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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推定的利益分析

2006年06月21日11:51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在刑事诉讼中适度地使用推定可对一些疑难问题及时做出判断,可以避免证明上的困难,提高了诉讼的效率。不过,这些仅是推定工具上的价值。

  内容摘要:推定作为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情况的一种方法,它减轻了举证责任,提高了诉讼效率,解决一些诉讼中的疑难问题,但这些仅是推定的工具价值。在工具价值的背后,推定承载着一定的利益的:或为国家利益、或为当事人利益。不同的证据制度、诉讼模式,决定推定所承载的不同利益。

  关键词:推定  利益   无罪推定   利益回归

  The study of benefit in criminal presumption

  Li   Fu   Cheng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38)

  Abstract words: Presumption is a good way that finds out the fact of case. It can reduce the burden of going forward evidence and heighten the procedure efficienty, and copy with some difficulty things. The value of presumption is only used as tool when it is performed, but it has some benefit inside the tool, which is for country’s benefit or for people’s benefit. Different evidence system and suit way have their benefit.

  Key words: Presumption  Benefit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Bring benefit back

  在刑事诉讼中适度地使用推定可对一些疑难问题及时做出判断,可以避免证明上的困难,提高了诉讼的效率。不过,这些仅是推定工具上的价值。在工具价值背后,推定还承载一定利益。推定所承载的利益既有为当事人的利益,也有为国家或社会的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呈一种复杂状态,其原因在于推定所承载的利益与不同诉讼模式和证据制度联系在一起。

  一、刑事推定利益概述

  (一)刑事诉讼是对犯罪所侵犯利益的回归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对社会秩序的侵犯,其目的是为了在侵犯中实现一定利益,这种利益是不为主流社会认可的非法利益。犯罪嫌疑人所获得的利益,正是社会或他人所损失的利益。国家作为有自身防卫体系的机器,必须具有制止侵犯合法利益和保障正义的功能。在受到外界伤害时,国家必须启动自身的防卫功能,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进行追诉,回归因犯罪行为致使国家或其人民所失去的利益。如果国家防卫不及时、不恰当,就会发生自力救济,产生新的犯罪。国家为了减少新的犯罪和报复已经发生的犯罪,在正常情况下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诉。在现代社会,国家报复犯罪和减少犯罪主要是通过刑事诉讼追回被犯罪嫌疑人所侵犯的利益,实现利益回归。使犯罪人不能从他的不法行为中获利,并对被害人进行必要的安抚,以减少新的犯罪发生。一个社会如果不具有报复犯罪的功能,就难以制止犯罪对社会文明秩序的冲击。在现代文明社会,对犯罪人所侵犯利益的回归是通过法定程序进行的,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对犯罪人的报复与犯罪人对社会的侵犯是否表征正义的区别所在。对犯罪的追诉是要实现利益上的回归,刑事诉讼是在程序内解决争利活动和重新确定利益的过程。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非法利益的剥夺,对被害人损失的利益进行补偿。古人说“讼者,争也”“争罪曰狱,争财曰讼”,① “辞者,辞庭”,说明了诉讼是为了争利,但诉讼中的争利必须接受程序的制约。刑事诉讼无论是当事人提起,还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都要求法庭依据一定的事实和法律在当事人之间重新转移利益。

  国家或当事人进行诉讼目的有两方面:一是给犯罪人带来不利益,二是防止新的犯罪。任何人不能从他的违法行为中获利,否则,难以防止犯罪对文明社会的侵犯,难以防止其他人对犯罪行为的效法。国家给犯罪嫌疑人带来不利益,它的哲学基础是报应和功利。一个人伤害了别人,就等于伤害了他自己,这是对犯罪人的报应。“谁使人流血,人亦必使他流血。该隐对此深信无疑,人人享有毁灭这种罪犯的权利,所以在他杀死兄弟之后喊到:凡遇见我的人,必杀我。”②  对犯罪人利益实行剥夺另一层原因是防止发生新的犯罪:防止社会其他人模仿犯罪人获利的行为进行新的犯罪和对犯罪嫌疑人再犯能力的剥夺,这是基于功利。给犯罪行为分配不利益的伦理根据是正义,占有或毁坏其他人的利益又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是非正义的---现代社会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正义的主要标志看其有无法律上的根据。“上帝的东西归上帝,恺撒的东西归恺撒”,是一种自然公正,犯罪嫌疑人以其行为侵犯其他人的利益,是违反这种自然公正的。

  (二)推定是剥夺犯罪人利益的有效工具

  剥夺被告人利益的无论是基于正义还是基于功利,须以查清犯罪事实为基础,犯罪事实清楚是犯罪人负担不利益的前提,也是司法机关二次分配利益的根据。如果在犯罪事实没有查清的基础上,就匆忙给犯罪嫌疑人裁量不利益,无异于“以暴制暴”。现代刑事诉讼必须遵守证据裁判原则,它要求对案件事实必须用证据证明。基于主客观原因,有相当数量的证据无法收集,相关事实也就无法用证据查清。古今出现疑难案件说明了有些案件是无法用证据查清的,但对疑难案件又不能置之不理。在坚持证据裁判案件的基础上,也应允许以推定作为裁判案件的补充方式。刑事诉讼是为实现一定的利益而进行的,推定作为服务刑事诉讼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有效方法,它必须能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给犯罪嫌疑人带来不利益(当然,刑事诉讼中也有为犯罪嫌疑人利益的推定。),并回归社会或其他人的利益,否则,推定的工具价值就难以实现。

  推定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首先,它与证据制度和诉讼模式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的证据制度和诉讼模式决定了推定工具价值的大小,推定价值功能发挥的程度依托于它所存在的证据制度和诉讼模式。其次,推定与疑案或证据不足联系在一起的。在处理疑难案件时,如果当事人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或法官依职权能够认清案件事实,就没有必要实行推定。推定是一种不完全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盖然性。推定认定案件与用证据证明案件相比是次优选择,如果没有出现证明上的困难或证据不足就没有必要使用推定的方法认定案件事实。

  (三)推定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利益

  推定从性质来看,可分为有利于当事人的推定,与不利于当事人的推定。原因在于推定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工具,它具有一种价值上的中立。国家可以用推定来证明犯罪,当事人也可以用推定来减轻自己的证明负担,并且当事人证明标准要远比国家的证明标准低得多,只要达到有可能的标准就可以推定当事人无罪。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利益保护最充分的推定莫过于无罪推定,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是被推定为无罪,并且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证明责任,如果控方收集不到充分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在罪,则推定被告人无罪。

  二、不同证据制度下的推定利益分析

  (一)神示证据制度下的推定利益分析

  原始社会人们收集证据能力欠缺,难以收集足够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对案件的处理主要是依靠神的旨意进行推定。在神示证据制度下,推定的利益主要是为当事人的私利益。诉讼由私人提起,所谓“无原告就无法官”。神示证据制度下的利益可能是为原告的利益,也可能是为被告的利益。尽管诉讼是由原告提起的,但他不一定能胜诉,胜诉、败诉要看神灵的最终指示。原告、被告利益在神做出具体指示前是处于不定之中,双方都处于“无知之幕”下,根据神的旨意进行推定具有原初的公平,能得到社会和诉讼双方的认可。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对神灵普遍存在敬畏,以神的意志作为推定利益归属具有相当的公正性。原、被告双方都不能准确预期或控制神的旨意,根据神意进行的推定,在当时是被看着是公平的推定。一个人选择了神灵裁判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神,无论最终推定结果是对已有利还不利,当事人对神意下的推定必须敬服。这种情况在公元20世纪《苏美尔法典》中得到印证:“引诱自由民之女离家外出,而女之父母知之者。” 则引诱此女之人应对神发誓云,“彼实知之,过应在彼。” 勾引自由民之女的被告,只要对神发誓。“女父母实知情,过应在彼”就可以解脱自己的罪名。《汉谟拉比法典》第126条规定“倘自由民本未失物,而诬告其邻人,则邻人应对神发誓,检举其并未失物,而此自由民应按其所要求之物,加倍交给邻人。”③

  欧洲中世纪盛行以格斗裁判疑案利益的归属,教会认为强力代表正义规则,但格斗的结果有时让教堂难以解释。1100年,有一个商人控告一名僧侣从教堂里盗窃圣杯,结果商人在决斗中落败。不久,这名僧侣面临另一项指控。他在招供的同时也承认了先前犯的盗窃罪。很明显商人控告是正确的,却没有得到上帝的保护。神职人员的解释是,商人当初曾向僧侣许诺不说出盗窃的事,结果他违背了誓言,因而受到惩罚。④ 任何一种裁判制度,必须具有发现案件真实,确保裁判正确的内在功能,否则,它的裁判效力就会受到影响。神意下的裁判经常发生错误,说明它不是一种很好的证据制度,只能存在于人类法制文明的初期。

  (二)法定证据下推定利益

  神意下的利益推定,是一种不确定的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自人类社会成立国家以后,统治者是不能允许以神意推定利益归属的方式长期存在。原因在于神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统治者很难控制神意,被统治者也利用神意来反对统治者。在神意下的推定,统治者的利益既难突显又难保证。相反,解说神意的教士往往以神的名义侵夺世俗统治者的审判权,欧洲中世纪教会与世俗封建主互相争夺裁判权印证了这一点。证据制度作为整个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必须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推定作为证据制度下一种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必须能使统治者从中获得利益,才会得到其认可。神示证据下的推定主要体现当事人双方的私利益,没有体现统治阶级的公利益,这是世俗统治者不能允许神示证据长期存在的深层原因。神意裁判下推定方式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统治者的权威,作为一个明智的、有强力的统治者是不允许神意下的推定长期存在,这决定了神示证据制度必然会为法定证据制度所替代。

  在法定证据制度下,证据的价值大小,证据如何运用,都由法律事先做出规定,法官只能依法定证据的形式认定案件事实。立法是对利益的第一次分配,统治者在制定法律时,不会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因而,法官严格按证据规则进行推定,也就是严格按统治者利益在推定。另一方面,法官与行政官互相兼职,法官的独立性差。在欧洲都是由国王、领主裁判案件事实;在中国是由行政长官兼理司法,法官运用证据的过程就是一种为国家利益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推定作为整个法定证据之下的一种认定案件方法,不可能背离统治者的利益独立存在。在法定证据制度下,如果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证言,法官必须按照男子的证言优于女子的证言、学者的证言优于非学者的证言、显贵人士的证言优于普通人士的证言进行推定,推定完全体现了服务等级制度的目的。在法定证据制度下,国家通过立法和执法基本上囊括了推定利益。

  (三)“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推定利益

  “自由心证”的经典表述是《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53条的规定:“法律并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做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已经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全部职责所在。”⑤ 在“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相对中立,独立性强。不少国家对法官还有党派之禁的要求,在这些国家法官中立、超脱,法官具有较大的人格独立性。在审查证据时,法官可凭自己的良心和理念自由地对证据做出判断。“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推定,更多地带有法官个人色彩,法官的不同感情色彩、经验会对证据做出不同的推定。推定的前提是基础事实清楚,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存在逻辑联系。而基础事实是否清楚,基础与待证事实是否具有逻辑联系完全取决于法官的内心确信和良知。从推定的结果看,可能有利于国家的公利益,也可能是有利于当事人的私利益。推定利益归属于诉讼的那一方完全取决于法官个人对证据与案件相关事实的理解,自由心证制度下的推定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使用的一种推定利益方法。

  三、不同诉讼模式下推定利益分析

  (一)不同诉讼模式的历史演进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诉讼模式可分为弹劾式、纠问式、当事人主义、职权主义,混合式诉讼模式。古代社会大多采用弹劾式、纠问式的诉讼模式;现代社会大多采用当事人主义,职权主义,混合式的诉讼模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纠问式诉讼和现代社会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其重心在于控制犯罪,法官积极主动,可归类于犯罪控制模式。古代的纠问式诉讼与现代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尽管它们都关注控制犯罪、打击犯罪,但二者有很大的区别,集中反映在二者对人权保障的程度和法官的独立性有所不同。

  弹劾式可分为古代社会的弹劾式诉讼模式和现代社会的弹劾式诉讼模式,法官在弹劾式诉讼之下被动、消极。现代弹劾式诉讼演化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诉讼中遵守正当程序,国家重视对人权的保护。刑事诉讼不仅是打击犯罪,更要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中必须遵守一系列的程序保障原则:不得自证其罪,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无罪推定等都属于正当程序原则在现代弹劾诉讼中的要求。

  (二)犯罪控制模式下的推定利益分析

  在我国封建社会和欧洲中世纪,诉讼是采用犯罪控制模式。犯罪控制模式的重点在于打击犯罪,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重在发现案件真实。在犯罪控制模式下,推定的利益主要是归于国家,这一点在疑案中体现得特别明显。当国家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是有罪还是无罪时,推定利益归于国家,其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推定利益归国家主要体现为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司法官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有罪推定。在刑事诉讼中,法官推定被告人有罪,然后再收集证据证明自己的推定正确。在此种诉讼模式下的推定,它的价值基础是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重于个人利益。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国家的整体利益,重大利益被优先推定或考虑。在司法实践中,当法律规定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或重大利益相冲突时,为了维护公利益,往往会冲突法律的束缚,做出与法律不符的推定。我国历史上的“春秋决狱”,就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整体利益,以“春秋经义”作为推定基础,保证国家的重大利益得以实现。

  在有罪推定中,强调和保障的是国家利益。在证明责任上,一方面是国家主动收集证据,证明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的方式是靠刑讯逼供,口供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大的价值。当国家证明不了犯罪嫌疑人有罪时,犯罪嫌疑人证明不了自己无罪,也不承认自己犯罪时,就出现了疑案利益。按照犯罪控制模式的宗旨,这时应推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疑案利益推定为国家所有。具体做法是把犯罪嫌疑人长期关押起来,既不说犯罪嫌疑人有罪,也不说犯罪嫌疑人无罪。

  (三)正当程序模式下的推定利益分析:

  在正当程序模式下,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刑事诉讼的重点在于保障被告人的利益,确立了不得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等规则。

  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是正当程序模式下的最具特点的一条推定原则,它主要是为被告人利益设计的一项诉讼原则。自从贝卡利亚在《犯罪与刑罚》中首次提出无罪推定思想以来,无罪推定已被多个国家立法采纳,成为一项基本的法治原则。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9 条规定:“任何人在依法被宣判为犯罪之前,均应推定无罪。”《意大利宪法》第27条2款:“被告人在最终定罪前,不得被认为有罪。”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在未经确定判决之前,对任何人不允许视其为有罪。在判断证据时,无罪推定原则体现“疑义有利于被告人”。⑥

  无罪推定原则包含以下含义:被指控犯罪的人必须首先被推定为无罪,直到或除非他本人承认或有确凿充足的证据证明有罪为止。由此而得出下列几种结果:如果控方不能提出证据,则释放被告人;由起诉方承担证明责任,他必须反驳无罪推定,以确凿的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犯有被指控的罪行。被告人没有责任解释其行为,也没有责任为自己作无罪辩解,但是,如果他以不在犯罪现场、当时神志不清或者自卫等为由进行辩护,则被告必须提出事实 证据来支持他的申辩。在某些情况下,法律规定某些特定行为可因一定事实(如占有毒品)推定为犯罪行为,并且被告人承担无罪申辩的义务。⑦ 在无罪推定原则下,推定的绝大部分利益是被告人的,只有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有小部分推定利益归于国家。这主要是考虑一些特殊案件的证明上的困难和对一些严重犯罪打击的需要,通过立法把小部分推定利益归于国家,是刑事诉讼中打击犯罪与保障的适度平衡原则在推定中的具体适用。

  (三)混合诉讼模式下的推定利益分析

  鉴于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在分配推定利益时,要么偏重于被告人利益,要么偏重国家或社会的公利益,都有其不足或偏颇。目前,世界上很少有那个国家采用单一的诉讼模式,都是以一种诉讼模式为主,兼采其它诉讼模式,诉讼模式呈混合式的国家居多。在混合式的诉讼模式下,有为被告人利益的推定,也有为国家或社会利益的推定。如,对沉默权的限制性推定就是为国家利益的推定:如果警察证明了某些基础事实,而被告人仍然保持沉默,法官就可以做出对其不利的推定。“在讯问或者指控时被告人未能提及某些事实的后果;被告人在审判时保持沉默的后果;可以从被告人未能作证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问题的情形中得出适当的推论。被告人未能或拒绝解释有关物品、物质或者痕迹的后果。”⑧  一般来说,现代混合诉讼模式的运行,都是以正当程序为指导,推定的利益主要是归属于被告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法律根据打击犯罪与保障被害人人权的需要可以做出对被告人不利的推定,此时,推定利益归属于国家。

  四、疑案中的推定利益分析

  (一)疑案利益归属的历史脉络

  推定始终与证据不足,与疑难案件联系在一起。在疑难案件中,常会遇到难以用证据证明的情况,法官通常会根据一定的原则,对疑难案件做出推定:或为当事人的私利益,或为国家、社会的公利益做出推定。我国古代就有:“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的推定原则。⑨ 对疑案的利益推定归谁,反映了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从历史上看,对疑案推定的利益有一个为当事人利益,到为国家、社会的公利益,再到当事人利益,最后到对国家、社会的公利益和当事人的私利益平衡和转化的过程。反映了从个人本位到集体本位,到个人本位,再到混合本位的诉讼理念的转化过程。对疑难案件利益的推定归属有以下方法:疑案从神、疑案从有、疑案从赎、疑案从挂、疑案从无。

  不同的推定方式,反映了对疑案处理的不同价值理念,处理疑案利益所依据的不同价值理念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诉讼模式和刑事政策。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诉讼模式大体可分为:犯罪控制的诉讼模式,正当程序的诉讼模式和混合式诉讼模式。在犯罪控制的诉讼模式下,出现疑案利益时,利益归为国家。在正当程序模式下,出现疑案利益时,利益归于被告人。在出现疑案利益时,对其处理也不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对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实际需要对利益进行分配。在一般情况下,疑案利益是归于当事人,当法律有规定时,疑案利益推定归于国家。

  (二)为当事人的推定利益分析

  为当事人利益推定的方式主要有两种:早期的疑案从神、疑案从无;现代的无罪推定原则和疑罪从无。人类社会早期处理疑案方法是疑案从神,根据神的旨意推定疑案利益归属。神是被人们预定为公正无私的,否则,神就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神意下的推定是为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的推定,或为被告人利益,或为原告人利益。加之,上古社会去神不远,早期立法实行往往呈“则天垂法”的现象,⑩ 在疑案处理中经常体现神示证据中为当事人利益的精神。在人类社会早期,对疑案处理有一个从疑案从神到疑案从无的过程。如,在古罗马法中就曾出现:“有疑,为被告人利益”。我国西周时期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这说明人类对疑案的处理已经从荒诞走向理性,从天上回到地上。西周时期统治者主张“以德配天,明德慎刑”,通过把疑案利益归于当事人来体现自己的德性,表明自己不与人民争利,它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民本思想。

  到了近代,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等思想影响下,人民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对疑案利益归人民产生了积极影响。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中都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和不自证其罪原则,反映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文明和进步。按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在出现疑案利益时,应推定归犯罪嫌疑人所有。按不自证其罪原则的要求,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有罪,国家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应推定被告人无罪。人民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国家不能与人民争利,所以,当出现疑案利益时,应当归于被告人。

  (三)为国家的推定利益分析

  当国家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犯罪嫌疑人也不能证明自己无罪时,就产生了疑案。对待疑案,统治者可采取疑案从赎,疑案从有,疑案从挂三种不同的做法,尽管处理疑案的方法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立足于国家的利益进行的推定。

  疑案从赎,国家向犯罪嫌疑人收取一定的金钱,然后把其释放,国家在释放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获得了经济利益。疑案从挂是疑案从有在司法实践中的变种,尽管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司法官员不作裁判,但它把犯罪嫌疑人长期关押,其目的主要是考虑国家安全的利益,疑案从挂在本质上是不利被告人的,是一种利益归于国家的推定。疑案从有是在犯罪嫌疑人处于有罪还是无罪不能确定时,推定其有罪;在罪重与罪轻不能确定时,推定其罪重。疑案从有是把疑案的利益归国家,它是古代社会采用的一种推定疑案利益归属的方法,在现代社会很少有国家用法律规定疑案从有,但它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原因在于国家有经济利益渗透其中。首先,国家在疑案从有中获得了经济利益。在疑案从有的情况下,国家对犯罪嫌疑人实行强制性的劳役,古代的许多重大工程就是通过罪犯的劳动完成的。我国古代刑罚中的“鬼薪、白粲”等刑罚的规定,就是国家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对犯罪人实施的一种刑罚。其次,国家的政治利益在疑案从有中得到保障。特别在一些政治犯罪中,皇帝不能确定臣下是否有犯罪的动机,推定其有罪,以避免其危害皇权,我国汉代的“腹诽之罪”就是典型的为统治者政治利益的推定。当然,为国家利益的推定,与国家利益能否实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疑罪从有,是为国家利益设定的,但这种归罪方法造成民怨沸腾,最终危害统治者统治利益,使其预期的利益难以实现。

  (四) 既有为国家又有为当事人的推定利益分析

  对待疑案的处理,我国古代还实行过疑案从轻的做法。疑案从轻毕竟不等于疑案从有,疑案从实的做法,在古代社会有其可取之处。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为国家搏得“慎刑”的美名,符合国家的政治利益。疑案从轻的利益推定,既包含了为当事人利益的推定,也包含了为国家利益的推定。

  在现代混合式诉讼模式之下,不仅要考虑国家的利益,更要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正当合理的利益。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适度平衡。在出现疑案时,有时要为被告人利益推定,有时要为国家利益进行推定。推定的利益呈现一种综合的趋向。特别在一些恐怖犯罪和毒品犯罪中,当出现疑案时,法律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时,推定疑案的利益归国家,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维持适度平衡。

  “疑罪从无”是现代刑事诉讼中普遍的做法,但在司法实践中疑案的情况很复杂,它与一个国家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国家的证明标准高,可能出现的疑案就多。就目前来看,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主要有西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和我国的实事求是的证明标准,这是比较高的两种证明标准。我国实事求是的证明标准,在证明程度上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更高。如果在证明标准很高的情况下,对案件基本事实已经清楚,只是一些次要事实不清楚的情况下,就不能一律实行推定利益归当事人。所以,对疑案利益进行推定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利益归当事人,有的利益归国家。疑案利益推定归当事人是原则,在例外的情况下疑案利益可推定归国家,但需由法律做出明确的规定。

  ① 钱国耀 黄双全《诉讼法大词典》,[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29。
  ② 洛克 著:《政府论,[M],商务印书馆,1996,9。
  ③ 陈一云 主编《证据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18。
  ④ [英]凯伦?法林顿 著《刑罚的历史》,[M],陈丽红 李臻译 希望出版社,2004,23。
  ⑤余叔通 谢朝华《法国刑事诉讼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⑥李昌珂 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⑦ David M. Walker,李双元 译,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M], 法律出版社,2002,895。
  ⑧何家弘 张卫平 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302-303。
  ⑨《礼记·王记》。
  ⑩《汉书·刑法志》:“圣人既躬悊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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