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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放人”──爱你不容易

2005年08月09日00:09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内容摘要:“无罪放人”从道理上讲,是不证自明的,但“无罪放人”不仅涉及到司法机关自身的利益,而且还涉及到其他人的利益。影响 “无罪放人”的原因错综复杂,在实践中,形成一种司法机关不敢放人、不想放人、不愿放人的局面。要彻底实现“有罪则判,无罪放人”的目标,还需全社会共同努力。
    关键词  “无罪放人”  不敢放人  不能放人  不愿放人
             
  自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民发表讲话,要求全国各级法院坚决落实“无罪放人,有罪则判”以来,全国部分法院先后对一些证据不足的案件作出无罪判决,这对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是有益的。但“无罪放人”涉及到一些深层次原因,前景不容乐观,要彻底实现“无罪放人,有罪则判”的目标,还需全体司法机关,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一、“无罪放人”的现实状况


图为本文作者在北京

(本文作者)

  (一)立法上的规定
  我国九六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前不久,四川省“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发文,要求四川省所有司法机关在今后审判案件中:“在有罪和无罪、罪轻和罪重的证据证明力大小难以区分的情况下,推定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民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强调:“各级法院要牢固树立人权保障意识和证据意识,坚决落实‘有罪则判,无罪放人’的要求”。2
  无论是从立法上,还是从司法高层人物的讲话上看,对“无罪放人”不应该有任何疑问的,它的理由是不证自明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的论述,从反面证实了这一点:“谁使人流血,人亦必使他流血。该隐对此深信无疑,人人享有毁灭这种罪犯的权利,所以在他杀死兄弟之后喊到:凡遇见我的人,必杀我。”3 谁使人流血,人亦必使他流血;反过来看,如果没有使他人流血,他人也不得使其流血。一个人只有被证实有罪,国家才有权对他加以关押,如果国家不能证实他有罪,国家就不能对他关押;如果不幸被国家错误关押了,国家就必须立即放掉他,并给以合理的赔偿,任何人,包括国家都不能对无罪的人加以关押。
  (二)司法实践中的现状
  “无罪放人”,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应该有任何问题。但理论上和立法上没有问题,不代表执法上或司法上也没有问题。从最近媒体报道出来的佘祥林案、孙万刚案看,“无罪放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佘祥林案中,尽管湖北省高院也知道此案证据不足,还是判处了他死缓,佘祥林因此被枉押了11年,如果不是他的“死妻复活”,他还可能被长期羁押下去。云南大学生孙万刚也因有杀人嫌疑,被枉押了八年,经过当事人反复申诉,才被云南省高院以“证据不足,无罪释放”。4 更有甚者,山西的岳兔元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当“被害人”复活之后,岳兔元被判处无罪,但旋即又被以诈骗罪重新关押,个中玄机,只有司法机关才清楚。5 所以“有罪则判,无罪放人”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多困境,涉及到一些深层次原因。从曹建民副院长大声疾呼中,人们可以推出“无罪放人”并非如想象的那样畅通无阻:“各级法院坚决排除各种干扰,严格依法独立公正审理好每一起案件。”6 从曹建民讲话中可以推出:各级法院在处理无罪放人的案件中是存在各种干扰的,并且这种干扰的难度很大,需各级法院坚决排除,始能克服。
  二、“无罪放人”的现实困境
   “无罪放人”面临以下困境,使得司法机关不敢放人,不能放人,不愿放人。
(一)面对被害人家属的压力---不敢放人
  面对被害人家属的压力,司法机关不敢随意放掉自己最初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那怕是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
  每当一起刑事案件发生后,不仅给被害人家属心理上造成巨大的痛苦,而且给当地社会生活带来巨大不安。被害人家属及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政府早日破案,抓获凶手。我们政府是人民政府,它对人民的反映不能坐视不管,尤其对人民这种激烈的反映,都是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加以重视的。在刑事案件侦破过程中,司法机关始终面对群众要求早日破案,严重凶手的压力。案件一天不破,凶手一天不被严惩,司法机关面对的压力一天不会减轻。在佘祥林杀妻案中,当佘祥林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有几百个村民联名要求枪毙佘祥林。湖北省在总结佘祥林案件经验教训其中有这样一条:“死者”亲属上访要求严惩“凶手”的压力,使得细节环环出错,冤案一路过关。”7 基于刑事案件的复杂性,司法机关最初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不一定就是真正的犯罪分子,当他们发现证据不足,又没有抓住真正的凶手,准备放人时,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目前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有待加强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放掉一个最初抓获,但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有罪的人,会引起被害人家属和社会各界无端猜疑。司法机关面对被害人家属和社会公众巨大的压力,是不敢轻易放掉最初抓获的人,除非它抓住了真正的凶手。
  (二)害怕轻纵犯罪----不敢放人
  从83年我国实行“严打”的刑事政策以来,始终对犯罪分子保持一种高压态势。“严打”就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加大对司法资源的投入,以期获得社会治安秩序好转的效益。“严打”的效益如何?须有一系列可量化的标准加以考核。有不少地方把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字多少或追逃犯罪嫌疑人数字多少作为考核“严打”成绩的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以至于有个别司法机关在“严打”期间为了达到规定的抓捕数量字,竟然把刑罚执行完毕的人又重新抓回来充数。基于“严打”的考核标准,司法机关是不敢轻易把抓住的犯罪嫌疑人放掉,否则,它就会面临完不成任务的不利益,同时可能给外界尤其是上级机关留下打击不力的印象。从本质上说“严打”与“无罪放人”二者并不矛盾,“严打”并不如一些国外友人理解的那样:“严打”就是“狠狠地打”。“严打”是在证据确实充分基础上的“严打”,是有一定的法律规格的“严打”,如果犯罪嫌疑人达不到法定的规格,自然应把他放掉。在“严打”的形势下,有不少同志担心坚持“无罪放人”势必在客观给人们造成一种轻纵犯罪分子的错觉,害怕自己犯错误。何况这些所谓无罪的人,并不是一点罪没有,只不过司法机关在法定的期限内收集到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只要把犯罪嫌疑人再关押一段时间,司法机关就有可能收集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罪。特别是对一些有前科,具有一定人身危险性的人,把他放出去之后,他很可能重新犯罪。基于以上考虑,司法机关在一般的情况是不敢把已经抓获,但证据又不充分的犯罪嫌疑人放掉。   
  (三)面临媒体压力---不敢放人
  在信息社会,谁都无法否认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新闻媒体在国外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新闻媒体对司法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方面看,媒体的客观、准确的报道,有利于民众知情权的实现,有利于对司法权的监督。但它的消极作用也是很明显的,特别在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还有待加强的情部下,不能排除一些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大量不实报道一些敏感性的案件,对法院的审判形成强大的压力。一些可以判死刑,也可以不判死刑的案件,在媒体大量报道后,犯罪嫌疑人被判处了死刑,以至一些犯罪分子说自己是被新闻媒体杀死的。法治发达国家都尽力避免媒体对法院审判产生不正当的影响,司法机关对媒体都持一种谨慎的态度。特别在我国家法院的独立性还有待加强的情况下,一个犯罪嫌疑人在没有在审判之前,媒体已经把犯罪嫌疑人定了罪,甚至判了刑,媒体的定罪量刑无疑会给司法机关认定案件性质造成一定的阻力。而一些司法机关出于扩大影响、提升知名度等利益上的追求,也乐于与媒体配合,完全背离了法院被动、中立的要求。法院与媒体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法院很难拒绝媒体对它的影响,在准备“无罪放人”之前,它会考虑媒体的态度。
  (四)基于诉讼效益---不愿放人
  刑事诉讼都是有成本的,无论是侦查、还是起诉,侦查、检察机关都会耗费一定的司法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着是一种资源的投入,有投入就会期待有收益,否则,就意味司法机关在做无用功。“无罪放人”的人,在通常情况下都被司法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把抓起来的人再放掉意味着司法机关是在做无用功,意味着浪费了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浪费国家是一种过错行为,是一种应该受到追究的行为。“无罪放人”不仅表明侦查阶段或起诉的阶段的投入是没有任何收益的,而且意味着真正的犯罪分子没有被绳之以法,犯罪分子还隐藏在社会,并随时可能发起新的犯罪。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司法机关没有很好地完成自身任务:把不该捕的人捕了,把该捕的人没有捕。从追求效益的角度看,任何一个机关不希望自己是在做无用功,特别是在实行奖惩责任制的单位更是如此,“无罪放人”是司法机关公开地向社会表明自己是在做无用功。因而,从避免被追究责任和节省办案成本的角度看,司法机关是不愿把抓起来的人再放掉。一旦外界对自己的工作加以否定,否认自己的办案收益-----被其它司法机关或犯罪嫌疑人要求“无罪放人”时,司法机关就会对否定其收益的外界影响产生相应的对抗力,以维护自己的既得收益。
  (五)基于肯定工作成绩-----不愿放人
  在司法实践中,除了极少数故入人罪者外,司法机关所抓的人,都是被司法认为有罪的人,尽管这种认定有可能不准确。“无罪放人”意味自己的工作被否定,无论是自我否定还是被别人否定,这种否定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益。从肯定自我的角度出发,司法机关是不愿“无罪放人”的。对于别人的否定,司法机关一般会产生相应的抵抗力。
  从外部否定来看,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是后一个司法机关否定前一个司法机关的工作成绩,这是由刑事诉讼的特点决定的。从刑事诉讼流程看,主要是由侦查、起诉、审判三个主要阶段构成的,前两个阶段是为审判阶段服务,但被告人是否有罪必须由法院说了算。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侦查、起诉必须达到有罪的要求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只有经过前两个机关认定有罪的案件,他们才会向法院移送案件的,尽管侦查、起诉机关“有罪”的认定不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法院的判决犯罪嫌疑人无罪,无疑是对前面两个机关工作的否定,意味公诉机关的工作是没有效益。否定别人或其它机关的工作成果会给别人或其它机关带来不利的后果,这种不利的后果主要表现为上级机关或社会公众对相关机关或个人的负面评价,这种负面评价对个人或机关利益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样的法院的无罪判决就会引起其它机关的抗拒,这种抗拒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形成阻力,对法院的“无罪放人”产生影响。尽管这种阻力是一种无形的,但无形的阻力也是阻力。特别是我国目前司法体制下: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既要分工负责,又要相互配合。一个机关否定另一个机关工作,在一定程度意味着不配合。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司法机关应该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但实际情况是司法机关相互之间是配合有余,制约不足。法院在认定案件无罪时,在很大程度上会考虑检察机关的态度,在一定情况下还会向有关机关请示之后再做决定。法院如果判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无罪,检察机关会认为法院做法是对自己工作的否定,尽管法院是依法办事。同样,检察机关如果认为公安机关提请公诉的案件不构成犯罪,做出不起诉决定时,公安机关也会认为检察院的做法是对自己工作的否定,尽管检察机关是依法监督。从肯自己的工作不被否定的愿望出发,对其它机关的否定行为通常会产生一种自发的抗争。
  (六)“无罪放人”的标准模糊-----不愿放人
  “无罪放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对于什么是无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尽管法律规定任何人在未经法院审判以前应假定无罪,审判权是由法院独享,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对是否是犯罪提出不同的看法。从刑事诉讼的流程和我国法律规定看:公、检、法机关都有权对是否有罪加以判断。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法律标准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检机关都是在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前提下才分别进行立案和起诉的。当然,公、检两家对是否有罪的判断不具有最终性,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还要看法院判断,但法律同时赋予公安,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的初步判断权。这样立法一方面赋予其它司法对是否有罪的初步判断权,另一方面又说法院有最终决定权。立法上的不足,由此埋下对是否“有罪”的争端。当一机关否定另一机关的“有罪”认定,其它机关就会据法力争,力图影响其它机关将要作出的“无罪放人”的决定。从诉讼的结果看:法院的判断有可能与公、检的判断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当不一致时,公安,检察机关就会认为“自己依法认定有罪”被法院否定了,就会产生冲突,对“无罪放人”造成阻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法律对是否“有罪”的规定不明确,“三机关”都可以依法加以评判。 
    (七)面临国家赔偿----不愿放人
  “无罪放人”,不仅意味有关机关办错案,而且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无罪放人”之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大多会申请国家赔偿。我国是实行国家赔偿制度,赔偿款从国库支付,但在国家赔偿之前是由单位赔偿,然后再向有过错的相关人员追偿,最后由单位向政府财政部门申请下拨国家赔偿款。尽管我国法律规定,赔偿是国家赔偿,但在赔偿过程中都会涉及到单位利益或个人利益。加之,目前各级政法机关办案经费相对紧张,而赔偿数额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如果让犯罪嫌疑人赔偿成功不仅影响单位利益,而且影响有关人员的直接利益。从利益的角度看,有关单位就会对“无罪放人”产生抵触情绪,乃至采取抵触行动。赔偿多了不仅影响有关一个单位的财政,而且对一个地区的状况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使赔偿不至于对本地财政产生影响,有关部门就有可能联合起来抑制“无罪放人”。山西的岳兔元故意杀人案件中,当“被害人”重新出现之后,岳兔元被判处无罪,但有关机关为了避免国家赔偿又以诈骗罪重新对他审判8,目的只有一个无论如何司法机关不能向被告人赔偿。有关机关为了避免赔偿,竟然不惜以牺牲人权为代价。
  (八)为避免错案追究----不能放人
  由于人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加之案件客观条件的制约,要把所有案件都办成铁案,是不可能的,但应该向无错案方向的努力。问题的关键是,要科学地看待错案和采取积极的措施从源头上减少错案的发生。目前不少司法机关为了减少错案的发生都普遍地实行错案追究制度,这对提高司法人员的责任心,公正司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错案追究制度在保障司法公正的同时,也会给相应的司法机关和有关人员带来不利益。司法机关及有关人员为了避免不利益,首选就是把案件办成铁案。在办不成铁案时,司法机关及相关人员为了避免不利益,就会想法设法掩饰自己先前行为的非法性,当然,并不否认有一些勇于承担责任的同志。但错案终归是错案,正如纸包不住火一样,它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如果强行掩饰往往会欲盖弥彰。所以推迟对错案的认定,使案件的性质处于一种模糊不定状态,是司法人员避免不利益的次优选择。要实现这种模糊不定状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无罪的人或证据不足的人长期关押。在司法实践中,衡量一个案件是否办错的标准有许多,但最客观,最直接的标准是看犯罪嫌疑人是否被释放:犯罪嫌疑人被释放,说明司法机关是真的抓错了人,否则何以会放人?出于模糊案件性质的目的,一些犯罪嫌疑人被人为地长期关押,而超期羁押并不是错案。加之,我国家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只要把案件事实最后查清,对犯罪嫌疑人多一年二年,在不少干警看来是无关紧要的。
  三、“无罪放人”的出路
  (一)正确看待错案
  错案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会有,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也大量存在错案。“哥伦比亚大学调查了1973年到1995年之间的4578宗死刑上诉案件,发现大部分都出现严重的错误,而且是一再重复。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运用DNA技术重新审核了400名等待处死的囚犯,发现其中86人是无辜的。”9 当然,美国错案比例是否真的如此之多?这是另一件事,但它至少说明了在美国也大量存在错案。
  在司法实践中,要彻底杜绝错案是不可能的,正如胡耀邦所言:“今后处理现行反革命,刑事犯罪案件,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想尽一切办法减少错捕错判。完全做到一个不错捕、一个不错判,那也要求太高,要尽量减少错捕错判。减少错捕错判唯一办法就是重证据”。10 既然在司法实践中,错案是无法避免的,就必须对错案有一种正确的心态。这涉及到以下几方面:一是如何从源头上减少错案?二是对错案要不要平反?三是对承办错案的人员要不要追究责任?
  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错综复杂,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是不可能的。但是司法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想尽一切办法减少错案。因为刑事案件的裁判事关犯罪嫌疑人的重大权利,来不得半点马虎。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应尽量减少错捕错判,尽量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
  对错案平反不应该有任何争论,公正是司法的生命,也是它存在的理由。如果一个案件后来被证明是错判了,就必须纠正,不纠正就没有公正可言。正如胡耀邦所说那样,不仅要纠正,而且要主动纠正,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对我们司法机关的信任。“丕显同志并公安部党组同志:请你们看看我划红红杠杠的两篇东西,并请公、检、法三家注意,一切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要坚决地平反过来。你们三家要经常教育干部,经常注意发现这类案件,一经发现就主动办,不要不管,也不要等上面发话才办――这样我们的人民才会更加热爱公检法队伍,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就有绝对可靠的保证”。11  司法的权威既植根于它的稳定性,更植根于它的公正性。不能为了维护司法的稳定而容忍冤假错案的存在,在发现冤假错案时,要以一种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主动纠正;否则,人民就不会热爱我们的公检法队伍,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保障,社会就不会和谐。
  平反错案不等于要追究错案,错案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尽管有许多学者反对错案追究,但完全取消错案追究,在中国的国情下,恐怕也不利于司法公正。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错案追究制度,只不过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并且按法定程度进行。如,日本国会可启动国事调查权,对法院的有关司法权进行调查。这一权力行使会侵害法官的独立审判权,所以,这种调查也有一定限制:对审判中的案件不得进行调查;调查不允许侵犯司法权的独立;只能对判决以后的案件进行;不允许把审理案件的法官作为调查对象。12 对有些错案要追究承办人员的责任,有些案件不能追究承办人员的责任,对错案责任的追究要区别对待,犹为重要是对错案追究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不能动辄追究司法人员的责任。
  (二)正确理解相互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公、检、法机关之间应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鉴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三机关”存在“配合有余,监督不足”的现状。司法机关之间要全面理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准确含义。“三机关”之间不仅要互相配合,更要互相制约。从实现司法公正的角度看:“三机关”之间更应侧重于监督,只有监督才能保障案件的办案质量,才能更好地发现案件真实。互相监督的本意,就在于“三机关”之间应该“吹毛求疵”。一机关对另一机关工作的不认同,甚至否定,并不是与自己过不去,而是在履行职责。相反,如果互相迁就,甚至包庇极易导致冤假错案。刑事诉讼的本意就是一个互相挑毛病,找错误,发现案件真实的过程。法院的无罪判决并不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否定,检察院不同意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也不是对公安工作的否定,相反,是一种忠于职守的活动。因此,司法之间应该正确理解三机关之间互相监督就是一种互相否定的过程,只有经常性地相互否定,才能保障案件的客观真实,实现司法公正。在相互否定过程中,真实的东西是否定不了,所能否定的只能是虚假的和错误的东西,“三机关”之间要正确理解互相监督的真正含义,不能害怕,更不能拒绝其它机关对自己工作的合理否定。
  (三)正确看待民意
  我国法院是人民法院,13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考虑人民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事。法院审理案件不仅考虑个案效果,而且要考虑社会效果;尽量做到个案公正与社会公正的统一,这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法院在裁判时,要考虑民意。考虑民意的前提是要区别什么是真民意?什么是伪民意?舆论代表了一定的民意,是众人之意,但民意或众意不等于公意。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时,不可能不考虑民意,但司法机关考虑民意,不等于要屈从于民意,因为民意与公意不同,民意当中有许多是非理性的。民意在多数时候,仅代表一方之意。如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科技精英”徐建平杀妻案中,就有众多的知名人士联名向法院上书,要求刀下留人,给法院的审判造成极大的压力。14 这种联名上书,仅代表被告人一方的利益,并不代表被害人的利益,至多算是众意,不能算是公意。“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不能由此推论说,人民永远有着同样的正确性。人民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民并不总能看清幸福。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在的时候,人民愿意要不好的东西。众意与公意是有很大差别的;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只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人意志总和。”15 这要求司法机关在裁判案件时,既要考虑民意,但又不能屈从于民意,更要区分公意和众意。
  (四)把“无罪放人”变为“无证放人”
  尽管“无罪放人”也是因为司法机关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就其实质来看是一种证据不足。但“无罪放人”在司法实践中标准模糊,不同的机关有不同的罪行标准。侦查机关的罪行标准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检察机关的罪行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院的定罪标准是排除法官的合理怀疑。总的来说,侦查、检察、审判机关的证明标准是呈阶梯上升状态的,立法本身就规定了三机关不同认定标准,如果以是否有罪作为放人标准,势必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为避免这种不必要的争执,可以把“无罪放人”改为“无证放人”。司法机关放人,仅仅是因为没有证据才放人,相反,如果在将来收集到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只要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是可以重新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如果法院作出“无罪放人”的决定,就意味公诉机关办错了案,把没有犯罪嫌疑的人抓起来。而“无证放人”就不一样:仅仅是司法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没有收集足够证据,所以应把犯罪嫌疑人放掉。它只说明一种事实状态,而不给放人定性,不至于引起公诉机关强烈的对抗。也为后来公诉机关进一步收集证据留下退路,这种做法有利于打击犯罪。有一些被放纵的人确实是犯罪嫌疑人,只是司法在规定期间内没有收到足够的证据,所以必须把犯罪嫌疑人放掉。如果在追诉时效内,司法机关收集足够的证据,应该允许对其重新提起诉讼。刑事诉讼就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一种适度平衡,当然,把“无罪放人”变为“无证放人”并不否定国家赔偿制度,被“无证释放”之人,如果符合国家赔偿条件,当然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The innocent man in free is not very easy
                            Li   Fu   Cheng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of Public Security,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hat the innocent man should not be detained is very clearly in reason.  Innocent man should be in free is not in touch with the benefit of judicature departments, but also the benefit of others. The reason that influences innocent man in free is very intricacy. In practice, the judicature departments are afraid to free innocent man, and are not will to free innocent man, and can not to free innocent man. In order to attain the aim which innocent man is in free and the crime man is judged, the all society must make great efforts in together.
       Key words: innocent man in free;  not will to free innocent man;   not afraid to set free innocent man;   not have to free innocent man 
  
     
  (100038  地此 北京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研究生部  李富成  电话 010 60100249  13126806985 Email: xtdxlfc@163.com
       
 
1 http://news.163.com,2005-04-09 00:31:00,来源: 东北新闻网。  
2 http://news.163.com,2005-07-20 08:20:39, 来源: 新华网。
3 洛克 著:《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96,9。
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14日16:59, 东南卫视《东南瞭望》。
http://news.163.com,2005-06-07 09:48:46,来源: 中国青年报。
6 http://news.163.com,2005-07-20 08:20:39,来源: 新华网。
7《法制日报》,2005-07-20 09:37。
8 http://news.163.com,2005-06-07 09:48:46,来源: 中国青年报。
9“冤假错案太多  美国州长清空死囚牢房遭抨击”,《中国日报网站》,2003年1月14日。
10 胡耀邦同志在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2月26日)。
11 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日批示。
12 冷罗生 著:《日本现代审判制度》,中国正法大学出版社,2003,218-219。
13 尽管有的学者主张把“人民法院”中的人民两字去掉,更好体现法院的中立性,理由是如果法院之前冠以“人民”,那么敌人到什么地方去打官司?但这种主张很快被司法机关否定了。
14新华网,2003-12-26 09:53:43),来源:中国青年报。  
15 卢梭 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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