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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刑讯逼供中的推定

2009年04月17日14:07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防止和遏制酷刑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酷刑不仅严重侵犯人权,诱发冤假错案,而且损害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一、刑讯逼供犯罪的特点

  防止和遏制酷刑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酷刑不仅严重侵犯人权,诱发冤假错案,而且损害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按《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条规定:“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人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人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威胁他或第三人,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1

  参照联合国对酷刑的规定和我国的司法实践,刑讯逼供可定义为:讯问人员借助国家权力对被讯问人使用肉刑或变相地使用肉刑,通过给被讯问人肉体或精神上制造痛苦的行为,来获得被讯问人口供的职务犯罪行为。刑讯逼供具有以下特点:

  (一)主体特定性

  刑讯逼供主要发生在侦查阶段,犯罪主体通常是享有侦查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这些机关的辅助人员。尽管在刑事诉讼其它阶段也可能发生刑讯逼供现象,但不占主流,这主要是由侦查阶段的任务和侦查权的特点决定的。

  侦查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发现犯罪、制止犯罪、打击犯罪,这决定了侦查活动必须具有积极、主动、进攻的特性,才能很好地完成打击犯罪的任务。为了便于侦查部门顺利地完成打击犯罪的任务,法律赋予侦查部门广泛的权力,包括拘留、逮捕、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权力。这些权力的行使都会涉及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用之不慎极易侵犯人权。尽管我国刑事法律明文规定,刑事诉讼必须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基于权力天生的扩张性,侦查权在行使过程中如果没有受到适当的规制,很难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基于维护社会治安的现实压力和侦破命案的迫切需要,目前还缺少对侦查权进行有效制约的机制。“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 侦查权是直接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权力,更具有扩张性,如果不能对它有效制约,侦查中侵犯人权的现象就在所难免。在侦查中侵犯人权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刑讯逼供,刑讯逼供的具体方式难以列举,总的目的是让犯罪嫌疑人肉体或精神产生痛苦,以此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与侦查部门相比,公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监督侦查行为是否合法,审查移送起诉的案件是否达到提起公诉的标准。所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尽管也有刑讯逼供现象发生,但与侦查阶段相比要少得多。

  在审判阶段,为了保证司法公正,要求审判机关被动、中立、消极。审判机关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它相对超脱,在刑事诉讼中审判机关少有自己追求的利益,因而,很少听说审判机关有刑讯逼供的现象。

  (二)目的明确性

  刑讯逼供的思想基础是有罪推定,直接目的是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获取口供的目的又是为了印证侦查人员的判断准确。

  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中心地位,整个刑事诉讼都是围绕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展开的。侦查人员在初步接触案件后,会对谁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形成一个初步的判断或印象,初步的印象或判断是否正确有待于证据的检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认为:“称犯罪嫌疑人,指有犯罪之嫌疑,而未经起诉之人,亦即侦查中所想象之犯人。”3 既然犯罪嫌疑人是侦查人员所想像的犯罪人,侦查人员就急需取得证据印证自己想像是否正确,而犯罪嫌疑人对自己是否有罪最为清楚。如果犯罪嫌疑人能够主动承认犯罪,无疑有力地证明侦查人员对案件的判断正确。尽管物证等其它证据也能印证侦查人员想像是否正确,但收集物证的成本明显要高于收集口供的成本,物证通常又是间接证据,不如口供那样能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所以,在能够印证侦查人员想像是否真实的所有证据中,侦查人员是比较偏爱口供的,这就是所谓的“口供情结”。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与侦查人员有着不同利益追求,这决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侦查人员对案件的想像会经常不一致。以是否反映案件真实为标准,侦查人员对案件的想像与犯罪嫌疑人供述存在以下的可能性:犯罪嫌疑人供述与侦查人员想像都是真实的;侦查人员的想像是真实的,犯罪嫌疑人口供是虚假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是真实的,侦查人员想像是错误的;侦查人员想像与犯罪嫌疑人口供都是虚假的。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侦查人员想像与犯罪嫌疑人口供才有可能相吻合,犯罪嫌疑人口供对侦查人员的想像才能起到印证作用。在后三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与侦查人员的想像并不一致。就司法实践而言,犯罪嫌疑人供述与侦查人员想像不一致性要远远大于它的一致性,这是符合情理的。从情理上看,不管侦查人员想像是否正确,犯罪嫌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会主动承认犯罪。这是因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是以侦查人员收集到一定证据,认为犯罪嫌疑人有罪为前提的。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是真正的犯罪人,他不愿承认犯罪;如果他是真正犯罪人,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他也不愿承认犯罪。因而,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口供通常不能对侦查人员想像起到印证作用。当然,并不排除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一部分真心悔过,能够主动交待问题的犯罪嫌疑人。

  基于侦查进攻性特点,侦查人员在初步确定犯罪嫌疑人后,就会“咬住不放”。侦查人员能否“咬住”犯罪嫌疑人,取决于犯罪嫌疑人供述与案件真实是否相一致,而不是取决于与侦查人员想象是否相一致。但侦查的推进是按照侦查人员事先设定的路径展开的,从侦查人员的角度看,他通常是以自己事先设定的,或者想像的标准作为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讲真话的标准。当犯罪嫌疑人供述与侦查人员事先设定的或想像的标准不一致时,犯罪嫌疑人供述就起不到印证侦查人员想像的作用。如果犯罪嫌疑人口供不能对侦查人员想像起到补充证明作用,侦查部门要么将犯罪嫌疑人释放,要么继续收集其它证据证明犯罪。受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加之,犯罪嫌疑人身上又有一些的嫌疑,侦查人员通常不会承认自己的判断有误。如果侦查人员承认最初的判断有误,意味着不仅要将已经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释放,还要面对冤狱赔偿,这样的后果是侦查部门不愿意接受的。此时,侦查人员要么收集其它证据印证自己的想像,要么让犯罪嫌疑人改变口供印证自己的想像。如果侦查人员选择让犯罪嫌疑人改变口供方式印证自己的想像,刑讯逼供就在所难免。基于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率考虑,侦查人员通常是选择用口供来印证自己的想像正确。

  (三)原因复杂性

  刑讯逼供作为一种丑恶现象,在不少司法机关办案中或多或少地存在。刑讯逼供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文化上原因,又有人性上原因,更有现实中原因。4

  从文化层面看,刑讯逼供在我国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犯供最关紧要”,“无供不录案”。这些有关口供的文化,时至今日对侦查人员的诉讼观念仍有深刻的影响。这些负面的口供文化,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从实用的角度看,依靠刑讯逼供,侦查人员确实侦破了不少案件。在我国侦查实务部门,不少人评价问题的标准是:“只重结果,不问过程;只看目的,不问手段。”“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有关经济发展的经典性语言被许多人曲解,并作为刑讯逼供的挡箭牌。有的办案人员把刑讯逼供戏称为“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管用。”在侦查实务部门,刑讯逼供作为亚文化被一些人私下传授。从现实的角度看,每当一起刑事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面临破案的压力非常大,特别是有关领导作了限期破案的批示后,并且破案与侦查人员的升迁、奖惩挂钩时,公安机关面临的破案压力更加巨大。在侦查中,一旦侦查人员初步确定犯罪嫌疑人,就会“咬住”不放,加大审讯力度,迫其交待的问题,争取早日破案。基于侦查进攻性特点,一旦侦查人员对案件的性质判断有误,很难及时修正侦查方向,犯罪嫌疑人往往会被屈打成招。犯罪嫌疑人被屈打成招后,又会强化侦查人员最初的错误判断。“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抓住后,哪怕证据并不确实、充分,也要想方设法办成‘铁案’,常见的提法是‘一定要撬开他的铁嘴’,否则没有办法向上级交代。一旦犯罪嫌疑人承认了,被害方的怒火也就平息了,办案的民警能够立功受奖,上下左右皆大欢喜。但这样容易诱发刑讯逼供,严重的会造成冤假错案。”5 蒙受奇冤的杜培武认为刑讯逼供的原因非常复杂:“不只是要破案吧,一句话说不清,非常复杂。有些具体办案人员是为了立功。某些领导是为了保‘乌纱帽’。这么重大的一起涉枪案破不了,可想而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6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刑讯逼供造成人员伤亡的,分别按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从重处罚。立法对刑讯逼供惩处不可谓不严,但刑讯逼供犯罪似乎并没有因此收敛。在司法实践中,刑罚对遏制刑讯逼供犯罪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刑讯逼供犯罪有自身的防卫体系,一般情况下很难追究到行为人的责任。在湖北的佘祥林冤案中,当上级机关追究刑讯逼供者的责任时,当初参加审讯佘祥林的警察觉得很冤枉,并血书“我冤枉”三个大字。7 这说明刑讯逼供在一些侦查人员的心中已扎下了根,如果追究其刑事责任他是感到非常冤枉的,甚至会用生命来抗争,这从反面证明了刑讯逼供者在以往是很少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搞刑讯逼供的人很多,被追究刑事责任者甚少。相反,许多人依靠刑讯逼供侦破了案件,走上了领导岗位,所以,刑讯逼供的光环非常诱人。这一点在云南杜培武冤案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当初专案组“侦破”案件时,集体立功受奖;后来发现是错案,又集体受罚。

  崔敏教授认为:“刑讯逼供者身上带有避雷针和上了保险丝”,很难追究其刑事责任。刑讯逼供犯罪很少被追究的原因除了个别领导人的庇护外,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刑讯逼供是一种难以证明的犯罪。刑讯逼供案件证据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对一”:犯罪嫌疑人主张侦查部门对其有刑讯逼供行为,侦查人员否定有刑讯逼供,谁也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最后,有关部门只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为了遏制刑讯逼供,不少地方在讯问时采取“录音录像制度”,这对保障人权,减少刑讯逼供是有其积极作用的。鉴于客观上的原因,这项制度并不惠及所有案件,目前仅适用于重大案件。退一步讲,假定“录音录像制度”对保障人权百分之百的有效,它所保护也仅是重大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大部分案件都是普通刑事案件,如何保护普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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