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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量刑建议”的反思

2003年12月16日13:49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核心提示:内容摘要: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行使量刑建议,并且把它作为一种权利看待,本文从权力性质、诉讼构造、公诉权能等角度论正了量刑建议应是权利

  内容摘要: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行使量刑建议,并且把它作为一种权利看待,本文从权力性质、诉讼构造、公诉权能等角度论正了量刑建议应是权利而不是权力。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把量刑建议看着是公诉权的自然延伸,在其量刑建议不被法院接受时常以对法院的抗诉和对法官的监督相抗衡,这种做法导致了司法资源被浪费,并且影响了法院裁判的稳定性。
  关 键 词:量刑建议 权利 公诉权能 诉讼构造
  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行使量刑建议,并且把它作为一种权力看待,理由是公诉权中包涵了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是公诉权的自然延伸,在其建议不被法院接受时常以量刑不当反复提起抗诉,影响法院判决的稳定。
  从权力的特点看
  量刑建议权中的“权”究竟是权力还是权利?权力最主要特点:一是行使的主体适格和法定性、二是具有国家强制性。首先从主体的适格上看,公诉机关是国家机关,是适格的权力主体,但主体适格仅是行使权力一个前题条件,还必须有合法的权力来源。权利与权力的主要区别是:法无禁止即权利,法无规定无权力。目前无论是宪法还是刑事诉讼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公诉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其次从权力的特征来看,具有使相对方强制服从的特点,相对方不服从会给其带来不利的后果。从量刑建议权的性质来看它并不能使法院完全的服从,对法院的审判结果不具有决定性作用,至多只有参考作用。从参考作用上看量刑建议只具有权利的性质不具有权力的特征,司法实践也证明了法院的判决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或者说对量刑的预期并不能完全一致。如果法院的判决与检察机关的预期完全一致就不会有抗诉的出现。抗诉的存在说明了法院的审判结果与公诉机关的预期有差距,也可以说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没有被法院采纳,如果量刑建议是一种权力,那么法院就必须采纳,所以公诉机关也无必要抗诉。抗诉的存在说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对法院的裁判结果不具有强制作用和决定作用。而强制力和决定力是权力的最主要特征。由于量刑建议权对审判的结果不具有决定力和强制力,因而就不能把量刑建议权归入为权力的范畴.。相反从检察机关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量刑建议的角度看,把其归入权利的范畴是恰当的。
  从公诉的权能看
  世界上民主法先进国家都没有把量刑建议权作为公诉权的一项权能。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明确规定公诉权有三个方面内容:公诉权是一种社会权力,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公诉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公诉权是一项犯罪追诉权。[1]从法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可以看出,公诉权权能中不包含量刑建议权力,相反从请求权的角度看,只能说明公诉权本身不具有终结性,仅为刑罚权的实现准备了条件。《德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公诉权能包含五项内容:提起公诉、准备公诉、支持公诉、变更公诉和上诉。[2] 德国同样没有把量刑建议权规定为公诉权内容之一,因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作为国家机关要模范地遵守法律,不能干涉法官对案件的自由裁量。如果规定量刑建议权为公诉权能,势必会对法官的自由心证和自由裁判产生不正当的影响。相反变更公诉权能说明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必须根据法庭审理变化而适时改变己方的诉讼请求,上诉权能说明公诉机关在先的请求没有被法庭接受只得向上级法庭再次提出请求。从上诉权能和变更公诉权能可以合理地推导出公诉机关并不享有量刑建议的权力,并不对法庭裁量刑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我国学者大都认为公诉权权能主要是指:审查起诉权、提起公诉权、不起诉权。[3] 审查起诉、不起诉基本上是程序上的一种权力,对被告人的实体上权利不产生决定性影响,而量刑本身是一种涉及到被告人实体上的权力,它能对被告人实体权利产生决定性影响。不起诉尽管涉及到被告人实体性权利,但它是在开庭以前发生,法官量刑是在开庭以后进行的,尽管两者都涉及到当事人实体上权利,但二者发生时间不同。同时,法官裁量刑罚是在两造在场情况下作出的,涉及到多个主体,不起诉无论是法定不起诉还是便宜不起诉都是公诉机关独自作出的,只有一个主体参与。不能因为公诉机关在审判前享有一定实体上的权力就必然推导出公诉机关享有审判中的量刑建议权力。
  从诉讼构造看
  刑事庭审制度改革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已由直线形向等腰三角形转变,等腰三角形结构是民主法治先进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诉讼结构,这种结构强调的是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法官居中裁断。等腰三角形诉讼模式特点是结构稳定、合理,这为依此结构生产出来的公正裁判结果,提供了一种结构上的保障。等腰三角形诉讼结构反映了诉讼的共同规律,强调的是控辩平衡,法官居中权威裁判。此种诉讼模式下公诉机关不享有量刑建议权,因为量刑建议权一方面会破坏等腰三角的平衡结构,使辩控双方地位不平等,同时会侵蚀法官的权威,不利于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直线型诉讼结构强调是相互配合,控审不分,侧重于打击犯罪,在此种结构下公诉机关享有很大的量刑建议权,但此种结构容易造成对人权的漠视和侵犯。从保护人权和维护法官权威角度出发,法律对诉讼结构的设置不允许公诉方拥有量刑建议权是合理的。我国庭审制度改革后,诉讼模式已由直线形向等腰三角形诉讼模式转化,为了巩固庭审改革的成果,合乎世界民主法治潮流自不应让公诉机关拥有量刑建议权。相反、如果把量刑建议看成权力有悖于宪政理论、不利于诉辨平衡、有碍司法权威并最终影响司法公正。
  一是有悖于权力分工理论
  我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英美三权分立式体制,但我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行使有分工。按照我国的权力分工理论和法律规定: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不受其它机关干涉。审判权能是由定罪权和量刑权两部分组成,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指法院既独立行使定罪权又独立行使量刑权。独立意指自主和不受外界干涉、排它。公诉机关独立行使公诉权,不受其它机关干涉。按照国家权力分工学说,公诉权与审判权是两种不同的权能,审判权是由法官行使,公诉权由检察官行使,审判权重断、公诉权重追。公诉权行使的目的是使犯罪人受到惩罚,立足于报应,审判权运行的目的是给犯罪人一个公平,重在保障人权。审判权和公诉权二者在运行过程中应该互不干涉互不替代,要恪守“井水不犯河水”的分工原则。如果把量刑建议权看做是公诉权能中的一种,在量刑方面就会出现两个主体,不符合审判权独立原则和审判权最终性原则。如果公诉机关坚持行使量刑建议权,意欲对被告人实体权利产生影响,这种做法至少是一种越权行为,不应产生任何法律效果,法庭也不应受其影响。独立审判既是一种职权行为也是一种法律义务行为,法院应自觉抵制和排除外界包括公诉机关对审判权的干涉行为。
  二是不利于维护诉辨平衡
  按照当事人主义诉讼理念,辩控双方地位应该平等,法庭应设法维护当事之间平等地位。只有辩控地位平等,双方之间的争辩才能展开,争辩展开得越充分,就越有利于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诉讼在某种程度上是双方当事人之间一种竞技,竞技前题是双方当事人地位必须平等。量刑建议权在本质属于审判权中的一部分,尽管它不是一种直接行使量刑的权力,但它仍能对裁判结果产生不正当影响。如果公诉人拥有量刑建议权就会破坏辩控平等地位,使双方的争辩不能充分的展开。从被告方来看,因公诉方拥有类似于法官权力的量刑建议权,因害怕争辩会给其带来不利的后果,使得其不敢与公诉方争辩。从公诉方来说因拥有量刑建议权使得其不屑与辩方争辩,因为无论辩方怎样争辩都是为了赢得法官的支持,而自己本身就拥有类似于法官的权利,这就使得它不屑与被告方争辩,缺少对争辩的积极性。由于辩方不敢争辩,公诉方不屑争辩,因而争辩活动就很难展开,不利于法官属中裁判,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进而难以对案件做出公正裁判。
  三是有碍司法权威的树立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有两种结果:一是被法院接受二理被法院拒绝。如果量刑建议被拒绝,检察机关通常是用以下两种手段作抗衡:一是抗诉二是对办案法官进行监督。我国刑诉法规定抗诉的条件是检察机关认为裁判确有错误,但确有错误在二审法官作出判决书之前是属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的内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不被法官接受时,检察机关通常是以量刑不当提起抗诉,这就使得许多本不应抗诉的案件仅因为法院的量刑与检察机关的建议有差距就被提起抗诉。提起抗诉的目的是通过二审法院的改判达到量刑建议被接受的目的,这种仅为量刑建议被接受提起的上诉势必耗费本以十分紧缺的司法资源。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不必要的抗诉降低了司法效率,同时也使许多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之中,得不到法律的认同和保护。增加许多不稳定因素,最终影响司法公正。检察机关另一条使得量刑建议被接受的方法是对法官进行监督,由于我国检察机关一身二任,既是公诉机关又是法律监督机关,当其量刑建议不被接受时,检察机关首先会怀疑法官是否有不当的职务行为。检察机关这样的怀疑既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也有其法理上的不合理性。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基于种种原因,法官办案还受外界干扰,还存在职务不廉洁的行为,因而检察机关的怀疑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从法理上看又有其不合理性:仅仅因为量刑建议不被接受就怀疑法官职务的廉洁性,这是一种典型的有罪推定。同时以法律监督的方式达到量刑建议被接受的目的不可避免地破坏审判的独立性,不利于公正审判。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量刑建议不被法院接受导致检察机关反复抗诉,由于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没有刚性规定,使得抗诉具有极大的随意性。不仅有对一审案件抗诉,而且对已经发生效力的案件检察机关也提出抗诉。以量刑建议被接受为目的反复抗诉,破坏了法院判决的稳定性,削弱了司法的权威,不利于培育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四是不利于司法公正
  西方国家为了保证法官的独立裁判和自由心证,是尽可能地排除外界对法官的不
  当干涉。公诉机关把量刑建议看成是一种权力,势必会对法官的独立裁判和自由心证产生影响。在西方公诉机关虽是代表国家进行公诉,从其角色特点看,在诉讼中仅是一方当事人,而在我国公诉机关从来就没有被看成是一方当事人,相反是被认为代表国家进行公诉行使权力,是国家机关而非一方当事人,既然是国家机关那么在诉讼中就应享有不同于一般当事人的权力,其中量刑建议权就是公诉机关力图争取的权力之一,因为这种权力能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产生影响。如果让公诉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就不能排除其既当原告又当法官的嫌疑,而公诉机关欲求的这种特殊角色是与诉讼基本理念相悖:“任何人不得在涉及自己案件中担任法官。”[4] 当事人无论是代表国家的公诉人还是被告人无不在诉讼中谋求利益最大化,但这种利益最大化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上的根据和法理上支持,特别是这种利益的取得不得有违公平正义原则,否则便是不正当的利益,公诉人如果拥有量刑建议权,基于权力天然的扩张性,就会利用的权力不正当侵犯对方当事人的权力,破坏诉讼公正,而公正是诉讼的永恒生命,所以从保证公正的角度看,公诉人不应享有量刑建议权。
  基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与量刑建议是混杂在一起的,很难把追诉犯罪与量刑建议截然分开,从检察机关的角度看不应把量刑建议看成是一种权力,更不得以反复抗诉的方法达到量刑建议的目的;从法官的看度看应努力超脱于辨控双之外,不受量刑建议的影响,努力保持自身的独产性。
  注释:
  [1]杨诚、单民主编,《中外刑事公诉制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2]杨诚、单民主编,《中外刑事公诉制定》,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191页。
  [3]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328页。
  [4]丹宁勋爵,《家庭的故事》,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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