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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悬赏”岂能悬而不赏

2003年11月18日15:53 东方法眼李富成 评论字号:T|T
    不久前,有关报纸报导了沈阳某公安机关为获取犯罪线索,打出悬赏广告,知情人举报后公安机关拒绝给予奖金,知情人愤而把公安机关推向被告席。
    公安机关认为拒绝发给知情人奖金是有法律根据的:刑事诉讼法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义务。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知情举报是每个公民和单位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他们的权利。公安机关是治安保卫机关,它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稳定。通过侦破案件。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稳定,公安机关也间接地维护了知情人的利益:公安机关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知情人从中已经得到回报,故知情人不应向公安机关要求奖金。知情人认为公安机关打出悬赏广告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行为就必须遵循等价有偿的原则,知情人完成了公安机关规定的行为就应得到奖励。更何况知情人为此行为的完成付出一定的劳动,承担相当的风险。公安机关利用知情人提供的线索侦破了案件,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利益:如破案有功人员获得奖金,受到表彰,得到提升,而这些都是知情人所提供的线索带来的,所以知情人有理由获得奖金。公安机关和知情人都是言之凿凿,互不相让。双方的争论涉及到以下方面问题:
    一、刑事悬赏广告是公法上行为还是私法上行为。
    刑事悬赏广告从字面上看它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中心词悬赏广告,二是限字词刑事。它是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为了快速侦破案件,向社会不特定人作出的一种以奖金换取侦查线索的法律行为。从本质上看刑事悬赏广告完全是私法上行为,而不是公法上的行为。
    公安机关是治安保卫机关、它行使的权力是公法上规定的权力。但并不能排除它在侦破过程中某一具体行为具有私法性。诸如公安机关为了调查某一犯罪线索去信向友邻公安机关了解犯罪信息,公安机关寄信,付邮资的行为就完全是种私法上的行为。邮电部门并不因寄信的主体是公安机关而免收其邮资,而刑事悬赏广告就是这种私法行为。悬赏广告的核心是借助利益驱动,向不特的人收集信息,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安机关调查取证,侦破案件一种方式。从法律属性看,它属于私法行为而不是公法上的行为。因为公法上的行为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不管相对人是否同意,它都可以依职权为之,不具有双方的合意性。
    而私法上的行为要么是单独法律行为,要么是合意的法律行为,刑事悬赏广告是一种单独的民事法律行为,它是公安机关独自作出的一种承诺行为。同时也是给自己设定义务的行为:只要行为人提供符合公安机关所要求犯罪信息,公安机关就必须履行给付奖金的义务。公安机关与知情人之间体现的是一种价值交换关系,这就象公安机关寄信一样,只要邮电人员把信寄出,公安机关就必须给付邮费,区别仅在于付邮费与支付奖金的时间不同:一个在行为前,一个在行为后,它们都是私法上的法律行为,体现的是一种债的关系。
    至于刑法八十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报案或举报。以及四十八条规定:任何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义务。并不能否定刑事悬赏广告的私法性。因为这里规定的义务是道德义务法律化,并不具有有强行性,同时在立法上并未对违反此义务作出相应制裁规定。知情人不履行这一义务并不承担任何责任,更何况公安机关在作悬赏广告时,并不确知谁是知情者,如能预知谁是知情者公安机关也不会再做悬赏广告,它可以主动上门寻求知情人的配合。尽管公安机关希图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迫使知情人提供信息,因对象不明而无法实施,由于悬赏广告寻求的知情人是潜在的,不明的对象,公安机关只能迫过悬赏这种形式,请求知情者给予配合,协助完成这一行为。私法行为最显著特征表现在它的利益性和意思自治上。
    从利益性上看:私法上行为的一般具有直接特定的经济利益而公法上行为一般不具有直接的,特定的经济利益。刑事悬赏广告重在一个"赏"字,赏就是金钱或特定的给付。公安机关为了获得犯罪信息自愿承担特定的给付。知情人如果认可这种特定的给付他就会为特定行为,如果认为这种给付太低,他也可以不为特定行为,他这种为与不为是不须征得公安机关同意的,他也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高奖金以后再提供特定的犯罪信息。在这里知情人提供或不提供信息完全取决于对奖金的价值评断。其次从意思自治角度看,私法上行为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意志,公法上的行为更多是体现的国家意志,悬赏广告是公安机关为了获得特定信息而自愿用金钱向不特人求购信息。公安机关可以为这种行为也可以不为这种行为,它可以由地选择。而公法上的行为要么是为,要么是不为。法律要求为的行为就必须为,法律要求不得为就不能为,如果行政职能机关做出与法律规定相反的行为,其后果要么是行为无效要么是行为违法,公法上的为与不为,公安机关是没有选择的余地,在意志上它是不自由的。
    二、悬而不赏有违民法的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一词发韧于西方,罗马法中表述是bona fide,《法国民法典》规定为bonne foi,英美法系中也有good faith 一说,上述各种文字直译都是"善意"。《德国民法典》第157条,《瑞士民法典》第2条都有frne and glauben一词,意为忠诚和相信。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普遍地规定和接受诚信原则,因而诚信原则被称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它规范民事当事人双方的行为,当事人应本着诚信原则进行民事活动。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诚信原则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含有信的因素,法律关系一方应顾及他方的利益,考虑对方对己方有何期待,并使其正当期待不至落空。二是含有诚的因素,包括成人成己,成其事物。三是遵从交易习惯,但不包括不利于对方当事人正当期待之保护的交易习惯。[1]公安机关为破案件,寻找犯罪线索而打出悬赏广告,当事人为获得奖金而提供犯罪信息,双方都应本着诚信原则去行事,知情人提供的信息必须是公安机关所需的信息,同时应是准确、真实的信息。他不能为获取奖金或其它目的而故意虚构或伪造信息。从公安机关方面看只要当事人提供的信息符合悬赏广告中的要求,公安机关就应及时地发给奖金,并给知情人保密,同时做好对知情人及其亲属的安全保卫工作。所以悬而不赏不仅是公安机关失信于民,不利于将来对犯罪分子打击和维护社会稳定,更是直接对民法中诚信原则的冲击,知情人理应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救济。
    三、刑事悬赏广告;是契约行为还是单独的法律行为
    悬赏广告的性质历来有契约说与单独行为说之争,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系由广告人一方意思表示,自愿负担债务以一定行为之完成为其生效条件,一定行为之完成并非对广告而为的承诺,而是债务发生的条件。[2]契约说认为:悬赏广告不是单独的法律行为,而是对不特定人之要约,因此,必须与完成特定行为之承诺相结合,契约始能成立。[3]笔者赞成单独法律行为说:因为单独法律行为说具有以下优点:首先是便于司法操着:把悬赏广告看成单独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是否完成,完成的质量与事先规定的有何差距,是很直观的,凭直觉就能够判断。行为人举证对象比较集中在具体行为上,便于其举证,法官裁判的标准也是:以行为是否完成,完成的质量如何。减少了双方争议的随意性和审判中的不确定性。其次是便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采用单独行为说,当事人不管是否知道有刑事悬赏广告的存在,只要他完成广告所要求的行为,便可主张权利,避免了契约说中承诺要约与承诺不一致性,造成司法操着上的困难和对知情人的合法利益保护上的不力。同时采用单独行为说,只要行为人完成悬赏广告规定之行为,不论其是否有行为能力,他都可以得到奖励,避免了契约说中对行为人的行为能力适格性的要求,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的信誉性,加快了民事的流转过程,缩短了交易时间,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益原则。
    四、在实践中处理悬赏广告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完成悬赏广告行为有数人时,奖金应如何处理。数人完成广告行为,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数人完成行为时间上不一致,原则上只有最初完成者领取报酬权利,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如果允许一个行为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对双方当事人都无利益可言,物的应有价值也得不到实现,在实践中规定只有最早完成者有接受报酬的权利,一方面有利于督促知情者尽早与广告人联系,使广告人的目的得以早日实现。另一方面由于悬赏广告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当事人,如果允许每一个行为人都有权向广告人请求利益,这对他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不利债权债务关系的早日确定和实现。其次是数人同时完成广告所规定的特定行为,每个行为人都有平等的报酬请求权,数人在广告发布人承诺的范围内均分利益。但报酬性质属于不便分割或广告内声明应受报酬者仅为一人时,以抽签决定,特别在利益无法按法定或约定处理时,以抽签决定这是一种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做法,有利于人们心理平衡,减少不必要的矛盾。
    二是刑事悬赏广是否可撤销及其条件。刑事悬赏广告是一种单独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在法定范围内自由形成的,民事主体对单独民事法律行为享有形成权,同时他也享有撤销权,考虑到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民事主体在行使撤销权时,有时间上和方式上的限制,从时间上看,广告发布人行使撤销权只能在指定行为完成之前行使。如果指定的行为已经完成,就形成了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特定的债的请求权已经形成和明确,这时的撤销权已为请求权所替代。广告发布人只能行使抗辩权来对抗行为人的请求权,他可以用行为人完成的行为与指定行为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来抗辩行为人的债的请求权。这时行为人为使请求权得以实现,就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要用证据来证明自己完成的行为与指定行为一致或完全一致,如果行为人做到了这一点,广告发布人的抗辩权就随之消失,他就必须履行广告所承诺给付的义务,否则,行为人可以行使司法救济权。从撤销的方式上看,广告发布人行使撤销的方式必须与发布的方式相一致,广告在什么范围内发布或什么级别媒体上发布,就必须在相应范围和同等级媒体上公布行使撤销权的信息。如果行为人在广告发布人行使撤销权之前已经形成合理的信赖利益,广告发布人必须赔偿因行使撤销权而给行为人的合理信赖利益造成的损失。如果广告发布人已明确抛弃了撤销权,则不得行使撤销权,如广告发布人明确规定广告的有效期间,在此期间内,广告发布人不得行使撤销权,因为广告发布人已抛弃了特定的期间利益,在私法上利益是可以抛弃,只要这种抛弃不违背法律和公序良俗,法律是不会主动干预的。最后,如果从广告性质上看,是不可撤销的,则广告发布人也不得行使撤销权。

注 释:
[1] 史尚宽《债法总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78年版,第319页,320页。
[2] 采用此说以梅仲协《民法要议》93页,史尚宽《债法总论》33页。
[3] 胡长清《民法债篇总论》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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