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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供在诉讼中地位的历史性反思

2003年11月19日08:58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内容摘要:口供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定证据中的一种,在不同历史时期证据制度下,口供在诉讼中占据的地位是不同的。从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到自由心证制度下口供地位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我国对口供的态度应该是不轻信口供,但不等于不要口供。
  关 键 词:口供 地位 历史性反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也叫口供。口供在诉讼中的地位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证据制度方面看,按时间顺序大约可以分为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以及我国的实事求是证据制度①。口供在各种证据制度中的地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口供在神示证据制度下受到高度重视,到法定证据时代口供地位达到顶峰被称为证据之王。在自由心证制度下,口供地位大幅度回落,口供的运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我国实事求是证据制度下,对口供的态度是不轻信,我国是重视口供,但对口供的地位和作用是持一种理性的态度。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视角探析口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的特定成因以及今天我国对口供应持一种怎样的态度。
  神示证据制度下:口供笼罩着神的光辉
  在初民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科技水平极不发达,科学之光还没有照亮人类意识。但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犯罪,查禁犯罪、追究犯罪只能借助于神的力量,对神进行宣誓是神示证据制度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被告人如果以神灵的名义起誓自己没有犯罪,那么这种借助于神灵名义口供就具有极大的证明力,法官对此证言可以直接采信。对神宣誓后的口供笼罩于神的光环之中,在奴隶制社会人们对神普遍有一种敬畏心理,认为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处不察,如果被告人敢对神灵发誓他是清白的,这种口供就具有极强的证明力,可以直接否认被告人犯罪。这种情况在公元前20世纪的《苏美尔法典》得到印证"引诱自由民之女离家外出,而女之父母知之者。"则引诱此女之人应对神发誓云,"彼实知之,过应在彼。"勾引自由民之女的被告,只要对神发誓。"女父母实知情,过应在彼"就可以解脱自己的罪名。借助神灵誓言的口供具有强大的可信度,在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同样得到印证。《汉谟拉比法典》第126条规定"倘自由民本未失物,而诬告其邻人,则邻人应对神发誓,检举其并未失物,而此自由民应按其所要求之物,加倍交给邻人。"②被告人只须对神宣誓,其答辩的证明力就可以得到确认,就可以胜诉。被告人胜诉关键之处在于被告人是否敢在神灵面前宣誓,如果敢,其口供的真实性就得到确信。如果不敢其口供就是虚假,法官可直接判其败诉。可见在奴隶制社会,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被神的光辉笼罩着。在神灵前的宣誓具有高度的可信度,它不须证明,可直接采信。因为在当时社会任何人都不敢对神灵撒谎,对神灵撒谎必将受到神的报应,神的报应对人们精神和心理起一种强制作用。神前宣誓口供证明力得到确认,原因一是人们对神普遍存在敬畏,惧怕神灵的报复;二是科学技术极不发达,人们无法借助科学技术手段去查证犯罪;三是在初民社会,民风纯朴、民众心地善良。基于以上独特的历史原因,神前宣誓能起到证明犯罪和否定犯罪的作用。
  法定证据制度下:口供是证据之王
  在神示证据制度下,借助神灵的力量可以查禁犯罪,但神毕竟是虚无缥渺难以捉摸的,随着人心日非尧舜,仅靠神的力量很难约束人们讲真话,同时神示证据是由祭司僧侣把握司法权,这也为世俗的统治者所不满。随着王权的强大和更准确地查禁犯罪需要,一种新的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就应运而生。法定证据制度最主要特点是,法律根据证据的不同形式,预先规定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和判断证据规则,在法定证据制度下,口供被认为是全部证据中最好的证据,是证据之王。口供取得证据之王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法定证据制度下,证据种类大约有口供、物证、书证和证人证言,局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还不可能有鉴定结证等专家证言之类的科学证据。物证尽管客观性强,但它毕竟是哑巴证据,难以自身证明案情,它必须借助其他证据的补强才能对案情加以证明。同时物证又容易被人伪造,容易造成冤假错案。书证尽管是白纸黑字,权利义务关系清楚,但它主要在民事诉讼中起作用,在刑事诉讼中很难有用武之地。证人证言尽管具有较强的证明作用,但封建社会是等级社会,证人的不同身份和地位决定了证言的份量不同,同时我国封建社会诉讼制度还规定"亲亲得相隐匿"。禁止特定身份的人之间相互指证犯罪,因此在刑诉中要获得高质量的证言是非常困难的,而口供与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相比,具有以下优势:被告人通常是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他们对案件发生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真实的口供有助于证明犯罪。《资治通鉴》曾言:"狱辞之于囚口为款,款,诚也。言所吐者皆实也。"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是被追诉对象,一旦被证实其犯罪,必将受到国家刑罚的制裁。因而在一般情况犯罪嫌疑人是钢牙紧咬,坚不吐实。犯罪嫌疑人一旦主动供述,其所陈述的内容极具有真实性。因为人是理性动物,犯罪嫌疑人很清楚口供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二是科学技术水平不发达,难以取得比口供更好的证据来证明犯罪,法定证据制度是纠问式诉讼模式下的一种证据制度,纠问式诉讼的主要特点是法官积极主动代表国家打击犯罪,追诉犯罪。而打击犯罪必须有证据,因而口供备受司法官员的青睐。三是人权意识薄弱,封建社会是等级社会,人与人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犯罪嫌疑人一旦被追诉之后,毫无人权可言,无论是上至丞相还是下至贫民都同样如此。秦朝丞相李斯被赵高诬陷谋反,被"搒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汉代丞相周勃出狱之后对人言"不入监狱,安知狱吏之尊。"四是法律上的要求:封建社会许多朝代明确规定:"断罪必取输服供辞。"③定罪判刑必须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并且这种口供是对有罪供认的口供。基于以上原因,口供取得了崇高的地位,被称为证据之王或证据皇后,并最终形成"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④无供不录案,口供被摆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尽管在法定证据制度下,口供是证据之王,但其名声不甚佳,原因是口供取得通常是伴随着刑讯。
  认罪服法是审判中的一种追求,但犯罪嫌疑人时常并不那么老实:既不认罪又不服法,那么怎样才能取得犯罪嫌疑人的"输服供辞",这样刑讯逼供就在所难免。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鸩曾言"拷问可能适合专制国家,因为凡是能够引起恐怖的任何东西都是专制政体最好的动力。"⑤在法定证据制度中,刑讯是一种取得被告人口供的合法方法。《加罗林纳法典》第3条规定"假如某人被怀疑对他人有损害行为,而嫌疑人被发觉在被害人面前躲躲闪闪,形迹可疑,同时嫌疑犯又可能是犯这类罪的人时,那么就是足以适用刑讯的证据。"我国《唐律》曾明确规定刑讯的方法"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
  尽管拷囚是取得口供一种有效的方法,但以这种方法取得的口供是否还是一种输服供辞?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正如《汉书·路温舒传》中所言"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言,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⑥从功利的角度看,人的本性在于趋乐避苦,所谓"安则乐生,痛则思死。"以刑讯的方法取得口供是在"囚人不胜痛,饰辞以视之。"治狱者因势利导所得的证据,其可信度势必要大打折扣。所以我国古代有识之士一直反对以刑讯的方法逼取口供。"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有恐为败。"⑦早在秦朝时候,司法官员就认识到不用刑讯的方法取得口供为上策,用刑讯的方法取得口供为下策,因为用刑讯取得的口供可能有虚假的成份,可能影响案件的真实裁判。
  总之在法定证据制度下,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的原因有三:一是法律明确规定断罪必取输服供辞;二是科技水平落后,不能用科技手段取得其他有价值的证据,尽管在我国封建社会也出现了《洗冤集录》、《拆狱龟鉴补》等专著,但毕竟数量有限,且未对诉讼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三是对口供的真实性盲目相信,形成口供情结。所谓"狱辞之于囚口为款,款者诚也。"就是证明;四是人权观念淡泊,国家主要任务是查禁犯罪,用刑讯逼取被告人口供的方法是一种快捷有效查禁犯罪方法。《法经》上曾言:"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国家把打击犯罪作为第一要务,忽视人权的保障,在这种诉讼制度下自然会重视口供的作用。
  自由心证制度下:口供从国王沦为庶民
  "被告之供述可否作为被告犯罪之证据,民主法治先进国家之刑事诉讼法大多不作正面规定,此足以表示刑事证据不重视自白,而重视自白以外之证据的物证或科学证据。"⑧在自由心证制度下,证据取舍和证明力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均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形成确信的一种证据制度。自由心证证据制度首先从法律否定口供是证据之王的高高在上地位,每一个证据证明力大小,法律不作预先规定而是由法官根据理性和良心自由裁判。口供和其他证据证明力大小完全由法官自由判断,口供的证据国王、证据皇后地位就被否定了。同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人权观念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而这些观念和思想与法定证据制度下的刑讯逼供,唯口供主义是直接针锋相对的,这样口供的作用在思想层面受到重大的批判。因为口供主义与刑讯逼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刑讯逼供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因而就有必要淡化口供在诉讼中的作用。启蒙思想家曾言,人生而自由,人们组成国家的目的是为让国家更好地保护自己,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让渡,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把生命权、健康权让渡给国家,因而国家在任何时代都无权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看,口供的作用在整个诉讼中的地位有大幅度下降。一些法治先进的国家还规定了沉默权制度和毒树之果规则,从具体制度弱化口供的作用,如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米兰达规则":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选择回答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将被用作对你不利的证据;你有权要求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如果你没有钱雇请律师,将为你指定律师。确立米兰达规则目的是防止警察强迫讯问被告人非法取得口供,使得口供的作用在诉讼中进一步减弱,警察已很难取得有价值的口供,因而也有不少人认为米兰达规则束缚了警察的手脚,不利于打击犯罪。毒树之果主要是指凡是以非法方法取得证据是毒树上的果实,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特别是以刑讯的方法逼取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证据作用。
  从客观方面看,随着科技发展,司法机关能运用高科技手段获得大量的微观证据去证实犯罪,科技为查证犯罪提供了技术支持,DNA技术、核磁供振技术、测谎技术、声纹鉴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在证据方面由痕迹形貌观察向物证组成分析发展,刑事证据检验由常量向微量发展,由原始毒物分析向新陈代谢分析发展。总之,科技发展使得过去难以提供提取,难以发现的证据在诉讼被大量运用,使得司法机关在证据观念方面发生重大的变化,司法机关能够更多地运用口供以外的证据去发现犯罪、证明犯罪、这就使得口供在诉讼中的作用进一步下降。
  口供在我国证据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目前我国司法界对口供大约存在以下两种倾向,一是过分迷恋口供。我国是一个重口供传统的国家,这既有文化层面原因又有现实层面的原因。从文化层面看:我国诉讼文化中"无供不录案,罪从供定","犯罪必取输服供问"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要想短期内改变诉讼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同时这种诉讼文化心理已得司法人员的普遍认可。司法人员认同"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的原因在于一是口供与其得证据相比,提取的方法相对简单,不需要太多的高科技含量就可取得。其次司法人员坚信犯罪嫌疑对自己是否犯罪是最清楚的。如果能从犯罪嫌疑人嘴里获得证据无疑是真实可靠、值得相信的。口供相对于其他证据而言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再次在刑事案件初发阶段,通常没有其他证据可供收集,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通常是比较容易发现。加之,我国司法实践中习惯做法是"先抓人,再破案"。先抓人的目的就是首先获取口供,通过口供再去获得其他证据,最终侦破案件。最后获取口供经济成本小,与获得其他证据相比不须有较大的投入。从诉讼效率的角度看,用口供定案比用其他证据定案具有经济性。同时目前治案形势比较严重,依靠口供,进而获取其他证据去查证罪犯,有利于打击犯罪,提高诉讼效率。
  二是轻视口供,认为在诉讼中口供是可有可无,甚至提出零口供的主张,零口供始作俑者是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推出了《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其主要内容是:"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呈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检察机关视其供述为零,办案人员通过在案的其他证据进行推论,以证明其有罪。"这一《规则》允许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出台零口供的最初目的或许是为了降低口供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抑制刑讯逼供,迫使起诉机关通过口供以外的证据来证明犯罪。零口供出台有利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零口供规则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口供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七种证据中的一种,检察机关将其视为零,无异于取消了一种法定证据,有违法之嫌。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必须讯问被告人,如果实行零口供,那么它也就不必再讯问被告人,这在程序上是否合法?检察机关对行贿受贿案件侦查,如果没有犯罪嫌疑人口供,在实践中几乎办不下去⑨。口供作为法定证据中的一种,它对查证犯罪打击犯罪起重要作用,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的目的与动机的证明,没有口供几乎是很难证明,因而在诉讼中过份迷恋口供不对,但忽视口供在诉讼中所起的应有作用也是不正确的,那么对口供应持一种怎样的态度。
  我国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首先应该承认口供是法定证据中的一种,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不能把它视为零口供,但也不能过份迷恋口供。对口供的正确态度是不轻信,口供所陈述的内容无论是有罪供述,还是无罪辩解,办案人员不能轻信,其陈述内容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之后才能采证。不轻信口供是指对口供的采信首先要持一种慎重的态度,口供与当事人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其所陈述的内容往往真假混杂,如果轻信口供势必会造成冤假错案。不轻信口供是指对没有经过其他证据补强证明的口供不能轻信,如果口供得到了其他证据的补强被证明是可以相信的,当然应该采信。其次口供往往是侦察机关在特定场所特定时间,没有外界监督情况下取得的,难免有侵犯人权的现象发生,口供是在非意志自由情况下陈述,往往容易失真,因而对口供不能轻信。不轻信口供亦不等于不信口供,真实的口供具有其自身的独特的诉讼价值,而且这种价值是其他证据难以企及的,它能够全面真实客观的地揭示案件事实,查证犯罪,保护人民。同案犯的口供还能有助于司法机关迅速阻止其他正在发生的犯罪。不轻信口供也不等于不要口供,口供是我国刑诉法规定七种证据中的一种,不能随意取消它,取消口供无异了浪费了打击犯罪重要资源,通过口供能够获得其它有益的证据,能够更好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同时真实口供也有利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
  注 释:
  ①对我国证据制度如何称谓,学界是有争论的,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参见:崔敏、张文清主编《刑事证据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②转引自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③《清史稿·刑法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14页
  ④胡文炳著《拆狱龟鉴补》·《草供未可全信》篇
  ⑤[法]孟德斯鸩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3页
  ⑥《汉书·路温舒传》第2369-2370页
  ⑦《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45-246页
  ⑧蔡墩铭著《刑事证据法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88年版第53页
  ⑨崔敏著《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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