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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流弊催生刑讯情结

2003年12月06日11:26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内容摘要:刑讯是我国司法民主进程中的顽症,难以在短期内克服。究其原因,几千年的酷吏流弊对其影响是至深的。酷吏流弊主要表现在:漠视人权、曲解法律、擅用刑威等方面。酷吏流弊以一种负面文化的方式对我国司法人员的思维、诉讼理念、人性等方面产生影响,使得刑讯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彻底杜绝。
  关键词   酷吏流弊   擅用刑威   口供至上    

  刑讯逼供被人戏称为我国民主司法进程中的癌症,难以彻底地克服。究其深层原因,几千年的酷吏流弊可以说是催生刑讯产生的主要因素。我国历史上留有骂名的酷吏,汉有张汤、宁成、唐有周兴、来俊臣、索元礼。酷吏流弊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漠视人权、方法残暴:索元礼,胡人也,天性残忍。初,徐敬业兵兴,武后患之,见大臣常切齿,欲因大狱去异己者。元礼揣旨,即上书言急变,召对,擢游击将军,为推使。即洛州牧院为制狱,作铁笼赩囚首,加以楔,至脑裂死。又横木关手足转之,号"晒翅"。或纺囚梁上,缒石于头。讯一囚,穷根柢,相牵联至数百未能讫,衣冠气褫。后数引见赏赐,以张其威,故论杀最多。是时来俊臣、周兴踵而奋,天下谓之"来索"。①来俊臣更是另有创意:俊臣鞫囚,不问轻重皆注醯于鼻,掘地为牢,或寝以匽溺,或绝其粮,囚至啮衣絮以食,大抵非死终不得出。每赦令下,必先杀重囚乃宣诏。又作大枷,各为号: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突地吼,四、著即臣,五、失魂胆,六、实同反,七、反是实,八、死猪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后以铁为冒头,被枷者宛转地上,少迁而绝。凡囚至,先布械于前示囚,莫不震惧,皆自诬服。索元礼、来俊臣主要是靠酷刑来摧残人的肢体,通过控制人的生理达到控制人的心理。使人陷入一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境地,最后取得其所要的各种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囚犯唯一所能做的就是按照酷吏要求进行画供。这就所谓"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二是迎合人主、曲解法律:在酷吏的眼中法律是不稳定的,可以根据需要对法律加以解释和利用,特别是在迎合人主需要时更是随意地曲解法律。有人质问汉代的酷吏杜周作为一个司法的大臣为何只顾迎合主上的需要而不顾法律规定?杜周是这样回答的: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②在赵禹的眼中是无所谓法律不法律的,只要当今主上需要的就是法律,反之当今主上不需要的可以置法律于不顾。这样做的好处可以得到主上喜欢,受到皇帝的器重,最终可以达到一种挟天子以压百官,挟刑威以虐万民。迎合主上的目的是为自己日后持法擅断、残害百姓寻找靠山。为日后曲解法律寻找正当性根据,最终达到一种自己能随意地出入人罪,曲解法律的状态。由于法律规定的刚性和具体案件的个性,也需求法官根据具体案件进行衡平,这在客观为酷吏们曲解法律提供了正当性借口。欲其生则附生义,欲其死则附死比。欲生欲死全在其自由裁量之下,曲解法律的目的无非是唯官、唯内、唯反、唯来、唯货③。为个人目的服务,是用国家权力进行寻租。而公权力在任何朝代都是禁止寻租的,迎合人主的需要就为权力寻租上了保险。
  三是重刑主义、擅用刑威:从秦朝以来就主张"以刑去刑、以杀去杀。"行刑重轻、刑用于将过,刑去事成。宋代制定重法地法,明代朱元璋制《明大诰》三编,都是法外用刑。重刑主义、法外用刑是我国封建法制的一条主线,尽管贞观期间刑罚轻缓,几达刑措,但它不是主流,而重刑的使用离不开酷吏,酷刑借助酷吏才能产生刑威。因为法律制定之后还必须由人来执行,如果司法人员心存善念,就会法外施施仁,慎用酷刑。相反如果执掌司法之人是酷吏,就会曲解法律,法外用刑,那怕是最轻缓的法律在他们手中也会变成虐民的酷刑。也难怪清代沈家本曾言: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法欲善而不能。近世谭嗣同曰:"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由于立法上的重刑主义,加上酷吏扬威。在短时间内使人们对刑法产生一种威不可测的印象,汉代酷吏宁成滥施刑威,以至人们相互传言"宁见乳虎不宁成",武则天时代酷吏来俊臣、索元礼依刑虐民被人们合称为"来索"④,可见人们对酷吏的恐怕程度。秩序有良法之下秩序和恶法这下的秩序,依靠刑威也能维护暂时的秩序,但这种秩序是不长久的,是遭人忌恨的秩序。法律的制定必须反映民意,也就是管仲说"令顺民心"。《汉书酷吏列传》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拾遗。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不过历史证明这种靠刑威树立起来的秩序是不持久的:史载周厉王为了监视人们的言论,靠杀人进行统治,在厉王的高压统治下国人道路以目,但三年以后厉王还是被国人流放。
  四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唐代酷吏来俊臣与其属硃南山、万国俊作《罗织经》一篇,具为支脉纲由,咸有首末,用来指导手下按以从事。⑤南宋名将岳飞也是被秦桧手下酷吏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在酷吏的眼中无所谓证据不证据,没有证据他们可以编造证据;没有证据他们可以用刑讯的方法获得证据。李斯被秦二世下狱后,命赵高审理,赵高诬李斯及其子李由谋反。尽管李斯熟悉秦国的法律,但在其被"旁掠千余"之后,乃"不胜痛,自诬服"。⑥酷吏虽然不在乎证据,但他们做成的法律文书却是滴水不漏,环环紧扣,达到了一种不是真证据但看起来比真证据还真实的效果:来俊臣乃引侯思止、王弘义、郭弘霸、李仁敬、康韦、卫遂忠等,阴啸不逞百辈,使飞语诬蔑公卿,上急变。每擿一事,千里同时辄发,契验不差,时号为"罗织",牒左署曰:"请付来俊臣或侯思止推实必得。"后信之,诏于丽景门别置狱,敕俊臣等颛按事,百不一贷。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谓入者例皆尽也。在有了所谓的证据之后,酷吏们就更可以大胆刑讯,为所欲为。
  以上概括仅是举其要者,实际上酷吏流弊远不止以上四个方面。酷吏流弊的核心在于用刑讯的方法逼取所需的口供,刑讯仅是酷吏流弊衍生或外化出来一种结果和具体行为,刑讯仅是为酷吏们逼取口供、有罪推定服务的。刑讯作为酷吏流弊催生下的结果,之所以成为民主司法进程中的癌症,一是指其源远流长,二是指其仍在流害人间。源远流长是指其影响已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事了,而是影响了国人几千年,想要斩源断流非常困难。流害人间是指其对人们的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日消月蚀的方法进行的。人们是在无意识之中接受其影响,是于润物细无声中对人们心灵和大脑进行洗涤的。由于酷吏流弊作为一种负面文化对人们产生影响的,基于文化心理的相对滞后性。尽果我国法治进程已大步迈进,但刑讯作为酷吏流弊负面文化催生下的结果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这是有其人性上的原因和认识上的原因及客观的司法环境决定的。从人性方面看,负面的刑讯文化能满足人性上对权力的渴求和对别人支配的欲望,因而人们对负面法律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就吸毒的人对毒品的情感一样,具有天然的依附性。从认识上看许多司法人员仍认为刑讯是臭豆腐,闻起来臭但吃起来香,在司法实践中非常管用,它能让不开口的犯罪嫌疑人开口,让不老实的人老实。靠它确实也侦破了一些案件,因而在实践中只要不致人伤残或致人死亡,上级领导也是不愿深究的。从客观环境看,我国司法人员的办案手段总体上看还是比较落后,东西部差距比较大。科技手段和物质装备还不到位,客观上也限制了司法人员的取证能力,科学证据和微观物证用得还比较少。基于以上主客观原因,使得刑讯这种现象难以在短期内消除。酷吏流弊对刑讯的催生主要是通过对司法人员的思维、诉讼理念、人性的影响下实现的。
  一是对司法人员思维的影响:不少司法人员还习惯于先抓人后取证。从客观上看由于我国没有实行司法令状主义,对司法机关特别是对侦察机关的强制措施还缺少制约,对公民权利影响比较大的拘留、逮捕批准在实行上还是比较随意,没有严格地遵守正当程序。从证据排除规则看,我国没有确立毒树之果规则,通过非法口供取得的次级证据在司法实践中是准许使用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排除的也仅是用非法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可见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证据采取的做法是学者称之为弃树食果的做法。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就为司法人员先抓人后取证开了一个口子。从思维上看先抓人后取证是受有罪推定的影响,也就是文革时期专案组所说的"办案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没证据怎么办?后半夜里出成果,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并且这种做法还在全国公安会议上作为经验加以推广,结果是流害全国。我国目前战斗在侦察一线的骨干力量,大多是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维很难避免时代的负面影响。贝卡里亚曾言:法律折磨你,因为你是罪犯;因为你可能是罪犯,所以我想你是罪犯。⑦办案人员习惯于有罪推定,把犯罪嫌疑人都预定为罪犯,加之特权思想严重,对犯罪嫌疑人刑讯就再所难免。先抓人后取证,也是由我国客观国情决定的,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司法机关的物质装备还比较落后,先进科学仪器还不能到位,但案件又不能不破。司法机关一面使用的是落后的技术装备,另一方面要面对日益严重的犯罪态势,这就使得司法人员在客观上仍然依赖靠获得口供这种原始的方法去破案、去维护社会治安。
  二是司法人员还怀有口供至上的情节:口供作为法定证据中的一种,在刑事诉讼中有其重要价值,特别是侦察阶段更具有其独特的价值,真实的口供对处置一些特发事件具有其它证据无法替代的价值。任何否定或轻视口供的做法都是不对的,但也不能把口供看成是证据之王。酷吏流弊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口供至上,过分地迷恋口供,相信从犯罪嫌人口中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资治通鉴》曾言:"狱辞之于囚口为款。款、诚也,言所吐者皆实也"。"断罪必取输服供辞","犯供最关紧要"。《资治通鉴》里所讲的并没有错,但关键是要以正确的方法获得口供,获取的口供一定要坚持口供任意性原则。我国在秦代就主张讯问犯罪嫌人"能书迹其言为上,鞑掠为下,有恐为败"。由于犯罪嫌人通常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基于其切身的诉讼利益,通常是吐不诚。司法人员需要口供而犯罪嫌人又不愿提供口供,两者之间基于诉讼利益的对立性决定了他们在诉讼中的对抗性,对抗的结果要么是一方战胜另一方,要么是一方屈服。司法人员基于口供情结,为了获取所需的口供就会不惜破坏法律,以刑讯的方法逼取获犯罪嫌人的口供。司法人员重视口供的目的是通过口供去获取其它证据,再用其它证据去印证口供。因为按照先抓人后取证的办案模式,司法人员在获取口供之前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只有靠获取口供之后,才能通过口供进一步查找其它证据,达到破案目的。同时也要证明其抓人的做法是正当的,因为法治社会是禁止随意抓人捕人的,要证明其抓人做法是正当的就必需有证据支持,口供则是司法人员的首选证据。由于司法人员不能抛弃口供至上的情结,那么刑讯逼供就再所难免。
  三是对司法人员诉讼理念的影响:忽视权利、滥用权力。凡是喜欢刑讯者,都轻视公民的权利,特别是犯罪嫌人的权利。在杜培武案和孙志刚案,司法人员不仅没有任何的权利意识,甚至连起码的人性都丧失了。"刑讯的痛苦可以增加到这样的地步:它占据了人的整个感觉,给受折磨者留下的唯一自由只是选择眼前摆脱惩罚的最短的捷径,这个时候犯人回答是必然的,就象在火与水的考验中所出现的情况一样"。⑧杜培武案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在刑事诉讼中办案人员是代表国家追诉犯罪的,基于公权力的天然优越性,办案人员往往听不得犯罪嫌疑人的辨解、凡是辨解都会被认为不老实,往往招致其拳脚相加。刑事诉讼的基本任务是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司法人员往往不能把握好这两个方面的平衡,实践的做法是重打击轻保护。表现在刑事诉讼中不把犯罪嫌疑人当人看待,认为自己可以任意处置犯罪嫌人利益,包括其生理上的利益。由于侦察阶段的相对封闭性,缺少外界监督,使得司法人员的侵权行为常常得以成功。由于侦察阶段的封闭性,在权力与权利比较的天平上是绝对地向权力倾斜,权力对权利具有绝对的至上性和压倒性。阿克顿勋爵名言:"凡是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种腐败表现在侦察中就是对人权的贱踏和刑讯的滥用,因为在侦察阶段司法人员与嫌疑人相比是绝对的强者。犯罪嫌疑人不仅生理上受到国家的强制,基于受追诉的地位在心理上也处于侦察人员的抑制之下。基于诉讼利益的对立性和打击犯罪的紧迫性,单靠司法人员的良心救济是很难保证其不侵犯人权的。
  四是对司法人员人性的影响:西方法律界有"法律杀手"一说,意指那些借助法律虐待百姓的人,邪恶一旦披上合法的外衣其危害性就更大,刑讯在本质上是司法人员以合法的形式干非法的行为。乌尔比安曾言"法是一门公平、善良的艺术"。沈家本也言: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法欲善而不能。实现法治,保障人权的关键是执掌法律的人必须有一颗善心,要善待他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酷吏流弊对司法人员的影响是使司法人员的个性变得残暴不仁,性格异化,与人为恶。《汉书·路温舒传》很能从人性的角度说明办案人员何以对犯罪嫌疑人动辄刑讯的原因:今治狱之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治,凡以此者,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死亡极,愉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酷吏在刑讯时是以刻为明,皆欲人死。其刑讯的目的已不再是查明案件真实,追求司法公正,而是为了获公名,这就背离了刑事诉讼追求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目的,说明刑讯已使司法人员的人性发生扭曲。司法人员"想让痛苦成为真相的熔炼炉,似乎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中蕴藏着检验真相的尺度"。⑨刑讯已使司法人员变成"乳虎""苍鹰"⑩"法律杀手"。
  基于刑讯的不人道性和其丑陋性,联合国的《公民权利第三者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3项庚项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或强迫承认犯罪。"《禁止酷刑事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中,不得援引任何确属酷刑逼供作出的证据,但这类陈述可引作对被施酷刑逼供者起诉的证据"。我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也在为消除刑讯作不懈的努力,学者们也提出一些克服刑讯切实可行的办法。诸如:确立毒树之果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制度;律师在场原则;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看守所分离于公安系统;由口供中心向物证中心转化    这些制度应该是可行的,在实践中也具有可操着性。但要彻底消除刑讯,还必需从铲除酷吏的流弊入手,改变司法人员的诉讼理念。要从提高司法人员自身素质入手,对其进行洗脑式的教育。要把制度设计、制度管人和加强司法人员自身修养结合起来,才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①《新唐书酷吏列传》
  ②《汉书酷吏列传》
  ③崔敏  著《中国古代刑与法》新华出版社
  ④《新唐书酷吏列传》
  ⑤《新唐书酷吏列传》
  ⑥《史记李斯传》
  ⑦贝卡里亚  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⑧贝卡里亚  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⑨贝卡里亚  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⑩汉代郅都由于用刑残酷被人们称为“苍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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