审判”的舆论现象,或多或少会对若干具体司法审判产生影响。但就原则而言,网络民意不该影响司法审判。

  [1]资料来源:2004年7月19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
  [2]《广州日报》2007年4月2日。
  [3]《人民日报》2009年8月19日。
  [4]2010年7月30日 广州日报。
  [5] 资料来自:http://www.chinanews.com.cn/shipin/2010/08-03/news16664.html,访问时间:2010年12月3日。
  [6]参见佛山法院网,邱卫玲:《关于刑事诉讼中适用和解的调研报告》,2010年12月26日访问。

  作者简介:王学堂(1972-  ),男,山东青州人,现为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干部,法学学士,中国法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著有《无法不谈:一个法律人的行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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