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加入收藏|加入桌面|网站地图|RSS

东方法眼 [dffyw.com]

 

请选择搜索分类 全站资讯图片下载视频

证人出庭难的现实特点及危害

2003年11月19日08:52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内容摘要:证人出庭作证是世界各国普遍规定证人的主要义务之一,我国证人普遍不愿出庭作证、出庭率低,出庭难既包括一般证人也包括特殊职业的证人。证人不出庭作证,影响了司法公正,阻碍了对客观真实的诉讼价值追求。

  关键词:出庭难的客观现实、特点、危害

  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的基本义务之一,世界各国普通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证人出庭作证有助于司法人员查清案件事实,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正确运用法律。以此来实现刑事诉讼的基本任务之一: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我国刑事诉讼法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义务。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的证人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就说明我国已用基本法的形式规定证人应该出庭作证。但客观现实并不因为有法律规定就会按照法律规制的模式去运行,在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继“执行难”之后的“出庭难”。下面的一组数据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证人出庭难现状
  据上海市黄浦区法院统计表明:证人出庭率仅有5%。江苏省某市法院虽经再三通知,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出庭率不足被通知人数的10%。据福建省检察机关1997年的一份调研报告:由于证人因出庭而支付的费用和人身安全缺乏保障,所以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现象相当普遍,永春县法院审理的100件刑事案件,证人到庭率仅为25%,受贿案件无一证人到庭[1]。据我国一位著名律师辩护的20起刑事案件统计,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4起,占20%,无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16起,占80%[2]。长春市二道河子区人民检察院1997年共起诉刑事案件185起258人,有证人出庭的仅8件,占起诉总数的4.3%。1998年该地区共起诉刑事案件197件277人,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仅11件,约5%[3]。
  证人出庭难特点
  从以上统计数据不难看出,证人不出庭作证具有以下特点:证人出庭率普遍偏低,一般在5%左右,证人出庭难涉及地区广,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地,几乎所有地区都存在证在证人不出庭现象。从案件性质看无论是普通刑事案件还是重大刑事案件,都存在证人不出庭作证现象。从不出庭作证人员的类型来看,不仅普通证人不出庭出证,而具有特殊身份担任一定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很少出庭出证,比如警察在国外通常要出庭作证,接受辩控双方的询问和反询问,但在中国很少有警察出庭出证,这些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出庭出证又对其他普通人不出庭作证起一种效法作用,其结果无论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普通人都不愿出庭作证。证人不出庭是证人拒证的一种具体表现,证人在不同阶段拒证具有不同特点,证人在诉讼过程中接到侦察、检查机关要求作证时通常能到庭作证,但在接到法庭通知却很少到庭作证,证人在法庭审理阶段大量不出庭可谓独具特色。这种现象严重影响法院裁判的终局性,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任何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证据,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七种证据中的一种,证人不出庭作证,严重影响证人证言作用的发挥,对审判的公正性和客观性都产生消极影响。
  证人不出庭危害性
  首先从公正性上看:证人不出庭作证影响了审判处的公正性,不利于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利益的保护,在庭前辩控双方收集的证人证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支持一方的诉讼主张,在没有受到法庭质证之前从法理看是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辩控双方收集证人证言时受诉讼利益的驱动,往往只收集支持本方的证人证言,对有利于对方的证人证言通常是不愿收集,即使收集了,为了保证起诉的成功率或避免加重已方的刑事责任也不愿意在法庭上出示收集到有利对方的证人证言,由于证人大量不出庭,使得言词直接原则难以得到贯彻,势必使得传闻证据在法庭上大量采用,这种情况使得被告人丧失了质问反对自己证人证言的权利。证人不出庭出证,使得被告人质询证人证言无从问起,对被告人是不公平的。而质询反对自己证人,是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之一。这已为联合通过我国政府所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戊目规定:任何刑事被告,在法庭上有权在同等条件下询问对他不利和有利的证人。证人不出庭使被告人的质询权难以实现,不利于对他切身利益的保护。从控方的角度看,如辩方的证人不出庭,对控方也是不公平的,尽管从诉讼地位、证据收集的手段上看,控方强于辩方,对辩方具有优势。但由于辩方律师收集证据能力在不断加强,也可能收集到具有重要诉讼意义的证据。我国没有证据开示制度,一些辩方律师为了确保辩护成功,经常搞突然袭击。在庭审中经常出示一些所谓具有“杀伤力”的书面证言,证人不出庭使得控方不能对书面证言的源头进行质询,这对担任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控诉机关也是不公平的。特别是以下三类案件中证人不出庭作证,严重影响诉讼进程的推进:⑴特别严重案件中控辩证人不出庭作证。⑵各种案件,至少是较为严重的案件中关键证人不出庭。⑶疑难案件,即被告人不服指控,对证词有争议的案件的证人、不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证。
  其次从查明案件事实的方面看,证人不出庭接受双方的质询,不利于发现事实,查明事实,揭示案件的客观真实,使法院的居中裁判的功能难以实现。案件事实必须靠证据来发现来证实,证人证言与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相比,因其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所作出的,因其客观性较强而受到诉讼各方的重视,客观直实是证人证言的生命力所在,尽管从法理看证人证言与其他言词证据相比客观性较强,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影响,证人证言也存在大量不实之处:从客观原因看:证人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他可能因亲情、友情、人情而故意作伪证,也可能被当事人收买而故意作伪证,也可能因害怕打击报复等而故意作伪证。从客观方面看,证人作伪证是有其现实原因,并且这种原因在现实社会中是无法阻断,只有证人出庭,才能发现其证言虚伪不实之处。从主观方面来看,证人证言的形成一般包括感觉、知觉、记忆和表述四个过程。这四个过程中只要一个环节出现错误,即使证人主观上无作伪证和不实陈述的动机,所陈述的内容也会与客观真实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而证人的感觉、知觉、记忆、表述能力是因人而异,受证人的年龄、心智等因素影响较大,同时由刑事案件中的证人在感知案件内容时,往往是异常情境下感知的,心理受到强烈的刺激,感知场境的特殊使得证人的心境大异于平常,因而其感知觉能力与常态下的感知觉能力有巨大的反差,尽管其主观上无不良动机,其陈述内容与客观情况也时常不相吻合,经常出现一些所谓“善良的谎言”。因而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辩控双方交叉讯问之后其真实性才能得到保证。但证人不出庭使得证人证言的真实性难以查证,从证据锁链来看,证明案件的真实性,必须形成证据锁链,要求环环相扣,排除合理怀疑、证人不出庭作证,就不能对其他证据进行印证和补强,使得证据锁链环环相扣的强度和排除合理怀疑可能性的程度得不到验证。我国司法界和理论界都普遍赞成孤证不能定案,证据之间要相互印证,证人不出庭作证使得证据锁链少了一环,证据锁链强度会有所弱化,不利于更加充分地排除合理怀疑,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还是无罪,不利于实现“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
  再次证人不出庭严重影响了我国庭审改革的深度和力度,新刑事的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法院的审判模式已发生重大变化,职权主义成份受到弱化,当事人主义成份得到加强,诉讼的对抗性增强,法官居中裁判。要实现这一点,证人出庭作证是关键,只有在证人出庭以后,通过辩控双方举证质证,主询问、反询问、法官居中审案断案才能实现,证人不出庭使得这一系列操着规范难以运行,严重影响法官心证的当庭形式。诉讼的对抗主要表现在:一方对对方的证据进行反询问,一方对对方提供的证人进行反询问,反询问的内容包括证人证言形成过程、时间、以及客观场境等方面内容,以期从对方证言中找出利已不利人的内容,以支持自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只有双方对抗性加强,法官在庭审中主动调查取证的负担才能减轻,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强度与当事人法庭上对抗程度是成反比,只有当事人对抗起来,法官才能超脱起来。我国庭审制度改革的要点之一就在把辩控双方对抗的积极调动起来,并为双方的对抗性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和具体操作规范,然后才能实现法官居中裁判,做出公正裁判。法官角色的特点是被动、消极、中立,而这些特点的实现取决于两造之间的主动、积极、对立。辩控双方的主动收集证据,提供证据就减轻了法官收集提供证据责任,使其角色符合被动中立特点。辩控双方积极进行询问和反询问,提出对方证言的不合理之处,才能使法官兼听侧明。法官的心证过程应建立在两造之间相互争辩的客观基础之上,理愈辩愈明,没有争辩,没有对抗,事非曲直就难以判断,当两造之间通过争辩而达到明理的过程也就是法官心证形成的过程。两造之间争辩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而证人证言为两造之间争辩的事实提供证据支撑。所谓争辩通常是当事人双方之间,当事人双方与第三人对所陈述事实之间的争辩,证人不出庭使得双方争辩缺少证据支撑,且争辩势必会陷一种胡搅蛮缠的状态。证人出庭后,法官才能坐堂听案,首先听双方争议的焦点,听双方对证人的质问,然后就自己所不清楚的内容再问当事人、问证人,最后在听案,问案的基础上进行断案。而这些环节的实现都取决于证人必须出庭。如果证人不出庭,法官的听案、审案、断案只能建立在书面证言基础之上,使庭审中心主义流于形式,使庭审中心演化为庭后中心,法官判断更多地依赖于庭下阅卷,形成所谓庭下“默读审判”,造成一种新的庭审走过场,使庭审改革彻底失败。而庭下的默读审判是一种不公平的审判,法官的心证过程一方面缺少场境,另一方面也缺少外界监督而导致缺少心证自律过程,使法官的心证形成不是建立在庭上而是建立在庭后阅卷,而庭后阅卷缺少法庭的对抗性,其判决结果不确定性因素大为增加。同时庭后阅卷变相地剥夺了两造和证人之间的一些基本诉权,而这些剥夺是没有任何法律根据。
  最为关键的是庭后阅卷是审阅书面证言,而书面证言是一种静态的证言,是加工和改造过的证言,其准确性和客观性一方面是取决于所记载的内容是否反映客观现实,二是取决于书面证言制着者的文字水平和道德良知。从书面证方的制着过程来看,往往缺少宣誓、保证、申明法律责任这类的场景设施,尽管笔录制作者会向陈述者申明作伪证的法律责任,但陈述通常是很随意的,因制着过程缺少严肃性,其客观真实性就会受到影响。书面证言一方面排除了反对询问的可能性,使该证据难以被交叉询问所检验,真实性得不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它也排除了法官询问原始证人的可能性,即使法官根据以往经验觉得该案可能有错,但他也很难依职权去询问证人、调查取证、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从证言的制着主体动机来看,为了完成破案率,侦控人员在制着证人证言笔录时往往采用一些违法手段,而这些违法手段通常是不会在证人证言笔录中有所反映,而侦查人通常是不出庭作证,使得辩方难以对其进行质询,揭露其证言收集的违法性,与此相关法庭笔录中就会缺少这方面的记载,法官在庭后依靠阅卷就很难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和违法证据的收集。因而证人不出庭造成了书面证言大量运用,同时目前不少法院实行错案追究制,法官仅根据庭上少数当事人的陈述和一些书面证言,很难形成正确的心证,一些关键证人不出庭,即使在庭上形成心证,其心证的质量也难以保证,法官为了减少错案发生,避免因判错案而承担责任,就会把开庭看成走过场,他们更加重视的是庭下阅卷和庭后请示。相反如果证人能够出庭出证,并在法庭上受到辩控双方充分的质证,法官在双方当事人争辩和质证基础上有充分的根据形成心证,做出正确裁判,那么他也会重视开庭过程,因为当庭审证,当庭断案有利于实现诉讼的公正,法官审案也有个办案质量考核问题。所以证人能否出庭已成为制约我国庭审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成为能否提高审判质量的关键。

  [1]、《证人拒证,良策何在》武鼎之——《人民检察》1999第3期第6—10页
  [2]、陈光中主编《依法治国,司法公正》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172页
  [3]、《证人出庭作证,难在何处》载1998年8月22日《检察日报》

作者李富成的更多文章责任编辑:luris
复制链接| 收藏|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