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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全国诉讼法年会笔记

2004年10月15日20:18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10月10日至12日,2004年全国诉讼法年会在广州举行,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代表共有三百多人到会,既有诉讼法学会会长陈光中、副会长崔敏、徐静村等理论界代表,也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最高检察院研究室主任戴玉中等实务界代表,与会代表围绕着刑事诉讼法修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代表们对刑事诉讼法改还是不改、大改还是中改、小改,以及修改中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刑事程序问题、基本理论问题、证据问题等内容进行深入、广泛、热烈的讨论。
  中国诉讼法学会会长陈光中(中)、副会长崔敏(右)、徐静村(左)陈光中同志首先发言,他从宏观的角度论述这次年会是在依法治国、注重诉讼程序的价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背景下召开的,三大诉讼法的修改,不仅学者关注,司法实务部门也同样关注。陈光中会长简要地介绍国际刑法大会情况,参加国际刑法大会的外国代表有五百多人,陈会长作为中方的主席之一,出席了会议。他特别提出,对国际刑法要作广义地理解,国际刑法不仅包括刑法而且包括刑诉法等;在国际刑法大会上确立了一事不再理等刑事基本原则。作出了四个决议,都涉及刑事法律问题。这些决议尽管不是法律,但对对联合国法律文件起的制定参考作用。国际刑法大会主席提出,和平、公正、真相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具有重大的价值。
  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华元则从依法治省的角度谈了对法律的看法,广东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进步,但在实践中也发生了许多法律问题,呼唤法律成果。诚信在民众中树立,离不开法律。希望法学界多对广东进行支持,多指导广东的司法实践部门。

  年会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大会发言;二是小组讨论;三是会议总结。
  在大会上进行主题发言的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戴玉忠。
  黄松有副院长作了《完善诉讼程序 推进司法改革》的主题发言。主要内容包括:
  世界各国都把完善诉讼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96年刑事诉讼法制定,在我国司法制度上有重要义意,目前刑事诉讼法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以下建议:在修改的基本原则上应坚持⒈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⒉公正与效率。公正与效率有时相互影响,要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⒊立足中国的国情,同时借鉴各国成功的经验,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有助于我国法制发展和完善。
  在审判的具体措施上,首先是重视简易程序的作用,简易程序对提高诉讼效率有一定意义。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建议扩大简易程序的受案范围,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建议对三年以上也可以适用简易,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要对证人出庭作出明确的规定,证人没有出庭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要加强对证人进行有效的保护,国家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对证人的补助。对证人出庭作证应规定宣誓制度。实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这样做一是对被告方保护,二是防止证据突袭。黄松有院长还对羁押制度提出了建议:首先对超期羁押要进一整顿;其次建立保释为主,羁押为辅的制度;建议办案期限与羁押的期限相分离;目前对法院办案期限规定不具有合理性,侦察期限是算在审限中的,应根据案件具体案件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国外对法院的审限是不作规定的。在案件的受理方面要设定合理的诉讼程序程序,使符合条件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死刑核准程序应该加以完善,不应简单规定为法律审和程序审。改革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对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应该规定条件。
  民事诉讼改革的问题:把国外先进的诉讼理念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两便原则是我国实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是有不足,主要表现是在立法不足。只有用现代的诉讼观,对原有的两便原则进行改造,实行新的两便原则:即便于当事诉讼又便于法院审理,给予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同时实行诉讼代表制度,为当事提供诉讼救济,加强公益诉讼立法。法律的规定应更有可操着性,在修改民诉法时应注重可操性。在立法的体例上采用民事诉讼法典与独立立法的相结合,对一些特别程序是与也列入法典。在民事诉讼中要重视维护法院的司法权威,目前终审不终,已影响我国司法权威。在审级制度上,有条件地实施三审,把审判监督改为诉讼监督。同时要正确处理诉讼调解和审理判决的关系的问题,重视调解工作。
  在完善行政诉讼法的问题,黄松有副院长提出以下建议:⒈扩大受案范围,扩大到教育权等宪法权益纳入到受范围。⒉对抽象行政范围纳入受案范围。⒊对原告的资格限定过严,同时对被告的定义加以规定。⒋对行政证据制度加以总结。⒌对行政诉讼能否适用调解,司法实践中已经使用调解,在立法时可以规定行政诉讼可适用调解。⒍完善行政程序,扩大变更判决、确认判决,等形式。⒎强化行政机关首长的责任,非诉执行的审理程序。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戴玉忠作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与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的主题发言,主要内容是:
  一、正确客观评价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进行刑事法修改的前提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是在不断发展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解放后到79年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第二阶段是79年刑事诉讼法,79年的刑事诉讼法是从传统向现代的一个起点。96年诉讼法的修改,使我国诉讼法制度向前进了一大步。
  96年刑诉法修改在以下方面取得重大进步:在保障当事人的权力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如律师进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在司法机关的权力配置上有了重大的变化;在移送材枓方面有变化;重程序的观念有了重大的进步。
  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十分必要,理由如下:诉讼理论有重大发展;在司法实践中制定了相当一部分规定,这些规定经过检验,已经成熟,可上升为法律;目前我们的法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制定新的规定去完善它;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修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转变观念。
  二、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的原则
  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目前我们打击犯罪任务还是很重的,在一定地区人们还没有安全感,要重视对犯罪的打击,在打击犯罪中也重视对人权的保护。
  立足国情和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相结合。国情的内容很复杂,整个国民受法治教育的水平以及党政机关受法治教育的水平及政法机关人员水平都有待提高,在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不能脱离这个具体国情。
  在现行宪政体制的体制下进行修改刑事诉讼法,只能在现行宪政的框架下修改一刑事诉讼法。包括不实行三权分立,有一些宪法的原则必需坚持。
  三、尊重和保护人权作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重要问题来对待
  人权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已经把人权问题列入宪法,在人权问题上有了很大进步。加强律师刑事诉讼法中的作用,现行的刑诉法对律师作用的规定比以前有进步,至少在规定上是这样,但是规定得还不够,再修改刑事诉法对,在这方面要有进步。对司法机关的权力作一些明确的界定。
  四、检察机关的角色如何界定
  检察机关的作用在世界各国都不样,在我国的四个地方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对检察机关规定就不一样。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检察机关的地位是宪法规定的,目前的规定总的来说是利大于不利。检察机关地位不是凌驾于法官之上的,检察机关实际上就是对其它司法机关提意见和启动新程序,而当事人也有这样的权力;同时刑事诉讼法在修改不可能再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权力。
  检察机关的侦察权的问题。现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侦察权是有限的,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有较大的权力,英国等家检察官有一定的权力。而我国检察官没有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那么大的权力。检察机关的侦察权,主要限于对职务犯罪方面。侦察机关在侦察中是要接受多方面监督的:党的监督、人大的监督、同时还要接受法院的监督。从去年开始试行人民监督员的制度,检察工作在许多重要环节上实行人民监督员监督。这种监督是与人大监督有区别,主要是对检察机关决策的监督。
  检察机关是不是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应该是司法机关,这是有法律规定的。我国的法律就没有把司法权赋予某一个机关。从国外看也同样没有把司法权单独地赋予法院,我国的法律也没有把司法权单独地赋予法院。如果把决定逮捕的权力全部赋予法院,再由法院对自己决定逮捕的人进行审判是不符合法院中立性原则的。如果设立预审法官,这样做是可以,但我们没有设立预审法官。
  检察机关对审判监督的问题,要不要淡化?检察机关内部也有争议。法律要不要把检察机关规定为当事人?我认为目前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地位是与当事人平等的。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对法院的监督会减少法院的权威,我个人认为检察机关监督有利于维护法律权威。

  大会发言之后是小组发言,由于到会代表有三百多人,大会组织者将代表按刑事、民事、行政分为三大组,其中在刑事组下面又分为基础理论、证据、程序三个小组进行讨论,由于笔者不能同时参加三个小组的讨论,所以记录内容有所侧重。

  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的理念
  一是修改的必要性和原则问题,怎么正确处理打击和保护的问题,程序法的目的是什么?宪政与宪法的关系?要修改的重点是什么?国内与国外关系,当前刑诉法存在的突出的问题:侦察质量问题,二是反映修改的重点:死刑复核问题;审判方式改革的问题;证据的问题;三、诉讼法学理论研究问题,要不要修改,应该从实践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理论上考虑问题。
  在宪政体制下进行改革,是以自然法学还是以实证法学的指导思想?如果以自然法学就应改,反之就不应修改。
  如何落实联合国的公约?实行法官独立会不会突破现行的宪政体制?修改的根据是否可以联合国公约作为原则。

  修改刑诉法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1、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是追求有机的统一,不能单纯地强调某一方面。比如英国就是不断对控制犯罪进行调整,对沉默权的限制,对错案的纠正;大陆法系国家都加强对人权的保护;我国对控制犯罪方面,要加强对侦察措施的改进。
  2、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有学者主张程序优先,但有的学者并不太赞成这种观点;理由是强调程序优先有可能会能伤害实体;绝对强调程序优先也影响实体公正,实际上如果实体上对被告人不正确,还是应该纠正。在立法方面应该建立程序的性制裁机制,我们的处理通常是实体上处理,而没有程序性的制裁机制。
  3、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当事人选择诉讼,就是为了公正,如果没有公正,效率也就没有意义了。当然也要兼顾效率。在追求效率方面要考虑以下几方面:首选是在简易程序,要规范,可以引进经济惩罚。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的权利的平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服刑之后,要回归社会。在处理案件时候,应更多地主张和解,有关机关应尽可能地用调解和解,以及用经济手段来制裁犯罪。
  5、借鉴外国经验和我国国情相结合。结合我国国情,不等于照顾我国落后的做法。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要考虑宪法的规定:对人权保护;对公检,法关系的规定;关于逮捕的规定,目前争论比较大,有几个方案。如果把逮捕决定权归法院,是与目前宪法的规定有矛盾的。如果把自侦案件上提一级,其效率如何?是值得推敲的。在防止刑讯逼供,要尽可能与国际接轨。在研究诉讼方法上,要更加注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
  6、坚持解决重点问题与全面修改相结合,其实就是大改,中改,还是小改。首选要解决实践中突击的问题,但同时又要注重配套措施相结合。我国刑诉法条文过于简单,导致大量司法解释出现,从这个方面出发,主张全面修改。
  关于刑诉法修改有关基本原则方面,还有部分学者主张不应在刑事诉讼中加以规定,基本原则应作为具体操作规则。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基本原则不应作为一章。世界各国都没有基本原则一说。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也没有基本原则一章。从实证角度,我国把基本原则放在前面,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发生作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被虚置了。把基本原则改为具体的操作规范,更有利于保障人权。应将基本原则作结构性的调整,不把它作为一章。对有些原则,可以在基本法中加以规定:如无罪推定等。把一些不太科学的基本原则去掉,如三机关互相配合。基本原则有些对司法实践并不是都起正面的作用。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基本原则不一定要单列专章,国际上一些通行的原则,我们可以吸纳,对我国的一些带有政治性方面色彩的原则可以去掉。刑事诉讼中一些基本东西是人类共同,它与行政不同。我们对一些传统的东西要反思;公正与效率是不能共存的,行政强调的是效率。我们的诉讼制度,如何建构?作为一个学者能不能突破一些左的东西;诸如人民法院,人民是有色彩,有左的问题?那么敌人到什么地方打官司。博士生导师崔敏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生导师崔敏教授认为;我们目前的法律并不平等:如果外国人犯罪,官民犯罪方面都有不平等的规定。基本原则不能不要,关健是如何写好。有些不属于基本原则的,要把它去掉。
  刘根菊老师:刑诉法修改的问题要调整好心态,不能与中国国情脱离,学者的立场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理论与实践;摆正位置,我们是推动力,不是动力本身,我们仅是助动力,我们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首选应促动执法人员的人员,来执行法律。做点实践性调查来解决问题;调整目标,最关健的问题是什么?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诉讼就要有对抗性;使好我们的力气,搞好实证调查。博士论文有问题,国外的、古代都有,文章比例失调。对感性的东西知道太少。

  在证据方面讨论
  有关证据法基本的原则;应包括举证责任,证据交换,证据展示;证明标准。有部分学者认为刑事诉讼应确立证据采信规则:一是证明标准有无的问题;二是我们设立那些证据规则;证人不出庭,对其证据的采信问题进行讨论。
  刑诉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证据问题:当事人和法官对证据当庭认定不够,对鉴定结论有意见,对证人出庭的证言,证人出庭比较底。如何保护证人?人身安全不能保证,文化传统,法律义务的问题,经济补偿,免证问题。公安司法人员不出庭问题。
  证据展示,主要讨论了意大利的证据展示。证据展示,限定在英国等法系。大陆法系是否也有证据展示,意大利也有证据展示,但其意义发生了变化。意大利审判程序分为审前程序和审判后程序。在侦察过过程中也有证据知泄规定。证据的知泄是一个过程,陆陆续续的。律师的在场权,在紧急情况下要求律师在场,这样在一定情况下,对方也能获得一些证据情况。
  证据展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检察机关隐瞒证据有什么办法加以控制?还不如回到以前的状态,让律师可以看到全部证据。律师取证证据能力比较强,应该加强。被告人方面没有什么取证能力。
  辨方基本上掌握不了什么材枓,控方不拿不出全部证据,或者对被告人有利证据怎么办?目前我们在证据展示方面有比较大的缺陷,证据开示问题比较多。在制度上如何控制控方把全部证据拿出来,如果判断他是否全部拿出。如何保障辨控保持双方有代表性。中国法官主要是研究案情,要把握客观真实。
  在举主责任上,通常是控方举主,但有些证据,控方很难举证,是否可以在举证责任上改变一下,考虑各方的举证公平,在特殊情况下,可否让控方举证。例如,贪污的案件的财产的举证责任;受案范围的问题。
  刑讯逼供的问题,一但露出来就会处理。国外案例走上陪审团的案件很少,司法程序有一定特点,成本太高。在我国当事人不认罪,有多种情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国外的司法制度有许多配套措施,但国国情就不一样。社会控制能力强,而我国许多配套措施没有不配套。从技术上我们是可以做到与国外控制程度,但我们没有做到到与国外相同的控制水平。

  关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
  刑事诉讼法究竟是改还是不改;如何改?一个原则打击与保障并重,刑事诉讼法是什么?还是限制公力的问题?刑诉法那些部分是保护人权,是以保护。
  保护为主还是以打击为主?我们已经签署的国际条约,是否要考虑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与借鉴国外的度,我们如果来把握?在现行宪政体制下进行改革,问题是我们的现行的宪政是否建立?与我们民主法治目标是否有差距?目前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统一,很难落实。以上的问题不解决,修改刑事诉讼法很难。再比如什么叫司法机关,目前还不统一,公安、安全是不是国家司法机关?有许多基本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还存在许多问题。
  宋世杰老师发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讨论问题,我们可以搞点逆向思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具体问题开始,从具体问题进行突破,然后取得大的突破,目前宪政体制不容突破。
  只有在有犯罪之后,才有刑事诉讼?犯罪是侵害其他人的权利,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是从保障人权开始的,首选是被害人的权利,由于要保障人权所以要惩罚犯罪;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也要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要做好两个保护。
  关于司法机关的性质,侦察目前还没有人认为是行政权。如果明确侦察权是行政权,有许多问题就可以顺带解决。我们可以从具体问题开始,然后再解决。有些问题从根本问题上很难解决,但可以从具体问题上去解决。如纪委的强制措施就不受法律规制。我们可以抛开一些根本问题,从具体问题着手,就容易解决得多。
  在一些实际中存在一些法律真空,如我们提的党规党法,这些提法都值得思考。我们理论界有许多提法,都不符合实际。理论应高于实践,但不应反对实践。用理论突破是有难度的,但我们可以用实践来突破理论。如先把理论框架固定死,就很难解决问题。从本质来看,法律就是一个经验的东西。谈改革就不应受现行的法律的限制,如果受限制不是改革。可以众具体问题上克服诉讼上的一些障碍,从国外来看,也注重动作的规范。我们的规定太抽象,就可能脱离实际。
  如我们法律都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实际中广泛存在,我们应该在程序上设置一些什么的规范。怎么才能使法律变成现实,使没有争议的东西,变成现实。我们法律明确规定的东西,如何才能变成现实,使现实的法律的规定变成真实的法律。

  有关程序方面的讨论。
  对死刑程序要单列,目前我国的死刑是普通程序,应该建立独立程序。扩大简易程序的范围,但也不能太大。一般以五年以下为宜,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超过五年,如果当事人认罪;把死刑程序从普通程序中分离出来,应实行三审终审,对一些重大案件也可以纳入死刑程序,对死刑程序可以设立陪审团,对死刑期限可以适当地延长,目的是保证死刑的正确性,准确地适用死刑。在程序上把死刑作为一个特别程序来对待。对其它的一些普通程序可以实行二行终审?如果其它案件都实行三审终审,会影响案件效率。不赞成普通程序简易化,这种提法不科学。一审程序是基本程序,对一审程序可以适当地进行改革。但我国也有难题:由于没有审前程序。容易出现暗箱操着,不能当庭认定。在庭审之后,进行行量刑,造成审理和判决不符合。开庭之前,进行一定方式的证据交换,可以降低暗箱操作。
  解决超期羁押的问题,德国有没有超期羁押?现实中没有,对超期羁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单位行为。期限规定方面要理性考虑。规定相对合理的期限,也没有出口。在立法上可以规定一个出口。国外在这方面有规定。刑罚的执行监督的问题,变更执行的问题。减刑、假释、的问题。检察院的监督没有程序性的规定,变更执行从理念上应该由检察院来执行。死刑复核权的问题,理论不应反对实践,对死刑案件要实行三审终审制度上。从再审救济程序上来看,死刑案件没有救济途径,可能更有利于公正。防止法律的地方化,是程序自治的需要,有没有通过程序之外的途径来解决。选择什么样的程序来保护被告权。死刑三审终审的构想:可以先进行试点。在上诉方式上,可否采纳多种上诉途径?对事实问题的审查上要体现实体优先,在审理方式上,要提审被告人。
  在审限上死刑案件的期限上,是否可以长于普通程序?被告人的人权的问题。
  有关司法解释和法院内部规定规定太多,冲击了法律的权威性。就涉及到经济案件与经济犯罪的的界限的问题;关于司法独立的问题,是否在追求一种中立,但是在程序制度上,法官独立,关健是法官的内心独立,如何解决,法官内心独立。案件发生错误,关不是法官不独立,而是法官变坏了。
  诉讼中止的问题,在实践中并不是由于法院或检察院的错误,而是在公安方面出了问题。公安机关耽误了诉讼时效怎样处理?
  关于我国诉讼修改问题,被告有限的三审(包括三大诉讼),民行案件特殊情况下可以搞三审终审,但黄院长在刑事案件中没提。民事案件搞,而刑事案件不搞三审从道理上讲不通。我建议死刑复核取消,搞三审。
  关于审判监督问题,提起再审期限限制的问题,面临的问题是:无罪的人被错判了,能不能上诉,要不要给他平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涉及到关健性的问题能不能在期限上限制。全世界有利被告是没有限制,我们能不能限制?我们发生的错案能不能限制?
  如果事实错误不纠正。大家觉得审判监督应保留,但如何保留?;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还当事人一个清白,不能受违法性限制,也不能受性质上的限制。
  当法律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执行那一个?我们现在把检察院的权力扩大,凡是检察法要我执行,我就执行。如果一个新法,一个旧法发生冲突,两个法都有效,我应该执行那一个?包括死刑复核就是归最高院,我们应该执行那一个?我个人认为,死刑复核不收回错误的理由只有一个:违法。
  一事不再理在中国要不要搞?有没有例外?中国怎样搞?英国对一事不再理也有例外,中国不搞例外不对,关健是口子开得多大?有人是反对例外。中国不搞例外是不行的。我认为在十年以上的判决在一事不再上可以搞例外,可以进行再审,关健是卡到一个什么的线1、审级的问题,在理论研究对审级呈多元化的问题,在审级制度上要不要搞例外。作为一个审级制度在不同的诉讼中,应该统一。关于刑诉法的例外的问题:一事不再理要不要例外;举证责任要不要搞例外。例外有没有一个标准的问题。关于司法解释的问题,这种在法制上的混乱局面如何处理?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的问题。司法解释的效率的问题,这些内部规定如何对待。上位法同下位法、新法与旧法的关系如果处理。检察机关的职权的问题,如何理解人民监督员的问题?死刑核准权的问题大家都没有争议,关健是如何落实的问题。目前几种方案。再一个是审判监督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可以用三审的办法解决,但对刑事案件如果解决。
  辨护的问题。法律援助上,特别是在死刑辩护上的效果方面更有效。把法律援助做到实效。其次对执行中的法律问题:律师的求助权能否延伸到法律的执行方面,如减刑的问题。对律师的再场权的权的问题,能否设立国家的公职律师制度?
  对搜查应规定条件,至少是应判处有期处刑以上的人,对一此技术手段,要限制。目前我们侦察缺少必要监督,我认为要实行法官令状主义,也要有例外的规定。如果搜查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应给当事人一个说法。同时以对违法搜查也应有制裁措施。在诉讼中应保证当事人的一些程序性的权力应有救济途径。
  应考虑法律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应重视调查。审判权的高度垄断,导致一系列问题。能不能在以后的立法上加以解决。
  陈光中:司法上的面临地方保护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也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在一定情况下搞异地审判。审限普遍搞一刀切不科学,也作一些灵活的规定,不同案件应作不同的规定。

  在小组讨论上最高检察院同志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提出以下看法:
  1、对诉讼法的修改,我们检察机关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我们不是认为刑诉讼法不改,  具体我还不好讲。
  2、刑诉法的修改要通盘考虑,有些学者设置一个程序,但我认为应专全面考虑,涉及到许多问题。如证据展示:由谁主持?如果由法官主持,又难以防止法官形成先见。在法律没有授权的情况,我们不能突破现行法律。
  3、检察机关侦察权的问题上,基本是个立法问题,我们立法有个缺点,在立法分工上不统一,造成我们目前法律适用上的问题。如何处理检察院组织法和诉讼法的关系的关系?从特别法优先普通的关系上,组织法应该优先于诉讼法,同时组织法在实际中也没有执行
  4、问题是后法优先于前法,但这两个法律不是同一个法律。如人大的关于死刑核准权的授权的规定,是特别规定。
  5、当大家都认为检察机关权力大,但我认为检察机关不大。国外检察机关权力很大,有指挥警察的权力。国外侦察法官审查羁押的办公室就设在检察院里,设立法官批准的目的就是为保障程序上的公正。
  6、检察院的监督问题:作为理论上检察机关是公诉是没有问题,但在法律没有修改之前,我们首先是考虑执行法律。美国之所以强大,是与法律稳定有关。在不改宪法的体制上,。我认权力不受监督是造成腐败,如果我们不监督,法官腐败之后怎么办?检察机关多次强调要接受监督,我们愿意受到监督还受到批评,感到不理解。如人民监督员制度,还是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我们的规定有许多是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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