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加入收藏|加入桌面|网站地图|RSS

东方法眼 [dffyw.com]

 

请选择搜索分类 全站资讯图片下载视频

“坚持文明执法 遏制刑讯逼供”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06月20日15:41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此次研讨会缘于崔敏教授主持的《刑讯考论--历史、现状与纠治》项目,该项目是因崔敏教授指导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首届博士研究生李富成的学位论文《刑事推定研究》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北京市教委为鼓励指导老师而设立的“共建项目”。

  2010年6月12日至13日,首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著名学者和来自公检法司各部门以及立法机关的领导与专家共40余名,相聚于北京西郊妙灵山庄,就“坚持文明执法 遏制刑讯逼供”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此次研讨会缘于崔敏教授主持的《刑讯考论--历史、现状与纠治》项目,该项目是因崔敏教授指导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首届博士研究生李富成的学位论文《刑事推定研究》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北京市教委为鼓励指导老师而设立的“共建项目”。为了达到最佳的研讨效果,此次会议将研究内容限于以下三个方面:  

开幕式

(会场)

陈光中

(陈光中教授)

崔敏

(崔敏教授)


(陈光中教授与崔敏教授)

李富成
(李富成)

  一、如何评价遏制刑讯逼供的成效

  建国六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对待刑讯逼供的态度始终是坚定的,无论从政策上、法律上以及在指导司法实践中,都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一旦发现就要严肃查处,并且持续不断地对执法人员进行教育和整顿。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那么,对遏制刑讯逼供的成效究竟应该如何评估?学者和社会公众有着各种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已经“基本得到了遏制”,有人认为“仍然相当严重”,有人则认为是“愈演愈烈”。于是,老问题又成为新问题。

  与会专家谈到:刑讯逼供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发达国家也有类似问题,譬如美国也存在虐囚行为。但应当承认,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现在找原因也好,找对策也好,首先要把准脉,找出病症,并且弄清楚这个病症的轻重,有哪些表现形式,有哪些特点。只有把这些基本的情况摸清楚了,才谈得上对症下药,找准对策。崔敏教授召集这次会议,把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来,邀请众多专家和同行学者来会诊、号脉,是非常有价值的。

  经过热烈的讨论,对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成效与现状的评估,大致达成如下共识:经过60多年的治理整顿,刑讯逼供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就实际情况而言,不仅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问题,检察机关以及纪委在“双规”中都存在同类问题。可以说,凡是行使侦查权的单位,在办案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刑讯逼供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但在不同地区、不同的案件中表现的各不相同。一般而言,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情况会好一些;越是性质严重的罪案(例如杀人案件、涉黑案件以及引起公愤的其他案件),发生刑讯的机率就更大一些。此外,各个地区的文化、传统、经济发达程度与发生刑讯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在经济和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发生刑讯的机率会更大一些。有学者指出:当前,刑讯逼供的表现形式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值得关注:一是,刑讯逼供的手段发生变化。过去,采用赤裸裸的暴力手段比较多,目前,刑讯逼供越来越向“软性”的方向(即更多地采用不伤及皮肉的精神协迫方式)发展;二是,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多,对本地居民和有背景的人实施刑讯的相对较少。三是,不仅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逼供,而且对证人软硬相逼。四是,在某些听从权力意志侦办的案件中,刑讯逼供更是不择手段。总之,遏制刑讯逼供的效果仍然处于量变过程中,尚无根本性的改变。尽管非常残忍的,暴力性的刑讯逼供已较为少见,但日以继夜地“突击审讯”和采取精神折磨方式的变相刑讯逼供还大量存在。

  学者们指出:即将公布实施的两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直接针对的就是要防止刑讯逼供。要彻底禁绝刑讯逼供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如何对其加以遏制。对非法获取的证据,包括采取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必须坚决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越是对付严重的犯罪,越需要强调和注重程序正义,不能因为“打黑”就任意行事。

  二、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

  大家认为,刑讯逼供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目前的侦查取证手段还比较单一,不少办案单位仍然停留在“从供到证”的传统侦查模式上,对实物证据的收集和现场勘验检查能力还比较薄弱,特别在中西部地区更是如此。二是对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取得的证据如何使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大量普通的刑事案件无法使用技术手段;即使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了证据,对能否用于定案又缺乏明确的规定。三是从立法上看,我国没有证人保护制度,也没有强制证人作证制度。讯问笔录在法庭上大量使用,但对供述是否出于自愿无法做出判断。四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实践中往往是坦白得不到从宽,抗拒反而逃脱了应有的惩罚。五是强制措施存在结构性问题,非羁押措施在侦查中发挥不了作用。六是司法人员存在浓郁的口供情节。不仅侦查人员特别重视口供,检察官、法官同样看重口供。死刑案件如果没有口供,即使客观证据确实充分,法官心理也不踏实。其结果是反过来又促使侦查人员去强迫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七是录音录像手段被异化。侦查机关提供的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录音录像往往只是片段的、有选择的,致使录音录像在遏制刑讯逼供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八是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障碍重重。加之司法机关对律师的意见不重视,将律师合理建议视为刁难,影响律师作用的发挥。九是刑讯逼供在我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当刑事诉讼中诸多利益发生冲突时,刑讯逼供就再所难免。十是破案的压力。尤其是死刑案件如果不能及时侦破,方方面面就会议论纷纷,不仅党委和政府有意见,群众也会有强烈反映。对命案应当追求较高的破案率,但“命案必破”的口号并不科学。现实中不科学的考核指标,促使一些地方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造假案(例如佘详林、赵作海等冤案),无异于逼良为娼。

  除此之外,有学者强调指出:我国过去一向把公安、政法机关定位为“专政机关”、“刀把子”,忽视了公平、公正和保护人权,导致把拘捕起来的犯罪嫌疑人都看作坏人,对坏人就要狠狠地整治,因而实施刑讯逼供者往往理直气壮,自以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这是刑讯逼供之所以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再者,目前实行的由政法委协调定案的制度有缺陷,政法委又是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片面强调“互相配合”,这样,凡是公安机关侦破了的案件,由政法委协调定案,法院即使发现了非法证据,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排除。这就涉及如何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他强调指出:“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人民法院不能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刑讯逼供的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

  三、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对遏制刑讯逼供提出了一些对策:一是领导要转变观念。司法机关各级领导乃至更高层的中央领导,首先要转变观念。必须痛下决心彻底纠治刑讯逼供。只有高层领导痛下决心,不仅是宣布“严禁”,更要见诸实际的行动,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二是在“打黑”中仍然要依法办事,不能搞“特别程序”。谁不赞成“打黑”?只是希望“打黑”能够依法进行。越是严重的罪案,在查处时越要注意程序公正,这样才能使公众感受到法制的权威而不是实行人治。三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对有关讯问的规定应当更具体一些,要限定必须在法定场所讯问,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在法定场所之外制作的录音录像只能作为案件线索,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不一定每次都要在场,但至少要解决律师会见难的问题。四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不一定要规定沉默权,但对讯问制度要卡得死一点,比如,录音录像应当由看守所民警制作,不应由讯问民警制作。五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至少应把现已出台的两个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解释吸收进去。明白无误地告诉办案人员,使用非法手段获得证据,将不被法庭采信。六是要树立良好的司法理念。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不能把犯罪嫌疑人不当作人对待。司法人员对法律规定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七是要转变侦查模式,确立“以证找人”的现代侦查模式,提高侦查破案取证的能力。立法要明确规定技术侦查的方法、手段,对通过技术手段取得的证据如何使用要有明确的规定。八是遏制刑讯逼供涉及到价值选择。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将刑讯逼供标准规定得适当高一点。九是加强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使侦查程序透明化,对制度完善起到导向作用。十是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对刑讯逼供犯罪应当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同时,在一些特定犯罪中,确立事实推定规则。如对明知、故意、目的、目标、约定等主观意图的判定,应依据当场发现的客观事实推定,以减轻侦查机关的举证负担,从而间接地遏制刑讯逼供。

  在这次研讨会结束前,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学术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作了画龙点睛式的发言。他特别指出:我们既要强调侦查机关应该坚持文明执法,也要重视加强侦查机关的执法能力,特别是利用科技手段侦破案件的能力。要实行“科技强警”,就要加大科研力度、增加资金投入、引进先进技术。如果能使测谎仪达到较高的准确度,也可以广泛使用。大力推广DNA技术和其他各种高科技手段,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大大减少对于口供的依赖。同时,我们应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寄予厚望。希望这次修改,能够大大促进刑事诉讼法制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更加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陈光中教授最后说:我对崔敏教授主持的这个课题给予高度评价,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早日面世。

  (李富成整理,崔敏教授审定)

作者李富成的更多文章责任编辑:李富成
复制链接| 收藏|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