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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诉讼风险”冒风险

2003年11月19日09:04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目前随着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推进,不少地方法院在改革中推行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并且得到一些媒体的大力宣传。
  法院推行诉讼风险告知制度的客观原因是不少当事人欠缺诉讼知识,明知可能败诉的案件仍然进行诉讼。司法人员出于同情当事人,告知具体诉讼中可能存在的败诉风险,并把类似案件的处理提出供当事人参考,当事人在权衡利弊后,往往可能撤回诉讼或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调解结案。其实,这种不断推广的经验与我国司法改革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法律制度规定是相矛盾的。
  一、混淆了律师角色与法官角色的区别。
  从司法实践看,一些标的较大或较重要的案件,当事人往往都会聘请律师为其主张权利,律师的职责就是代表一方当事人为其主张权利,有义务也有责任在接受案件之初就告知当事人诉讼中存在的风险。这一方面是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委托代理人基本义务,另外也有利于减少当事人与委托代理人之间的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否则当事人在花费了相对较大的代理费之后得到的却是一无所获的结果,这是当事人不愿看到的,也是代理人无法向当事人作出解释的。同时,不少地方出现当事人状告代理人的案件,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律师都会把诉讼风险告知其代理人。从知识背景和办案经验看,我国对律师资格的取得规定了比较高的学历条件和执业条件,作为一名合格的律师他应该有能力预见一个案件中所存在的诉讼风险。而由法官告知当事人的诉讼风险,实际是法官抢律师的饭碗。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与我国的审判模式的设置是相悖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诉讼模式是控辩审等腰三角形结构,我国的诉讼模式也基本上向等腰三角形的诉讼模式接近。但居于等腰三角形顶端的法官却突然走下法坛告知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诉讼风险,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诉讼结构的稳定性。法官此时角色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审判角色,而是代理人又是法官,法院判决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
  二、彻底背离了法官角色的消极被动、中立。
  法官职业的基本特点是消极、被动、中立,司法改革不能动摇法官的这种特点,否则难以保证公正裁判。法官审案应实行不告不理,不主动揽案上门服务,也不主动推诿。这种的目的就在于确保法官在审判中处于一种超脱中立的地位,既远离原告又不亲近被告。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良心和司法理念作出公正的判决。而风险告知制度是对法官职业特点的彻底背离,法官主动接近当事人,告知当事人哪些官司能打还是不能打,这时法官已经陷入案件当事人利益之中,他对当事人一方利益已经赞同,已有价值判断和利益取向涉及其中,这时法官尽管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一方当事人的代表,但他的实际做法使其背离了中立这一法官职业特点的基本要求。法官独立不仅是指法官独立于外部环境,不受外界干涉自由地裁判案件,更重要的是法官内心要独立,内心独立的重要标志是对双方当事人争议利益不感兴趣,不同情一方当事人也不偏袒一方当事人。诉讼风险告知行为的本身已经说明法官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产生同情,主动地告知其诉讼中风险,不忍心当事人败诉。这说明法官在情感上已不是独立,并未超脱于双方当事人,这种情感上的不独立势必影响法官对案件的证据采信和对案件结果的裁断。
  三、违背了我国的证据制度规则
  诉讼风险告知制度的前提是法官在开庭前已经穷尽了当事人所掌握的证据,因为只有法官在掌握双方全部证据基础之上,才能对诉讼风险作出准确的预知。虽然我国民事、行政证据规则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刑事诉讼中对此还没有规定),但当事人基于自己的诉讼利益也会故意暂或永久隐藏一些关键的证据,随着诉讼进程的推进,当事人也会提出一些先前已经掌握但并未作为证据使用的一些新证据。另外,当事人在开庭之前提供的证据,不一定都具有证据价值,有的是虚伪不实的证据材料,有的则是真实的。法官在开庭前仅靠这些证据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他对诉讼风险的预知也不一定准确,而是有风险的。如果法官对案件胜败进行错误的判断,并把此结果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据此撤诉,就可能使当事人本可胜诉的案件因为相信法官的告知而不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这对当事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对法官来说也是好心办坏事。法官在开庭前一方面无法占有全部的证据和对证据缺乏质证过程,基于人类认识能力上的缺陷,法官作出错误的告知就是在所难免的。
  四、不利于法官对案件的正确裁判。
  法官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预断,并把自己对案件处理结果提供给案件当事人参考。当事人对法官告知的参考结果,不外乎两种:一是听众法官建议,撤诉,另一种就是拒绝法官建议,那么法官只能开庭审理。但由于法官在开庭审理前法官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已经形成自己的预断,并把这种结果公之于外,在庭审中法官的认知模式就会受到先前思维定势的影响。在法官内心确信中已经预断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与法官预断相反的证据,法官就会认真去比对。相反,他会有意无意地拒绝与其预断相反的证据,采信与其预断相吻合的证据。如果允许风险告知制度,从操作层面上是无法阻断法官预断对以后裁判的影响,这对发现案件真实、正确裁判案件都会产生消极影响。法官心证过程是一个内心 确信的过程,是一个内隐而外人无法感知的过程。尽管我们强调法官心证要公正,判决书要阐明心证的理由,但这同样不能克服法官先前的预断对以后的影响,因为法官预断形成过程就是价值评判形成的过程。法官就会用已形成的价值观去评断证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判决理由,法官也会围绕自己的预断去寻找理由,社会心理学上的“刻板印象”理论也充分印证了法官的预断对其后来裁判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五、不利于对当事人诉讼权利进行保护。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诉权是当事人的一种重要权利。推行诉讼风险告知制度,表面上是重视诉权,实质是对当事人诉权一种变相的限制和剥夺。因告知主体是审理案件的法官,既然主审法官已经告知当事人该 案胜诉可能性极小,当事人坚持起诉无非一是浪费时间,二是浪费金钱。这样当事人本来可以行使诉权,因为法官的告知当事人就不敢行使或不愿行使。如果没有法官的告知,当事人的案件经过立案程序,势必会进入到审判程序之中。如前所述法官的告知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而法官的告知在客观上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使当事人失去了一次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同时由于法官的特殊身份,法官在告知过程中往往会会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对当事人诉权进行干涉,以达到用告知促调解,以调解去结案,这样实际上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也进行了干涉。
  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在一些法院推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客观上,诉讼风险告知制度确实帮助了一少部分无诉讼知识的人,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提高了诉讼效率,使当事人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诉讼。从文化层面上看,我国历史上有主张无讼、和为贵,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使无讼”。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法官更喜欢对当事人分析案件诉讼的利弊得失。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使当事人及早撤诉,以实现减少诉讼的目的。从制度设置上看,我国案件审结方式主要是判决结案和调解结案。以判决结案的方式必须遵守固定的模式,时间长、成本高,以调解方式结果,形式灵活,时间 短,成本小,且当事人双方不伤和气,符合以和为贵的民族心理。法官喜欢风险告知制度的深层原因是不少法院还没有从根本上废除“错案追究”制度(有的以代之以违法审判、差错追究等制度,实质并无大的改变),有的法院甚至把被二审法院改判的案件都定性为错案,办错案法院要下岗“学习”。案件被二审改判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对一些模棱两可的案件,法官为了避免自己 错案,向当事人告知风险对他来讲不失是一条“保险”的途径,所以风险告知就受到了法官们的青睐。

作者李富成的更多文章责任编辑:lu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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