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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确立裁判中的听讼理念

2003年11月19日09:06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内容摘要:听讼是一项古老的裁判案件的方式,但在我国由于多种原因使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培育法官的听讼理念有利于实现诉讼价值,公正裁判,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正心存性,虚壹而静,明理善断等内容。要顺畅地提升听讼理念,还必须废除审判委员会这种讨论案件方式。
  关键词:听讼 理念 正心存性 明理善断

  听讼:就是法官在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参加下,认真调动全身的各种感官听取双方的诉争,形成内心确信,并据此裁判案件。听讼作为一种古老的裁判案件方式,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其诉讼模式的构建是以对抗制为基础,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在法庭上争讼,法官居中听讼,根据其亲身对双方当事人的争讼的感知,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然后对案件进行裁判,其听讼历史可追溯到古老的日耳曼王国,由原告提起诉讼,法院不主动追究犯罪和调查证据,而是居中听讼[1]。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就把听讼作为一种审判方式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2]。但听讼这项优秀的法律文化遗产在我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更没有上升为法官裁判案件的一项司法理念。
  影响听讼理念形成的原因:从历史脉络来看:我国自清代沈家本主持修律与世界接轨以来,直到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制定,以及我国解放初期对苏俄法典的模仿,都深受大陆法系国家审判模式的影响。大陆法系审判的主要特点就是国家职权主义,法官代表国家主动追究犯罪人的责任,把打击犯罪放在第一位。法官在法庭上积极主动,因而他不可能在法庭上耐心听取双方当事人的争讼,这就使得“听讼”这种审判方式在我国不可能受到很好的重视。从我国法律制度设置层面来看:我国审判组织形式有独任制、合议制和审判委员会制。并且审判委员会是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讨论作出决定,而且这种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审判委员会对案件裁判的方式是讨论,是不与双方争讼当事人见面的一种讨论,这种讨论与听讼根本不沾边,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并不讨论所有的案件,但审判委员会讨论的都是重大案件。审判委员会在本质上是不听而审,因而很难在审判委员会成员中形成听讼理念,同时审委会又是审判组织中最重要的一种。由于审委会没有形成听讼理念的基础和条件,这种不听讼的负面影响势必会向其它审判组织弥散,使得听讼理念难以在整个法官系统中确立。从审级制度上看:我国审级除了初审外还有上诉审和再审程序以及死刑复核程序,在后面几种审判程序中存在大量书面裁判主义,法官主要是对当事人上诉、申诉材料进行审查,作出裁判,并不是在直接听取双方当事人的争讼之后才作出裁判。即使在初审程序中,由于我国审判中大量存在证人出庭难的现象,普遍以书面证言代替言词证言,使得法官听讼的内容受到很大限制,而这种限制又是因有关法律规定造成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根据。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大量以书面证言代替出庭证言,使得法官听讼的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从价值层面看:公正作为诉讼的首要价值其地位并不稳固,时常会受到其它诉讼价值的冲击,如效率价值。而听讼的要旨就在于耐心,对诉讼效率过分强调不可能使法官有耐心去听讼,何况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强调从重从快严惩犯罪分子,法官为了适应外界环境的要求,他也很难有耐心去听讼,综合以上原因,听讼的理念在我国的裁判中确立就显得非常困难。
  听讼理念的基本内容:听讼理念的形成首先要求法官正心存性,虚壹而静。正心是指法官在听讼之时要本着公正之心,善良之心去听讼。公正之心要求法官在听讼时对双方当事人抱着等距离的平常心态不憎恨一方当事人,也不偏袒一方当事人,而是本着法平如水,触去不直的心态去听讼并进而裁判案件。正心是法官听诉的前提,正心同时要求法官要本着善良之心去听讼,不能曲解法律出入人罪成为法律杀手。因为公正裁判在我们古人看来就是一种善、一种美德。亚里斯多德曾言:法治有两层涵义:一是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遵守,二是人们普遍遵守的法律又是良法。我国古人认为法是去不直,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可以理解为去不善,这是说法始终和善是分不开的,要求听讼之法官要有善心。康熙二十二年曾就秋审下谕“人命事关重大,情有可原,即开生路”。[3]雍正十一年再谕刑部“此内有一线可生之机,尔亦当陈奏。”[4]这些都佐证了善心在听讼中的重要性。虚壹而静是指法官在听讼时要始终把握好心中正义的天平,不让它向任何一方倾斜。法官的心中只有公平、正义和法律,他内心已远离尘世的喧嚣和俗务的烦恼,在法庭他已是正义的化身和法律的守护神。要求法官在听讼时,不要急于了解案情,不要急于下结论,而应有足够的耐性去听取双方当事人的争讼,要恪守不亲近原告又不疏远被告等距离原则,法官所要做仅是把当事人争讼的事实放在自己心中天平上。根据法律规定进行精确地计算。丹宁勋爵主张,“法官在听诉时要让律师尽可能完整地阐明案情,不要粗暴地打断律师的话头,以免影响他的辩护效果。法官要做的只是听取证词”。[5]
  法官在听讼时还必须耳聪目明。因为听讼是法官用全身去感观当事人的讼争并由此去捕捉案件事实和具体细节。通过这种活动去回复案件事实以及当事人的一瞬间的表情变化,而耳和眼是接受外界信息最重要的人体器官,作为法官就必须耳聪目明,他必须用耳朵去听,眼睛去看。他不仅要听当事人争诉的内容而且要捕捉当事人争诉时的语音语调和声音气息,并在此基础凭借多年长期积累的审判经验,去评判当事人陈述真伪,并据此形成心证。我国古代五声听狱讼就主张“观其出言,不直则烦;观其颜色,不直则赧;观其气息,不直则喘;观其听聆,不直则惑;观其眸子,不直则眊。”而对当事人出言、颜色、气息、听聆,眸子的观察都离不开法官的耳聪目明。
  明理善断是听讼法官一项最重要的技能,这项技能是对法官知识能力和多年经验的总结和提升,是法官各自独特成长路径下形成的带有个性化的一种评判模式。明理善断的前提是法官应正心存性和耳聪目明,但具备后两个条件并不必然导致法官能具备明理善断的技能。明理不仅要求法官明法理同时也要求法官明世理,要求法官对世俗人情以及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则都有深切体感和领悟,并且能够融法理于世俗人情,在世俗人情中能看出法律精神,法官真正做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善断是指法官在明理地前提下,创造性地裁判案件,不拘泥于僵硬的法律条文,在法无明文规定,或按法律规定处理时势必会损害诉争双方重大的利益时,法官根据公平正义的基本精神,结合当地风俗人情和道德伦理巧妙地解决棘手案件的一种能力。如古代传奇小说中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乔太守在处理几对扯不清道 不明青年男女婚姻纠纷时,顺水推舟,因势化解,使几对男女本来不甚光彩的行为成为一桩桩美满的姻缘。乔太守对几对男女青年婚姻的匹配组合就是一种明理善断,具备了很高的裁判技巧,特别是乔太守的几句判词很能说明乔太守对青年男女给予终极人文关怀“以美玉配明珠适得其偶,以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乔太守对青年男女终极人文关怀使其成为流芳千古明理善断的法官。
  确立听讼理念的现实意义:确立裁判中的听讼理念,有利于实现诉讼价值。公正裁判是诉讼的永恒话题,也是裁判所追求的最高价值。裁判目的就在于回复被破坏了的公平正义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回复是借助于公正裁判实现的。公正裁判的基础是:裁判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而听讼是发现案件事实的最好的途径,在听讼中法官不积极,不主动,兼听双方当事人的争讼,对任何一方当事人争讼的利益不感兴趣,对其陈述内容也不抱任何陈见和偏见。听讼要求法官有足够耐性,以防止法官过于热心而不够稳重。由于听讼是要求法官抱着平常心去听讼,这样他就不可能被甚嚣尘上的争吵遮住明断的视线,这样就有助于发现案件的客观事实,对案件做出公正的裁判。其次确立裁判的听讼理念是与法官的职业特点相吻合。法官的职业特点是消极、被动、中立,而听讼则是法官职业特点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听讼首先要求法官不应哓哓多言,而应有足够的耐性和谨慎。英国的大法官培根曾言“耐性及慎重听讼是法官的基本功之一,而一名哓哓多言的法官则不是一件和谐的乐器”。[6]耐性是与法官职业的消极性、被动性相吻合的。同时听讼要求法官既听原告又听被告,对原被告争讼的利益没有任何预断和偏见,仅是靠听讼中获得的直接印象进行裁判,这与法官职业的亲历性相吻合。法官不可能亲自去感知案件发生的具体过程,他只能借助于在法庭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最大限度去体验感知案件发生的事实。这有利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听讼要求法官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境中去听取当事人的讼争,这有助于避免法官在不适宜的场所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接触,防止对公正裁判的不当影响。同时法官听讼场境有其剧场化庄严肃穆的效果,有一整套程序仪式贯穿其中,使身历其境的当事人感到法官的权威和法庭的庄严,进而对法官的裁判产生神圣感,有助于司法权威的形成。司法权在我国国家机构中并没有得到凸显,民众没有形成尊重法院裁判权威的法文化心理,因而很有必要通过听讼这种剧场化的审判模式来提升法律的权威,这就要求主持审判的法官对听讼有深刻地了解和认同,进而形成审判中一种自觉的理念。这样才有助于司法权威的提升。
  培植法官的听讼理念:首先要有法律制度上的支撑,从我国法院审判组织机构的设置上看,有独任制、合议制和审判委员会制。而审判委员会制是典型的审者不听,并且审判委员会成员都是由本法院资深法官组成,他们主要是以讨论的方式裁判案件,是与法官的听讼理念彻底相背的。审判委员会的设置不利于听讼理念的培植,因而要培植法官的听讼理念,就必须废除审委会。我国法律当初设置审判委员会的初衷一是考虑到我国不少法院法官素质较低,对案件裁判不能正确的把握;二是从我国发现事实真实的诉讼理念考虑,认为由高素质的审委员会成员讨论案件有助于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目前设置审委会的客观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审判委员会存在已失去了它的客观基础:随着司法考试的推进,法院入门关将会控制得很严,随着我国法学教育的推进,一大批硕士、博士充实到审判人员队伍中去。法官整体素质已大为改观,他们已具备独自处理案件的能力。同时我国的诉讼理念已发生很大变化,已由追求案件客观真实的一元理念向追求案件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二元理念发展。因而废除审判委员会制无论是从队伍建设上看还是诉讼理念上看时机都已成熟。其次要控制书面证言的大量使用,由于我国法律并不禁止书面证言的使用,使得证人不出庭作证成为老大难问题,证人不出庭作证,法官听讼的内容就不全面,不利于对案件正确的裁判。为避免法官的听讼成为无源之水,必须控制书面证言的使用。最后从法官自身的角度看,要加强自我的修养,努力掌握听讼的各项技能,法官不仅要具备听讼知识更应具备经验和能力。知识、经验、能力获得的途径是各不相同,英美国家选拔法官的路径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要成为法官必须具备本科以上文凭,同时通过司法考试,如果具备这两个条件,说明他已具备作为一名法官的知识,其次他还必须从事律师工作或检察官工作满五年以上,并且业绩突出品行良好,然后经过有关机关任命才能成为法官,因为这时他具备诉讼的经验和技能,已具备一名听讼法官的各种条件,社会就应该放心地让他去听讼。
  要保证听讼理念的顺畅的提升,还必须有相应的硬件环境相支撑。首先要保证法官有独立的人格,法官与其他法官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他就是本案最高权威,他的决断应不受任何人干涉,他的裁判结果应得到其他权威机构和人员的尊重。他应有丰厚的薪水,使其能不为五斗米折腰。在职务上应是终身,只要他没有犯法律规定的严重错误,任何人不能剥夺其审判职权,使其能有胆量对当权者说不。
 

  [1]《外国法系精神》郭成伟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03页
  [2]《周礼·秋官·小司寇》
  [3]《大清会典事例》卷四谕
  [4]《清史稿·刑法志》
  [5]《法律的正当程序》[英]丹宁勋爵著 李克强等译 法律出版社 1999年第11版
  [6]《培根论文集》水同天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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